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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协主席、作曲家傅庚辰曾这样评价刘炽：“他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继聂耳、冼星海之后，最有成就的作曲家之一。”刘炽一生创作了14部歌剧、上千首歌曲、多部器乐曲，以及舞蹈音乐、话剧音乐、广播体操音乐。
在聂耳、冼星海开创的中国新音乐道路上，刘炽行进了60年，他的足迹闪亮着，给人以启示。刘炽总结他的歌为什么受人们欢迎，说了两条，一是爱国情，二是民族音。也就是他创作的根在民族音乐的土壤里，而在乐歌里呈现出人们喜闻乐见的民族风格。这不仅给他的创作以鲜亮的艺术特色，也是他取得高度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
刘炽说：“我是喝民间音乐奶水长大的。”
刘炽的出生地古都西安，可以说是个音乐城，每年夏末秋初，农村的一些民间艺人便进了城，西安四处便回荡起眉户调来。刘炽这个四五岁的娃娃便追逐着眉户音乐奔跑着，一次跑远了，摸不着家了，“哇”地一声哭了。
西安有的是戏园子（剧场），他从小最爱钻戏园子看秦腔。他家附近的山西会馆来了蒲戏戏班，他去看；来了汉剧团，他也去看。“九一八”事变后，11岁的他曾在乾县当过没有枪高的小兵，在那里看了两个月的秦腔。著名演员王文鹏的唱腔他一句一句地学，竟能把当时演出的《劈门卖画》、《五丈原》、《火烧葫芦峪》、《孔明祭灯》等节目的主要唱段全都背下来。
西安有着隋唐燕乐流传下来的支系——古乐，亦称鼓乐。全城的古乐有十七八家，分道、僧、俗三派，常在庆贺丰收或举行乡会、庙会时演奏。9岁那年，刘炽因家道中落而辍学，去三仙庙打扫佛堂。三仙庙有支古乐队，领头的富振中便是西安古乐僧派中的革新派的代表人物，写过十几部类似交响乐的大型古乐。刘炽便跟富振中师傅学习笙、云锣、全部打击乐和佛曲领唱。另外还向乐队中的王六爷学习吹笛子。聪颖和刻苦，竟使刘炽挑起了乐队的大梁。农历6月17日，各路古乐队朝庙拜佛。刘炽担任三仙庙古乐队的笛子领奏和佛曲领唱，而在这音乐的盛会中崭露头角。
刘炽15岁便参加红军去了延安，在红军人民剧社歌舞班里，他跟剧团里面的民间艺人曹洪、刘子云、方宪章学习道情、山西和陕北民歌，学习秧歌。1939年5月他考入延安鲁艺音乐系，成了冼星海的弟子。第一次作曲作业，他竟酿出一曲《陕北情歌》来，那眉户调、秦腔的韵味和陕北民歌的风格新鲜，星海老师在作业上批上个“好！”刘炽受到了很大鼓舞，从此对民间音乐更是情有独钟。然而使他自觉地、理性地把民间音乐作为事业的追求并给他音乐创作道路以很大影响的，还是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的成立。
搜集、整理、研究中国民歌，发展民族音乐，这大抵是延安音乐工作者的共识。许多人都在从事这项工作，如郗天风、吕骥、李丽莲都在研究着绥远民歌。1940年初，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陕甘宁边区的音乐工作者都在努力探索如何继承和发展民族音乐这一新课题，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便应运而生。
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附设在鲁艺音乐研究室内，集中力量工作的正是在音乐研究室工作的五个年轻人：安波、马可、刘炽、关鹤童、张鲁，他们有意于中国民歌的搜集、整理、研究，恰是志同道合。当时他们正在分析研究俄罗斯强力集团五位作曲家的作品及其创作道路，而形成了民歌五人小组。民间音乐研究会的拼音字母为MH，而他们五个人对眉户戏都有浓厚兴趣，于是有被人们称为“眉户五人团”，而在延安小有名气。
