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远在我结婚之前，我和外子宾四在一起，常喜欢聊人生。成婚后，我们最初住在九龙钻石山难民区一小楼上。楼有小廊，可以望月可以远眺一线的海景……以后我们迁居九龙郊外沙田半山上……楼居有廊……从楼廊远望，海山苑然，真是令人心旷神怡。我们在此居住八年，每得闲暇常在此廊闲话……当时使我感触最深的，是宾四喜欢引古讽今……有时听得动心，我突然觉得自己在人生的意境上，又迈前了一步。满心的愉快，真不是我这支笔所能形容。”
这是胡美琦在《楼廊闲话》序言中的一段话。
现在已经很少有称丈夫为“外子”的了，她的“外子”宾四，就是国学大师钱穆。两个人相差35岁，上一段文字，是这对老夫少妻三十多年婚姻生活的特写。无论是在香港九龙简陋的寓所，还是在台北的“素书楼”，他们的家都有楼廊。两个人著书讲学之余，经常是一杯热咖啡在手，对坐楼廊，开始古今中外的“闲话”。高山流水，知音就在眼前。那样的幸运与幸福，胡美琦每每回味，都会感动不已。
1990年，中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95岁的钱穆辞世；2012年，82岁的胡美琦在睡梦中安然离开。两个人的楼廊成为历史。然而，正如胡美琦在一副对联中写的：“尘世无常性命终将老去，天道好还人文幸得绵延”。他们的思想、他们深厚真挚的感情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
乱世别离
钱穆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他虽然中学没有毕业，但却凭自学成为大师，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知名学府，有《国学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朱子学提纲》等56本著作，学说影响深远，被誉为一代儒宗。
钱穆生逢乱世，一生颠沛流离。他娶过三位妻子。元配妻子邹氏死于难产。1929年，钱穆续娶苏州闺秀张一贯。张一贯是个了不起的女子，做过小学校长。她和钱穆育有5个儿女。为了丈夫专心学林，她一手操办起家里的大小琐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钱穆跟随任教的西南联大逃难川、滇，准备让妻儿随后跟上。战火蔓延，千里路险。一个女人带着几个稚儿，从北平跋涉到四川实在艰难，她只好带着孩子们回到苏州的娘家。待战事间歇，钱穆悄悄跑回来，将老母接来苏州藕园与儿媳同住。他最初的愿望本是在乡里教书，能换得衣食温饱便好。怎料家人团聚才一年，他又被情势逼迫必须离开。
临走，钱穆告别老母妻小。张一贯告诉孩子们，“他们”知道爸爸了，要他去做官，不走不行。虽然年幼，孩子们亦知道“他们”是指日本人和汉奸。
逃难在大西南的几年中，母亲死了，小女儿出生了，钱穆都无法随侍在侧。钱穆的状况也不好，潦倒度日，胃病缠身。但钱穆在云南蒙自完成了《国史大纲》的写作，这部书不但是近代中国史学界最重要的一部通史著作，而且出版之时正值国难当头。书中所讲述的从国史的学习辨识中寻求抗战救亡之道，从传统文化的演进中汲取民族复兴和国家变革的精神力量，这种坚定自信的文化史观，使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广大的热血青年深受激励与鼓舞。所以《国史大纲》一出版，立刻洛阳纸贵。
抗战胜利后，为了养胃，钱穆回到老家居住，在江南大学任文学院长，终与妻儿团聚。他早先以《先秦诸子系年》、《刘向歆父子年谱》、《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引人注目，又任教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多年，是中国望重一时的学者。但胃病一直是钱穆的宿疾。无论如何名满天下，钱穆始终是一介书生，私人生活全靠夫人张一贯打理。
1949年，钱穆嘱托苏州城防司令照顾家小，只身南下至香港办学。他没有想到，和妻子的这一别竟成了永远。
