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请客吃饭，从来都是一大桌子，热热闹闹——要的是个气氛，仿佛不这样不足以表明主人的热情、好客、慷慨，不足以诠释团圆。这其实除了造成浪费，从健康角度，实在可怕。
　　比如，近些年来，医学研究证实，不少溃疡病、慢性胃炎、胃癌等都与一种细菌感染有关，这种细菌叫幽门螺杆菌，是1983年从慢性活动性胃炎患者的胃黏膜的活检标本中分离出来的，当时在国际消化学界引起轰动。 幽门螺杆菌在慢性胃炎中的检出率可达80%～90%，而在消化性溃疡病患者中更高，可达95%以上。中国人的感染率可高达60%～70%，年龄越大，感染率越高。
　　幽门螺杆菌主要寄生在胃黏膜，在口腔、牙垢甚至唾液中也可检出。当人们共用餐具进餐时，就可能相互传染。欧美人由于习惯分餐制，所以该菌的感染率明显低于中国人。有研究报告称，美国人的感染率只有20%。令人担忧的，还有肺结核、肝病等传染病。真是越想越怕。
　　可大家都不愿意分餐，怕数典忘祖，怕崇洋媚外。许多人认为，只有洋人的西餐才分餐。
　　其实，我们祖先都是分餐的。他们聚宴吃饭，是“跽坐”（跽音记，双膝着地，上身挺直）着，人前各一案摆放饭菜，即便只有两人，也是分案而食。
　　我们现在常说的“筵席”、“一言九鼎”，说的就是那时分餐的场景。周秦时代，人们都是席地而坐，讲究一点的会铺上筵席。筵与席是两个词，“筵长席短，筵大席小，筵铺地下，上放席子”，时间长了，“筵席”二字便合成一个词语。一般是天子五重席，大夫二重席。贵族们还讲究列“鼎”而食，鼎的多少表明主客的身份、筵席的规格和食物的丰盛程度。按照“礼”的规定，“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吃饭时分座位排下来，膝盖高一点的小桌，一人一个，饭一人一份，酒一人一份。
　　民间也是这样。《史记·孟尝君列传》载，孟尝君某日宴请新来投奔的侠士。侍从不小心挡住了灯光，侠士认为一定是自己吃的与孟尝君的不一样，非常愤慨，欲离席而去。孟尝君为说明真相，亲自端起自己的饭菜给侠士看。真相大白后，侠士羞愧难当，拔剑自杀。显然，战国时代的筵席是一人一份的。
　　到了汉代，从出土的汉墓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中，均可见到席地而坐、一人一案的宴饮场景，出土的实物中，也有一张张低矮的小食案。
　　《后汉书·梁鸿传》记载了梁鸿夫妇“举案齐眉”的故事。“案”就是装食物的木制托盘。用餐时，将每份菜肴放于案内，端到客人席前，每人吃自己那一份。梁鸿的妻子孟光将“案”举到齐眉，将食物端给丈夫，以示敬意。当年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了一件云纹漆盘，这件制作精美、色彩鲜艳的器皿最后被专家们认定是汉代贵族高官家庭所用的高档餐具——案，类似于西餐中的托盘。
　　唐代，分餐制开始向合餐演变，其重要原因是由于高桌大椅的出现。西晋王朝灭亡以后，生活在北方的匈奴、鲜卑、羌等少数民族陆续进入中原，先后建立了他们的政权，使得中原地区自殷周以来建立的传统习俗、生活秩序及与之紧密关联的礼仪制度，受到了一次次强烈的冲击。他们的椅凳传入中原，当时叫“胡床”、“胡坐”，餐桌腿椅腿全都变高了，围桌就餐的形式开始普及。
　　在合餐成为潮流之后，分餐方式并未完全革除，在某些场合还偶尔出现。如南唐画家顾闳中的传世名作《韩熙载夜宴图》，所绘韩熙载与其他几个贵族弟子，分坐床上和靠背大椅子上静听琵琶演奏。听者前摆有一高桌，每人面前都有一套餐具和一份完全相同的食物，互不混杂，界限分明。由此，又可以看出分餐的传统并未完全失去。在有些场合，即使表现的是围桌合餐的场面，常常在实质上还有分餐，人们是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边，但各人都有一套餐具和一份食品。有些公用的食品，先需以公用的餐具夹到自己的盘中，才能享用。
　　这种以合餐为名、分餐为实的饮食方式，是古代分餐制向会食制转变过程中的一个必然发展阶段。
　　到了清代，乾隆皇帝几次下江南，沿途宴饮无数。据史料记载，当时除皇帝由于其特殊地位而一人一桌独餐以外，其他随从人员都是围桌合食。这促进了南北饮食文化的融会贯通，满汉全席也在这一时期出现。团团圆圆、热热闹闹的合餐彻底取代分餐。
　　常言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饮食方式也是如此。当PM指数成为热词，多个城市发出雾霾警告，人们自觉地而不是被强制地不放鞭炮了。同样，当饮食方式危害到人们的健康甚至生命，人们自然会重新选择——让分餐成为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