延安附近的民歌并不太丰富，刘炽便在山道道上，骑在驴背上记录绥德、米脂脚夫唱的民歌。1942年2月，刘炽与安波、张鲁、关鹤童随“河防将士访问团”去绥德、佳县、吴堡等地去慰问保卫黄河的将士，同时努力搜集民间音乐，经记谱、整理的民歌和民间乐曲就近500首。在米脂，刘炽记录名艺人常毛儿用唢呐吹奏的一曲《凤凤铃》，后来那悲壮的旋律被改编为《哀乐》；在吴堡黄河的渡船上，刘炽与关鹤童记录了老艄公“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的豪迈放歌，以至有了后来的《黄河船夫曲》；在佳县，刘炽采集了山西民歌《捡麦穗》，后来用于歌剧《白毛女》杨白劳的一曲《十里风雪》。1943年秋，刘炽从延安步行300多里到驼耳巷，拜杜兴旺师傅学习道情，尔后有了那一曲《翻身道情》的传世。抗日战争胜利后，挺进东北，刘炽又热情地搜集东北秧歌、二人转和双城皮影戏音乐，特别是后者为歌剧《火》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音乐素材。解放后，在北京听曲艺、学曲艺；去新疆搜集《十二木卡姆》；到江西采集大余采茶戏、赣州民歌、兴国山歌；赴云南，记录花灯戏、少数民族的民歌……他所搜集的民间音乐、戏曲音乐、宗教音乐有3000多首，经他仔细分析整理的就有200首。恰如刘炽所说，“民歌长成了我的肉”。搜集民歌时，他以记谱为辅，以学为主。先学它的血肉，再学它的灵魂，然后记下它的躯壳。记完后，又像牛一样地反刍，经常咀嚼，把营养的东西——血肉、灵魂消化吸收。创作时，则用它的灵魂加以发展，用音乐家的方法、个性去发展它的灵魂，用这样的方法追求作品的“神似”。几十年来，他就是根据这个关于民族民间音乐的理论贯穿并指导自己的创作的。
他的许多作品，特别是一些经典作品为人们提供了很宝贵的经验。
《新疆好》是根据维吾尔族的古歌《花儿的歌》改编的一首歌。《花儿的歌》优美而热情，动笔前，他给自己定了戒律，改编不要伤了原曲最精彩、最感人的旋律，而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先去掉不必要的反复，在曲式方面，使它形成一首很干净利落的歌谣体；（2）删掉所有的小过门（间奏），使它的旋律连接更抒情、优美，而且开朗、豪爽；（3）把第五、六两个乐句变成一个乐句，拿掉歌词，用新疆人高兴时的哼鸣旋律“奈”和“勒”，使它变成感情激动的过渡句，给后面的副歌作桥梁。另外，给它加写了前奏，为它配置伴唱、混声合唱，结尾处把乐句放慢、加强，提高八度，再现副歌末句，终止在高潮。经过改编，《新疆好》以其优美抒情、独具鲜亮的维族情调而为群众爱唱，并得到音乐界好评。去其短，扬其长，保持民歌原有的精神风貌，《新疆好》成为民歌改编的范例。
《翻身道情》是秧歌剧《减租会》中减租减息积极分子农民丙出场唱的一曲古调新声。此曲用古道情和新道情作音乐素材。古道情空旷古朴、苍凉幽怨，新道情昂扬跳跃、热烈兴奋，而经他改编各得其宜，各尽其妙。
新道情的平调大起板新鲜生动，充满朝气和活力，刘炽将它改编，去其繁琐，而写成了干净利落的前奏，渲染出一种热烈的气氛。一开头，“太阳……一出（噢）来……”唱腔中连用了八个“哎咳”，热烈奔放，表现了农民翻身乐观豪迈而又自信的情感。改编过的新平调大起板转入忆苦的段落，便用了古道情的十字调和平调，以深沉忧伤的旋律勾画出旧社会农民苦难的生活图景，与开头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欢乐地歌唱“平分土地”的幸福生活后，用改编过的新道情的大起板第三次出现，“大家要团结闹翻身”，以昂扬的旋律展现了减租减息运动必然胜利的光明前景。