人生的意外
在香港，钱穆与友人创办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新亚书院。
新亚书院坐落在九龙深水埗桂林街。初期，学校经费由上海商人支持，但维系困难。十个学生有八个都缴不出学费，教授拿不到薪水，校舍简陋，设备缺乏，钱穆只能硬撑。香港天气湿热，他睡在教室的地板上，犯起胃疾，常蜷缩在地上呻吟。
这一年，胡家凤也携全家来到香港。胡曾任国民党江西省主席。他的五女儿胡美琦原本在厦门大学读一年级，接到父亲通知后也赶来香港。
胡家凤是江西世家又是政要，一家人到香港时已别无长物。十多口人个个要吃饭。为了糊口，胡家凤让女儿去当纺织女工，夫妇俩也找了份糊火柴盒的差事。一次宴席中，胡家凤认识了钱穆，两人相谈甚欢，得知钱穆办学，没多久便让胡美琦寄读。1950年，20岁的胡美琦入学新亚书院读书。
在胡美琦眼里，钱先生个子不高，戴眼镜，很文雅，讲课非常生动，一口洪亮的无锡话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他讲民族存亡，讲年轻人的责任，让人热血沸腾。年轻的胡美琦被吸引住了。
此时钱穆已55岁，望之虽严，亲之即温，他的精神面貌给胡美琦留下深刻印象。但胡美琦只在新亚念了一年，便离开香港随父迁往台湾。到了台湾，胡美琦进入台中师范图书馆工读。
1950年冬，钱穆到台北募款，得到3000港元，解了新亚书院燃眉之急。1951年冬，钱穆又到台北，一直待到1952年。他以复兴传统中华文化为己任，积极在台湾推行中华文化。1952年4月16日，钱穆来台演讲，演讲完毕答问之际，讲台前的屋顶突然掉下大水泥块，致使多人受伤。钱穆头部遭到石块重击昏厥，众人将他从石堆中救出，送台北中心医院急救。身受重伤、不便行动且需治疗，钱穆只能赴台中存德巷养病，直到1952年8月才返港。
讲堂塌陷开启了钱穆的另一场人生意外。养病期间，任职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的新亚学生胡美琦每天下班都来照料他，还带来南宋以来的文学小品供他消磨，待到一同晚餐后才离去。周末，胡美琦会陪同钱穆在台中各地散步、旅游，也协助钱穆搜集、研究藏书。钱穆发现胡美琦这个学生跟她的同辈人不一样，对传统文化怀着一颗炽热的心。她良好的教养以及她的单纯天真和无微不至的照料，让患难中的钱穆精神振作。两个人相处四个月，为日后共结连理埋下种子。 胡美琦后来继续学业，进入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育系读书。毕业后，胡美琦觉得自己的国学知识浅薄，于是怀着对学问的追求飞赴香江。
相携钻石山
1954年，胡美琦飞到香港。这一年新亚书院获得美国亚礼学会经济上的支持，经费问题得到很大的缓解，同时学校身份也获得了港府的肯定，校舍得到扩建，在体制上增设了研究所。积极办校的钱穆自奉简朴，创校时栖身在简陋的新亚校舍中，日后搬到贫民区的钻石山，赁屋而居，每天搭巴士到学校上课。
当时，钱穆很难回家乡。好在有胡美琦时常相伴左右。美琦是他的学生，更是他的知己。钻石山外的长堤，两旁都是农田，几间村舍，疏疏落落点缀其间，景色幽静，两个人晚饭后必在此堤上散步闲谈，谈客居的环境，谈历史与人生，常有心心相印之感。
1956年1月30日，钱穆与胡美琦在九龙举办了简朴的婚礼，老夫少妻相差35岁，且是师生恋，外界议论纷纷，这对新人因而格外低调，仅邀新亚同事眷属十余人参加婚礼。
婚后，他们依旧蜗居九龙钻石山。房子很小，客厅兼书室，一房储物，摆上小桌就是饭厅。但生活饶富情趣，夫妇俩每天必携手散步。名作家金庸日后于小说后记中提到，“看到钱穆夫妇婚后幸福生活，实感敬佩”。钱穆自1949年只身来港办学，往来于港台之间，生活不稳定，自此重获家庭温暖，生活走向正轨。他更加专心学术，《先秦诸子系年》由香港大学再版，《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及大学问节本》、《中国学术史论集》也陆续出版。新婚这一年，钱穆为新亚书院争取到美国方面每年两万五千美元的补助，解除新亚的经济危机。注重英语教学与文化的香港大学，也在同年颁给钱穆名誉博士学位。
1967年，胡美琦和钱穆移居台湾。也就在这一年，年过古稀的钱穆彻底与老家妻儿断了音讯。
和钱穆失去联系的张一贯多年来独自支撑起一个家。1978年，张一贯撒手人寰。故去前，她甚至不知钱穆是否还在人世。
同声归美
移居台湾之初，钱穆先租居于台北。当地拨出位于台北外双溪东吴大学旁的土地，准备公款建屋，供钱穆夫妇居住。一栋雅致的别墅式两层楼房、大名鼎鼎的“素书楼”就是这样子来的。“素书楼”之名源于钱穆无锡七房桥五世同堂故居中第二大厅的名称，先人取名来源已不可考。胡美琦说，钱穆年幼患伤寒，又服错药，性命垂危，全赖母亲日夜陪他在故居“素书堂”养病而得痊愈，钱穆为纪念母亲生养之恩，因此命名。“素书楼”不大，兴建时周边是一片荒凉的墓地，杂草丛生。房舍由胡美琦亲自设计，依然有长长的楼廊，“面对溪山，依稀往年沙田景象。又成为我们日常闲话的好所在”。夫妇俩在步道两旁栽上数十株枫树，在房舍后方种上成片的竹子，还栽了四棵松树。
台湾“故宫博物院”特聘钱穆为研究员，不仅让他免为生活发愁，亦得以遍览“四库全书”等重要典籍，安心创作。
钱穆在“素书楼”讲学著述，无有闲暇。讲课时，钱穆不带课本，常常烟斗在手，触类旁通。客厅为讲堂，研究生们坐在钱穆身旁的圆桌边，座无虚席。有人在“素书楼”听课，一听就是二十多年，前后五六代学子同堂，接受国学大师亲炙。《中华文化十二讲》、《孔子与论语》、《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等经典著作都是在“素书楼”完成的。好棋、好箫、好抽烟、好甜食、一心向学的钱穆，在“素书楼”度过一生中最为平静丰富的岁月。
当时胡美琦在文化大学教书，著有《中国教育史》、《阳明教育思想》等书。二十多年后，胡美琦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那段生活：“我们的生活，近似隐居，生活的调剂，主要靠夫妻间的闲话……至今每一回想，仍不免内心产生无限激动。”
为了悉心照料钱穆，胡美琦辞去教职。她做饭理家，亲手为先生缝制唐装，缝制各种舒服的棉布家常褂子和背心，为他当司机，最重要的，是为先生查找资料、翻译文章、誊写稿子……
1977年，钱穆82岁，胃病复发，卧病40天后才下楼走动。此时他双目因青光眼日益严重几近失明，但他仍然笔耕不辍，展纸落笔，自己不能复查，全赖夫人查阅旧籍，引述成文。稿成后，请夫人诵读，口授订正。先后出版了《历史与文化论丛》、《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史》、《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晚学盲言》等著作。
钱门弟子严耕望说：“夫人笃爱情深，加又心向学术，以为维护先生健康，即为学术尽一分神圣责任。故于先生起居饮食，精心照顾，意趣情怀，体贴入微。伉俪情浓，老而弥笃，旧新友生，同声归美。”钱门另一个弟子何泽恒也说：“大凡到过素书楼的人，无不承认钱师母对宾四师的贡献。确切地说，没有师母，便没有宾四师的晚年。”
早在1980年代，钱穆在给家乡的幼女钱辉的信中写道：“你们继母，姓胡名美琦，今年52岁，我们结婚已二十五年，但未有子女。她亦以教读为生……我此数年来，双目失明，但还能写稿，都由你继母先誊正再改定。若非她，我此两年亦不能再写此许多稿。”字里行间，表达了他对夫人的感激之情。
“三十多年的共同生活，使我深知他衷心所愿则学孔子‘学不厌而教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那一种心胸抱负。我逐渐懂得一个学者，不止属于他的家人，也是属于时代，而又不止是现时代，更要属于将来。因此，我从不敢把宾四视为我私有，我想我的使命在如何完成照顾他的责任，使他能有更大的贡献。”胡美琦如此回忆与丈夫的一生。她曾说过她的爱情不浪漫，然而，她对先生始终如一的挚爱，两个人心心相印的深情，堪称爱情婚姻的典范！
永远的楼廊