新道情和古道情在刘炽的笔下有机地结合起来，竟是如此浑然天成，这便是《翻身道情》改编的成功之处，也是其最鲜明的特色。在曲体结构上，这首歌采用了戏曲音乐和曲艺音乐的常用手法，即唱段延伸和矛盾推进的方法。这种方法合乎主题变奏和动机开展的结构逻辑，更适合大多数中国人的欣赏习惯和心态，这也是《翻身道情》受人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的祖国》是20世纪中华音乐经典作品，至今传唱不衰，其强大的生命力即源于民间音乐的种子。创作之初，刘炽选择了当时群众最爱唱的10首歌，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个星期，一遍遍地唱着，一遍遍地用笛子吹着，反复揣摩，而从《小放牛》改编的《芦沟问答》中找到了《我的祖国》的种子。原曲开头一句是
，即用这两小节做全曲的种子（动机），变成4/4拍的一个小节。而要让它沿着民族音乐的脉络延伸下去，他即用民族音乐的旋法去发展动机。
在旋律的结构上，运用了犹如中国古典诗歌起、承、转、合的规律。第一句“起”，第二句“承”，第五句“转”，调式上也起了变化，最后便是旋律的“合”。自然流畅，鲜明妥帖。主歌歌词是五句一段，他把第四句不作舒展的乐句处理，而作为插入的过渡句，把结束效果较强的（包括节奏的、旋律的）乐句，放在第五句歌词上，而使歌曲取得了相对对称的艺术效果。如此的旋法贯穿，歌曲则是接近民歌体的音乐，让人们唱起来、听起来都感到亲切情深。
副歌在旋律方面，采用舒畅开阔的长音，在节奏上采用从弱拍起的方法，使下一小节出现长音、强音更有气势。又对主歌出现过的特殊乐句：
这种进行在秦腔的板胡伴奏中经常出现，很有特色，也很迷人。另外还采用了民族音乐的调式转变，如：
又回到了d小调。
秦腔素材的运用，中国民族调式转变的运用，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旋律变化，而使这首歌，特别是A段的无言歌和B段的颂歌更丰满、更多情、更富于民族化的色彩。
刘炽他们的“民歌五人团“曾合作以眉户音乐为基调的民歌联唱《七月里在边区》，刘炽写了第一首《七月里》：
这是典型的眉户音乐的风格，富有乐观、开朗的崭新的意趣，亲切、明快、上口，与合唱的整体风格和谐统一。可他既没有从眉户音乐中寻找种子，也没有直接引用眉户引用的具体乐句，只是用了眉户的5—2调式，却从大量的眉户引用中，抽出它们的音调及旋律的连接规律、曲式结构逻辑，再结合陕北人民的现实生活，重新创作出崭新的歌。
以上几点就是刘炽向民间音乐学习，创作自己作品的大体做法，也是他追求、探索音乐民族化的可贵实践。而实践又提升着他对音乐民族化的理性思考。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艺术（音乐）传统、欣赏习惯、内心情趣，我们应该刻苦地学习它、消化它、掌握它，并在创作中去运用它、发展它，这决不是依赖什么现成的书本能解决的。艺术创作好比种树，只有根深叶茂，才有果实累累。这个根是我们祖国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就是千百年来表现中国人民内心世界、心灵情趣的民间艺术（音乐），而它只能在民族的肥沃的土壤里。一个艺术家要为国增光，只有用有自己民族探索的作品去丰富世界艺术宝库。否则，老是跟在人家后面，热别人的残羹剩饭，怎么行？当然还得借鉴外国优秀艺术家的高度技巧以及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高度技巧，再用上近代、现代的艺术手法、逻辑，努力写出表现我们民族精神的作品来，这才是真正的民族化。民族化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它是需要向前推进的，每一个有志气的艺术家，都应该按照我们的需要，用我们的逻辑去发展它。”①
这段深刻的论述结晶着他艺术的以至人生的感悟，也是对他的作品、他的创作道路极好的诠释。
旋律是音乐的灵魂。刘炽善于捕捉“旋律”，而以出旋律快、出旋律美著称。他的音乐创作很丰富，而他的歌很少有重复之嫌，旋律各呈自我风貌。这就是因为民族民间音乐给了他丰富的养料，于是，便有了艺术之树的五彩缤纷。
刘炽是一个有抱负的作曲家，对于自己，以及新中国的音乐界有着明智的审视。他和那批解放区成长起来的音乐家一直投身人民的火热的斗争，对人民的斗争生活，对民族、民间音乐比较熟悉，有着深厚的旋律基础，而对于和声、配器等作曲技巧掌握得不够。1954年，刘炽获准去中央音乐学院进修。当时苏联专家阿拉波夫给他们讲作品分析。阿拉波夫用“音调”的理论和方法，对欧洲的各大音乐家的作品进行解释分析。刘炽拼命地吸收欧洲音乐的营养，渐渐地补上了那条音乐的瘸腿，并努力把学到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的创作技能。
《荷花舞》的女声独唱《荷花颂》改写成无伴奏的混声合唱，《边疆大合唱》中女声独唱《新疆好》改写成混声四部合唱，民族音便有着和声交响的辉煌。特别是后来写作《上甘岭》电影音乐时，刘炽把从阿拉波夫课上学到的技巧都用了上去，而实现一次巨大的艺术飞跃。1963年元旦在沈阳公演的大型歌剧《阿诗玛》，是一部有着鲜亮民族特色的歌剧。刘炽特别发挥合唱、和声的作曲功能，把民歌发展为管弦乐、交响乐，呈现出雄浑恢弘的大气势。在借鉴西洋歌剧发展民族歌剧的探索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向外国优秀文化学习的过程中，刘炽音乐创作的民族化也便有了更丰富更深厚的内涵。
刘炽的艺术成就更证实了他矢志不移的信念：“世界上凡是有成就的音乐家，无一不是在民族音乐的沃土里吸取营养。”②贝多芬的《田园》、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中的“河边对口曲”，也都是从民歌中吸取营养素材。“离开民族音乐的沃土，艺术之树决不会长青。”③刘炽深情地感谢祖国，感谢人民，“因为是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所创造的民族音乐给了我营养，没有他们，就没有我刘炽，没有他们，就没有人民百唱不厌的‘一条大河’。”④这已是历史的回声，在唱起他那一条大河般的民族音的时候，我们还应记住这艺术的、以至人生的真谛。
①刘炽手稿《〈祖国颂〉创作介绍》，１９８４年２月１８日
②③④刘炽《祖国，我心中的一条大河》，《经济日报》，１９９４年３月２１日
赵征溶 江苏省宝应县教师进修学校高级讲师
（责任编辑 张宁）
在聂耳、冼星海开创的中国新音乐道路上，刘炽行进了60年，他的足迹闪亮着，给人以启示。刘炽总结他的歌为什么受人们欢迎，说了两条，一是爱国情，二是民族音。也就是他创作的根在民族音乐的土壤里，而在乐歌里呈现出人们喜闻乐见的民族风格。这不仅给他的创作以鲜亮的艺术特色，也是他取得高度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
刘炽说：“我是喝民间音乐奶水长大的。”
刘炽的出生地古都西安，可以说是个音乐城，每年夏末秋初，农村的一些民间艺人便进了城，西安四处便回荡起眉户调来。刘炽这个四五岁的娃娃便追逐着眉户音乐奔跑着，一次跑远了，摸不着家了，“哇”地一声哭了。
西安有的是戏园子（剧场），他从小最爱钻戏园子看秦腔。他家附近的山西会馆来了蒲戏戏班，他去看；来了汉剧团，他也去看。“九一八”事变后，11岁的他曾在乾县当过没有枪高的小兵，在那里看了两个月的秦腔。著名演员王文鹏的唱腔他一句一句地学，竟能把当时演出的《劈门卖画》、《五丈原》、《火烧葫芦峪》、《孔明祭灯》等节目的主要唱段全都背下来。
西安有着隋唐燕乐流传下来的支系——古乐，亦称鼓乐。全城的古乐有十七八家，分道、僧、俗三派，常在庆贺丰收或举行乡会、庙会时演奏。9岁那年，刘炽因家道中落而辍学，去三仙庙打扫佛堂。三仙庙有支古乐队，领头的富振中便是西安古乐僧派中的革新派的代表人物，写过十几部类似交响乐的大型古乐。刘炽便跟富振中师傅学习笙、云锣、全部打击乐和佛曲领唱。另外还向乐队中的王六爷学习吹笛子。聪颖和刻苦，竟使刘炽挑起了乐队的大梁。农历6月17日，各路古乐队朝庙拜佛。刘炽担任三仙庙古乐队的笛子领奏和佛曲领唱，而在这音乐的盛会中崭露头角。