1986年6月9日，是钱穆告别杏坛的最后一课，结束74年教育生涯。他以《正视历史、胸怀中国》为题，发表告别演说，老学生纷纷回台共襄盛举，曾是新亚书院学生的台大教授逯耀东、曾是北大学生的上将孔令晟、担任过蒋经国私人秘书的宋楚瑜，都赶赴外双溪“素书楼”上课，这一堂课冠盖云集，俞国华特赠一幅“鸿儒硕望”镜屏，以示敬意。钱穆最后给中国青年的赠言是：“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希望后辈不要看轻自己，将自己的文化一笔抹杀。
这位自始至终不愿从政的老式知识分子，晚年遭不公平待遇。由于被指责住着“素书楼”是“侵占国家财产”，1990年5月，已全盲的国学大师黯然迁出居住数十年的“素书楼”，三个月后的1990年8月30日黯然离世。
由于钱穆在世界上的高度影响力，“素书楼”后来修葺一新，变为钱穆纪念馆。钱穆纪念馆对全民开放，以发扬钱穆风范。
斯人已去，空余楼廊。胡美琦悲伤之余，全心投入钱穆全集及丛书的整理、出版工作，成立素书楼文教基金会，并在新亚书院举行了共十一届的中华传统文化研修班。她与钱先生弟子合力将先生著作编纂成全集，又不辞年高辛劳奔走呼吁，力推钱穆遗作整体回到大陆，希望先生心血润泽故园。“宾四晚年最大的心愿，是把他全部著作带回大陆。”胡美琦说。2011年，在她的坚持和协助下，《钱穆全集》在大陆以繁体直排形式出版。
钱穆生前曾说希望晚年能在家乡安度余生，他的侄子钱伟长也曾受政府委托写信邀他回来，但种种原因，没有成行。钱穆去世后，胡美琦几经周折，最后决定将先生安葬在太湖西山湖滨的山坡上，因为这里的景色很像他们当年在香港沙田家中楼廊远眺的景象——背山临湖，从山中放眼远眺，太湖之水静静地从山脚涌过，泛起微波，湖光山色，相映成趣。
1992年1月7日，胡美琦在钱穆的学生辛意云、钱穆生前秘书邵世光的陪同下护送丈夫的灵骨至苏州。9日上午11时，葬礼正式开始。简洁方正的墓碑正中仅刻有“无锡七房桥钱穆先生之墓”11个大字。墓中的随葬品是一包书，有《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论语新解》、《新亚遗铎》等。钱穆一生以读书、教书、著书为业，他写的这些书，陪伴着他，一同长眠于地下。
2012年2 月，承载了胡美琦与先生深厚脱俗之爱的《楼廊闲话》首次在大陆发行，署名“钱胡美琦”。
2012年3月，胡美琦在睡梦中安然离去，享年82岁。香港中文大学在媒体上发出讣闻：“……胡美琦为照顾钱先生，遂辞教职，为钱先生于教育及著述上创下不朽的丰功伟业，厥功至伟。”
这是胡美琦在《楼廊闲话》序言中的一段话。
现在已经很少有称丈夫为“外子”的了，她的“外子”宾四，就是国学大师钱穆。两个人相差35岁，上一段文字，是这对老夫少妻三十多年婚姻生活的特写。无论是在香港九龙简陋的寓所，还是在台北的“素书楼”，他们的家都有楼廊。两个人著书讲学之余，经常是一杯热咖啡在手，对坐楼廊，开始古今中外的“闲话”。高山流水，知音就在眼前。那样的幸运与幸福，胡美琦每每回味，都会感动不已。
1990年，中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95岁的钱穆辞世；2012年，82岁的胡美琦在睡梦中安然离开。两个人的楼廊成为历史。然而，正如胡美琦在一副对联中写的：“尘世无常性命终将老去，天道好还人文幸得绵延”。他们的思想、他们深厚真挚的感情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
乱世别离
钱穆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他虽然中学没有毕业，但却凭自学成为大师，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知名学府，有《国学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朱子学提纲》等56本著作，学说影响深远，被誉为一代儒宗。
钱穆生逢乱世，一生颠沛流离。他娶过三位妻子。元配妻子邹氏死于难产。1929年，钱穆续娶苏州闺秀张一贯。张一贯是个了不起的女子，做过小学校长。她和钱穆育有5个儿女。为了丈夫专心学林，她一手操办起家里的大小琐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钱穆跟随任教的西南联大逃难川、滇，准备让妻儿随后跟上。战火蔓延，千里路险。一个女人带着几个稚儿，从北平跋涉到四川实在艰难，她只好带着孩子们回到苏州的娘家。待战事间歇，钱穆悄悄跑回来，将老母接来苏州藕园与儿媳同住。他最初的愿望本是在乡里教书，能换得衣食温饱便好。怎料家人团聚才一年，他又被情势逼迫必须离开。
临走，钱穆告别老母妻小。张一贯告诉孩子们，“他们”知道爸爸了，要他去做官，不走不行。虽然年幼，孩子们亦知道“他们”是指日本人和汉奸。
逃难在大西南的几年中，母亲死了，小女儿出生了，钱穆都无法随侍在侧。钱穆的状况也不好，潦倒度日，胃病缠身。但钱穆在云南蒙自完成了《国史大纲》的写作，这部书不但是近代中国史学界最重要的一部通史著作，而且出版之时正值国难当头。书中所讲述的从国史的学习辨识中寻求抗战救亡之道，从传统文化的演进中汲取民族复兴和国家变革的精神力量，这种坚定自信的文化史观，使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广大的热血青年深受激励与鼓舞。所以《国史大纲》一出版，立刻洛阳纸贵。
抗战胜利后，为了养胃，钱穆回到老家居住，在江南大学任文学院长，终与妻儿团聚。他早先以《先秦诸子系年》、《刘向歆父子年谱》、《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引人注目，又任教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多年，是中国望重一时的学者。但胃病一直是钱穆的宿疾。无论如何名满天下，钱穆始终是一介书生，私人生活全靠夫人张一贯打理。
1949年，钱穆嘱托苏州城防司令照顾家小，只身南下至香港办学。他没有想到，和妻子的这一别竟成了永远。
人生的意外
在香港，钱穆与友人创办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新亚书院。
新亚书院坐落在九龙深水埗桂林街。初期，学校经费由上海商人支持，但维系困难。十个学生有八个都缴不出学费，教授拿不到薪水，校舍简陋，设备缺乏，钱穆只能硬撑。香港天气湿热，他睡在教室的地板上，犯起胃疾，常蜷缩在地上呻吟。
这一年，胡家凤也携全家来到香港。胡曾任国民党江西省主席。他的五女儿胡美琦原本在厦门大学读一年级，接到父亲通知后也赶来香港。
胡家凤是江西世家又是政要，一家人到香港时已别无长物。十多口人个个要吃饭。为了糊口，胡家凤让女儿去当纺织女工，夫妇俩也找了份糊火柴盒的差事。一次宴席中，胡家凤认识了钱穆，两人相谈甚欢，得知钱穆办学，没多久便让胡美琦寄读。1950年，20岁的胡美琦入学新亚书院读书。
在胡美琦眼里，钱先生个子不高，戴眼镜，很文雅，讲课非常生动，一口洪亮的无锡话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他讲民族存亡，讲年轻人的责任，让人热血沸腾。年轻的胡美琦被吸引住了。
此时钱穆已55岁，望之虽严，亲之即温，他的精神面貌给胡美琦留下深刻印象。但胡美琦只在新亚念了一年，便离开香港随父迁往台湾。到了台湾，胡美琦进入台中师范图书馆工读。
1950年冬，钱穆到台北募款，得到3000港元，解了新亚书院燃眉之急。1951年冬，钱穆又到台北，一直待到1952年。他以复兴传统中华文化为己任，积极在台湾推行中华文化。1952年4月16日，钱穆来台演讲，演讲完毕答问之际，讲台前的屋顶突然掉下大水泥块，致使多人受伤。钱穆头部遭到石块重击昏厥，众人将他从石堆中救出，送台北中心医院急救。身受重伤、不便行动且需治疗，钱穆只能赴台中存德巷养病，直到1952年8月才返港。
讲堂塌陷开启了钱穆的另一场人生意外。养病期间，任职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的新亚学生胡美琦每天下班都来照料他，还带来南宋以来的文学小品供他消磨，待到一同晚餐后才离去。周末，胡美琦会陪同钱穆在台中各地散步、旅游，也协助钱穆搜集、研究藏书。钱穆发现胡美琦这个学生跟她的同辈人不一样，对传统文化怀着一颗炽热的心。她良好的教养以及她的单纯天真和无微不至的照料，让患难中的钱穆精神振作。两个人相处四个月，为日后共结连理埋下种子。 胡美琦后来继续学业，进入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育系读书。毕业后，胡美琦觉得自己的国学知识浅薄，于是怀着对学问的追求飞赴香江。