刘炽15岁便参加红军去了延安，在红军人民剧社歌舞班里，他跟剧团里面的民间艺人曹洪、刘子云、方宪章学习道情、山西和陕北民歌，学习秧歌。1939年5月他考入延安鲁艺音乐系，成了冼星海的弟子。第一次作曲作业，他竟酿出一曲《陕北情歌》来，那眉户调、秦腔的韵味和陕北民歌的风格新鲜，星海老师在作业上批上个“好！”刘炽受到了很大鼓舞，从此对民间音乐更是情有独钟。然而使他自觉地、理性地把民间音乐作为事业的追求并给他音乐创作道路以很大影响的，还是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的成立。
搜集、整理、研究中国民歌，发展民族音乐，这大抵是延安音乐工作者的共识。许多人都在从事这项工作，如郗天风、吕骥、李丽莲都在研究着绥远民歌。1940年初，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陕甘宁边区的音乐工作者都在努力探索如何继承和发展民族音乐这一新课题，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便应运而生。
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附设在鲁艺音乐研究室内，集中力量工作的正是在音乐研究室工作的五个年轻人：安波、马可、刘炽、关鹤童、张鲁，他们有意于中国民歌的搜集、整理、研究，恰是志同道合。当时他们正在分析研究俄罗斯强力集团五位作曲家的作品及其创作道路，而形成了民歌五人小组。民间音乐研究会的拼音字母为MH，而他们五个人对眉户戏都有浓厚兴趣，于是有被人们称为“眉户五人团”，而在延安小有名气。
延安附近的民歌并不太丰富，刘炽便在山道道上，骑在驴背上记录绥德、米脂脚夫唱的民歌。1942年2月，刘炽与安波、张鲁、关鹤童随“河防将士访问团”去绥德、佳县、吴堡等地去慰问保卫黄河的将士，同时努力搜集民间音乐，经记谱、整理的民歌和民间乐曲就近500首。在米脂，刘炽记录名艺人常毛儿用唢呐吹奏的一曲《凤凤铃》，后来那悲壮的旋律被改编为《哀乐》；在吴堡黄河的渡船上，刘炽与关鹤童记录了老艄公“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的豪迈放歌，以至有了后来的《黄河船夫曲》；在佳县，刘炽采集了山西民歌《捡麦穗》，后来用于歌剧《白毛女》杨白劳的一曲《十里风雪》。1943年秋，刘炽从延安步行300多里到驼耳巷，拜杜兴旺师傅学习道情，尔后有了那一曲《翻身道情》的传世。抗日战争胜利后，挺进东北，刘炽又热情地搜集东北秧歌、二人转和双城皮影戏音乐，特别是后者为歌剧《火》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音乐素材。解放后，在北京听曲艺、学曲艺；去新疆搜集《十二木卡姆》；到江西采集大余采茶戏、赣州民歌、兴国山歌；赴云南，记录花灯戏、少数民族的民歌……他所搜集的民间音乐、戏曲音乐、宗教音乐有3000多首，经他仔细分析整理的就有200首。恰如刘炽所说，“民歌长成了我的肉”。搜集民歌时，他以记谱为辅，以学为主。先学它的血肉，再学它的灵魂，然后记下它的躯壳。记完后，又像牛一样地反刍，经常咀嚼，把营养的东西——血肉、灵魂消化吸收。创作时，则用它的灵魂加以发展，用音乐家的方法、个性去发展它的灵魂，用这样的方法追求作品的“神似”。几十年来，他就是根据这个关于民族民间音乐的理论贯穿并指导自己的创作的。
他的许多作品，特别是一些经典作品为人们提供了很宝贵的经验。
《新疆好》是根据维吾尔族的古歌《花儿的歌》改编的一首歌。《花儿的歌》优美而热情，动笔前，他给自己定了戒律，改编不要伤了原曲最精彩、最感人的旋律，而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先去掉不必要的反复，在曲式方面，使它形成一首很干净利落的歌谣体；（2）删掉所有的小过门（间奏），使它的旋律连接更抒情、优美，而且开朗、豪爽；（3）把第五、六两个乐句变成一个乐句，拿掉歌词，用新疆人高兴时的哼鸣旋律“奈”和“勒”，使它变成感情激动的过渡句，给后面的副歌作桥梁。另外，给它加写了前奏，为它配置伴唱、混声合唱，结尾处把乐句放慢、加强，提高八度，再现副歌末句，终止在高潮。经过改编，《新疆好》以其优美抒情、独具鲜亮的维族情调而为群众爱唱，并得到音乐界好评。去其短，扬其长，保持民歌原有的精神风貌，《新疆好》成为民歌改编的范例。
《翻身道情》是秧歌剧《减租会》中减租减息积极分子农民丙出场唱的一曲古调新声。此曲用古道情和新道情作音乐素材。古道情空旷古朴、苍凉幽怨，新道情昂扬跳跃、热烈兴奋，而经他改编各得其宜，各尽其妙。
新道情的平调大起板新鲜生动，充满朝气和活力，刘炽将它改编，去其繁琐，而写成了干净利落的前奏，渲染出一种热烈的气氛。一开头，“太阳……一出（噢）来……”唱腔中连用了八个“哎咳”，热烈奔放，表现了农民翻身乐观豪迈而又自信的情感。改编过的新平调大起板转入忆苦的段落，便用了古道情的十字调和平调，以深沉忧伤的旋律勾画出旧社会农民苦难的生活图景，与开头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欢乐地歌唱“平分土地”的幸福生活后，用改编过的新道情的大起板第三次出现，“大家要团结闹翻身”，以昂扬的旋律展现了减租减息运动必然胜利的光明前景。
新道情和古道情在刘炽的笔下有机地结合起来，竟是如此浑然天成，这便是《翻身道情》改编的成功之处，也是其最鲜明的特色。在曲体结构上，这首歌采用了戏曲音乐和曲艺音乐的常用手法，即唱段延伸和矛盾推进的方法。这种方法合乎主题变奏和动机开展的结构逻辑，更适合大多数中国人的欣赏习惯和心态，这也是《翻身道情》受人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的祖国》是20世纪中华音乐经典作品，至今传唱不衰，其强大的生命力即源于民间音乐的种子。创作之初，刘炽选择了当时群众最爱唱的10首歌，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个星期，一遍遍地唱着，一遍遍地用笛子吹着，反复揣摩，而从《小放牛》改编的《芦沟问答》中找到了《我的祖国》的种子。原曲开头一句是
，即用这两小节做全曲的种子（动机），变成4/4拍的一个小节。而要让它沿着民族音乐的脉络延伸下去，他即用民族音乐的旋法去发展动机。
在旋律的结构上，运用了犹如中国古典诗歌起、承、转、合的规律。第一句“起”，第二句“承”，第五句“转”，调式上也起了变化，最后便是旋律的“合”。自然流畅，鲜明妥帖。主歌歌词是五句一段，他把第四句不作舒展的乐句处理，而作为插入的过渡句，把结束效果较强的（包括节奏的、旋律的）乐句，放在第五句歌词上，而使歌曲取得了相对对称的艺术效果。如此的旋法贯穿，歌曲则是接近民歌体的音乐，让人们唱起来、听起来都感到亲切情深。
副歌在旋律方面，采用舒畅开阔的长音，在节奏上采用从弱拍起的方法，使下一小节出现长音、强音更有气势。又对主歌出现过的特殊乐句：
这种进行在秦腔的板胡伴奏中经常出现，很有特色，也很迷人。另外还采用了民族音乐的调式转变，如：
又回到了d小调。
秦腔素材的运用，中国民族调式转变的运用，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旋律变化，而使这首歌，特别是A段的无言歌和B段的颂歌更丰满、更多情、更富于民族化的色彩。
刘炽他们的“民歌五人团“曾合作以眉户音乐为基调的民歌联唱《七月里在边区》，刘炽写了第一首《七月里》：
这是典型的眉户音乐的风格，富有乐观、开朗的崭新的意趣，亲切、明快、上口，与合唱的整体风格和谐统一。可他既没有从眉户音乐中寻找种子，也没有直接引用眉户引用的具体乐句，只是用了眉户的5—2调式，却从大量的眉户引用中，抽出它们的音调及旋律的连接规律、曲式结构逻辑，再结合陕北人民的现实生活，重新创作出崭新的歌。