相携钻石山
1954年，胡美琦飞到香港。这一年新亚书院获得美国亚礼学会经济上的支持，经费问题得到很大的缓解，同时学校身份也获得了港府的肯定，校舍得到扩建，在体制上增设了研究所。积极办校的钱穆自奉简朴，创校时栖身在简陋的新亚校舍中，日后搬到贫民区的钻石山，赁屋而居，每天搭巴士到学校上课。
当时，钱穆很难回家乡。好在有胡美琦时常相伴左右。美琦是他的学生，更是他的知己。钻石山外的长堤，两旁都是农田，几间村舍，疏疏落落点缀其间，景色幽静，两个人晚饭后必在此堤上散步闲谈，谈客居的环境，谈历史与人生，常有心心相印之感。
1956年1月30日，钱穆与胡美琦在九龙举办了简朴的婚礼，老夫少妻相差35岁，且是师生恋，外界议论纷纷，这对新人因而格外低调，仅邀新亚同事眷属十余人参加婚礼。
婚后，他们依旧蜗居九龙钻石山。房子很小，客厅兼书室，一房储物，摆上小桌就是饭厅。但生活饶富情趣，夫妇俩每天必携手散步。名作家金庸日后于小说后记中提到，“看到钱穆夫妇婚后幸福生活，实感敬佩”。钱穆自1949年只身来港办学，往来于港台之间，生活不稳定，自此重获家庭温暖，生活走向正轨。他更加专心学术，《先秦诸子系年》由香港大学再版，《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及大学问节本》、《中国学术史论集》也陆续出版。新婚这一年，钱穆为新亚书院争取到美国方面每年两万五千美元的补助，解除新亚的经济危机。注重英语教学与文化的香港大学，也在同年颁给钱穆名誉博士学位。
1967年，胡美琦和钱穆移居台湾。也就在这一年，年过古稀的钱穆彻底与老家妻儿断了音讯。
和钱穆失去联系的张一贯多年来独自支撑起一个家。1978年，张一贯撒手人寰。故去前，她甚至不知钱穆是否还在人世。
同声归美
移居台湾之初，钱穆先租居于台北。当地拨出位于台北外双溪东吴大学旁的土地，准备公款建屋，供钱穆夫妇居住。一栋雅致的别墅式两层楼房、大名鼎鼎的“素书楼”就是这样子来的。“素书楼”之名源于钱穆无锡七房桥五世同堂故居中第二大厅的名称，先人取名来源已不可考。胡美琦说，钱穆年幼患伤寒，又服错药，性命垂危，全赖母亲日夜陪他在故居“素书堂”养病而得痊愈，钱穆为纪念母亲生养之恩，因此命名。“素书楼”不大，兴建时周边是一片荒凉的墓地，杂草丛生。房舍由胡美琦亲自设计，依然有长长的楼廊，“面对溪山，依稀往年沙田景象。又成为我们日常闲话的好所在”。夫妇俩在步道两旁栽上数十株枫树，在房舍后方种上成片的竹子，还栽了四棵松树。
台湾“故宫博物院”特聘钱穆为研究员，不仅让他免为生活发愁，亦得以遍览“四库全书”等重要典籍，安心创作。
钱穆在“素书楼”讲学著述，无有闲暇。讲课时，钱穆不带课本，常常烟斗在手，触类旁通。客厅为讲堂，研究生们坐在钱穆身旁的圆桌边，座无虚席。有人在“素书楼”听课，一听就是二十多年，前后五六代学子同堂，接受国学大师亲炙。《中华文化十二讲》、《孔子与论语》、《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等经典著作都是在“素书楼”完成的。好棋、好箫、好抽烟、好甜食、一心向学的钱穆，在“素书楼”度过一生中最为平静丰富的岁月。
当时胡美琦在文化大学教书，著有《中国教育史》、《阳明教育思想》等书。二十多年后，胡美琦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那段生活：“我们的生活，近似隐居，生活的调剂，主要靠夫妻间的闲话……至今每一回想，仍不免内心产生无限激动。”
为了悉心照料钱穆，胡美琦辞去教职。她做饭理家，亲手为先生缝制唐装，缝制各种舒服的棉布家常褂子和背心，为他当司机，最重要的，是为先生查找资料、翻译文章、誊写稿子……