以上几点就是刘炽向民间音乐学习，创作自己作品的大体做法，也是他追求、探索音乐民族化的可贵实践。而实践又提升着他对音乐民族化的理性思考。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艺术（音乐）传统、欣赏习惯、内心情趣，我们应该刻苦地学习它、消化它、掌握它，并在创作中去运用它、发展它，这决不是依赖什么现成的书本能解决的。艺术创作好比种树，只有根深叶茂，才有果实累累。这个根是我们祖国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就是千百年来表现中国人民内心世界、心灵情趣的民间艺术（音乐），而它只能在民族的肥沃的土壤里。一个艺术家要为国增光，只有用有自己民族探索的作品去丰富世界艺术宝库。否则，老是跟在人家后面，热别人的残羹剩饭，怎么行？当然还得借鉴外国优秀艺术家的高度技巧以及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高度技巧，再用上近代、现代的艺术手法、逻辑，努力写出表现我们民族精神的作品来，这才是真正的民族化。民族化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它是需要向前推进的，每一个有志气的艺术家，都应该按照我们的需要，用我们的逻辑去发展它。”①
这段深刻的论述结晶着他艺术的以至人生的感悟，也是对他的作品、他的创作道路极好的诠释。
旋律是音乐的灵魂。刘炽善于捕捉“旋律”，而以出旋律快、出旋律美著称。他的音乐创作很丰富，而他的歌很少有重复之嫌，旋律各呈自我风貌。这就是因为民族民间音乐给了他丰富的养料，于是，便有了艺术之树的五彩缤纷。
刘炽是一个有抱负的作曲家，对于自己，以及新中国的音乐界有着明智的审视。他和那批解放区成长起来的音乐家一直投身人民的火热的斗争，对人民的斗争生活，对民族、民间音乐比较熟悉，有着深厚的旋律基础，而对于和声、配器等作曲技巧掌握得不够。1954年，刘炽获准去中央音乐学院进修。当时苏联专家阿拉波夫给他们讲作品分析。阿拉波夫用“音调”的理论和方法，对欧洲的各大音乐家的作品进行解释分析。刘炽拼命地吸收欧洲音乐的营养，渐渐地补上了那条音乐的瘸腿，并努力把学到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的创作技能。
《荷花舞》的女声独唱《荷花颂》改写成无伴奏的混声合唱，《边疆大合唱》中女声独唱《新疆好》改写成混声四部合唱，民族音便有着和声交响的辉煌。特别是后来写作《上甘岭》电影音乐时，刘炽把从阿拉波夫课上学到的技巧都用了上去，而实现一次巨大的艺术飞跃。1963年元旦在沈阳公演的大型歌剧《阿诗玛》，是一部有着鲜亮民族特色的歌剧。刘炽特别发挥合唱、和声的作曲功能，把民歌发展为管弦乐、交响乐，呈现出雄浑恢弘的大气势。在借鉴西洋歌剧发展民族歌剧的探索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向外国优秀文化学习的过程中，刘炽音乐创作的民族化也便有了更丰富更深厚的内涵。
刘炽的艺术成就更证实了他矢志不移的信念：“世界上凡是有成就的音乐家，无一不是在民族音乐的沃土里吸取营养。”②贝多芬的《田园》、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中的“河边对口曲”，也都是从民歌中吸取营养素材。“离开民族音乐的沃土，艺术之树决不会长青。”③刘炽深情地感谢祖国，感谢人民，“因为是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所创造的民族音乐给了我营养，没有他们，就没有我刘炽，没有他们，就没有人民百唱不厌的‘一条大河’。”④这已是历史的回声，在唱起他那一条大河般的民族音的时候，我们还应记住这艺术的、以至人生的真谛。
①刘炽手稿《〈祖国颂〉创作介绍》，１９８４年２月１８日
②③④刘炽《祖国，我心中的一条大河》，《经济日报》，１９９４年３月２１日
赵征溶 江苏省宝应县教师进修学校高级讲师
（责任编辑 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