1977年，钱穆82岁，胃病复发，卧病40天后才下楼走动。此时他双目因青光眼日益严重几近失明，但他仍然笔耕不辍，展纸落笔，自己不能复查，全赖夫人查阅旧籍，引述成文。稿成后，请夫人诵读，口授订正。先后出版了《历史与文化论丛》、《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史》、《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晚学盲言》等著作。
钱门弟子严耕望说：“夫人笃爱情深，加又心向学术，以为维护先生健康，即为学术尽一分神圣责任。故于先生起居饮食，精心照顾，意趣情怀，体贴入微。伉俪情浓，老而弥笃，旧新友生，同声归美。”钱门另一个弟子何泽恒也说：“大凡到过素书楼的人，无不承认钱师母对宾四师的贡献。确切地说，没有师母，便没有宾四师的晚年。”
早在1980年代，钱穆在给家乡的幼女钱辉的信中写道：“你们继母，姓胡名美琦，今年52岁，我们结婚已二十五年，但未有子女。她亦以教读为生……我此数年来，双目失明，但还能写稿，都由你继母先誊正再改定。若非她，我此两年亦不能再写此许多稿。”字里行间，表达了他对夫人的感激之情。
“三十多年的共同生活，使我深知他衷心所愿则学孔子‘学不厌而教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那一种心胸抱负。我逐渐懂得一个学者，不止属于他的家人，也是属于时代，而又不止是现时代，更要属于将来。因此，我从不敢把宾四视为我私有，我想我的使命在如何完成照顾他的责任，使他能有更大的贡献。”胡美琦如此回忆与丈夫的一生。她曾说过她的爱情不浪漫，然而，她对先生始终如一的挚爱，两个人心心相印的深情，堪称爱情婚姻的典范！
永远的楼廊
1986年6月9日，是钱穆告别杏坛的最后一课，结束74年教育生涯。他以《正视历史、胸怀中国》为题，发表告别演说，老学生纷纷回台共襄盛举，曾是新亚书院学生的台大教授逯耀东、曾是北大学生的上将孔令晟、担任过蒋经国私人秘书的宋楚瑜，都赶赴外双溪“素书楼”上课，这一堂课冠盖云集，俞国华特赠一幅“鸿儒硕望”镜屏，以示敬意。钱穆最后给中国青年的赠言是：“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希望后辈不要看轻自己，将自己的文化一笔抹杀。
这位自始至终不愿从政的老式知识分子，晚年遭不公平待遇。由于被指责住着“素书楼”是“侵占国家财产”，1990年5月，已全盲的国学大师黯然迁出居住数十年的“素书楼”，三个月后的1990年8月30日黯然离世。
由于钱穆在世界上的高度影响力，“素书楼”后来修葺一新，变为钱穆纪念馆。钱穆纪念馆对全民开放，以发扬钱穆风范。
斯人已去，空余楼廊。胡美琦悲伤之余，全心投入钱穆全集及丛书的整理、出版工作，成立素书楼文教基金会，并在新亚书院举行了共十一届的中华传统文化研修班。她与钱先生弟子合力将先生著作编纂成全集，又不辞年高辛劳奔走呼吁，力推钱穆遗作整体回到大陆，希望先生心血润泽故园。“宾四晚年最大的心愿，是把他全部著作带回大陆。”胡美琦说。2011年，在她的坚持和协助下，《钱穆全集》在大陆以繁体直排形式出版。
钱穆生前曾说希望晚年能在家乡安度余生，他的侄子钱伟长也曾受政府委托写信邀他回来，但种种原因，没有成行。钱穆去世后，胡美琦几经周折，最后决定将先生安葬在太湖西山湖滨的山坡上，因为这里的景色很像他们当年在香港沙田家中楼廊远眺的景象——背山临湖，从山中放眼远眺，太湖之水静静地从山脚涌过，泛起微波，湖光山色，相映成趣。
1992年1月7日，胡美琦在钱穆的学生辛意云、钱穆生前秘书邵世光的陪同下护送丈夫的灵骨至苏州。9日上午11时，葬礼正式开始。简洁方正的墓碑正中仅刻有“无锡七房桥钱穆先生之墓”11个大字。墓中的随葬品是一包书，有《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论语新解》、《新亚遗铎》等。钱穆一生以读书、教书、著书为业，他写的这些书，陪伴着他，一同长眠于地下。
2012年2 月，承载了胡美琦与先生深厚脱俗之爱的《楼廊闲话》首次在大陆发行，署名“钱胡美琦”。
2012年3月，胡美琦在睡梦中安然离去，享年82岁。香港中文大学在媒体上发出讣闻：“……胡美琦为照顾钱先生，遂辞教职，为钱先生于教育及著述上创下不朽的丰功伟业，厥功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