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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教
1986年初我接任北京大学教务长。我过去主要管科研，对管教学没有经验，就请教时任副校长的语言学大师朱德熙先生，问他如何抓教学，要不要抓点教学方法？朱先生给我泼了一瓢冷水：“从来没有听说过大学还要抓教学方法的。教师有学问，自然教得好，你要把教师的学问抓上去！”我仔细想了想，朱先生的话还真有道理：教书首先得有东西可教—学问。
我回想自己任教，研究生毕业后先给高年级（“文革”前五、六年级）学生讲量子电子学专业课，以为给学生介绍科学前沿进展就是职责，课堂上常常做一大堆数学推导，得到自认为合理的结论就结束，学生根本弄不懂物理本质。后来想想，学生之所以不懂，是因我自己没有彻底弄懂，以为只要有了数学结果，自然就得到“真理”，对物理道理却并未深究甚解。“文革”中我教“工农兵学员”基础课，这一套讲法就更吃不开了。经过反复思考，我才领悟到，原来许多看似复杂深奥，似乎只能用数学公式才能说明的科学道理，是可以用简单语言和生动比喻来说清楚、讲明白的。关键是教师要反复琢磨和钻研教学内容，得到透彻深刻的理解，这就是学问。有学问就能“捅破一层窗户纸”，化繁杂为简洁。
我还有一些旁证，说明要学生学得好，首先是教师要有学问。1993年北京大学校庆，化学系1963级毕业生返校团聚。我应邀共进午餐。席间我问：“你们毕业30年，在校六年间哪门功课学得最好，记得最牢？”他们一致说：黄子卿先生的“物理化学”课学得最好。我问：“黄先生教课好在哪里？”他们笑笑说：“我们从来没有听懂过他的课！”我一怔。他们说黄先生学问大，但上课的口音和条理都不大好懂。他有一本讲义写得非常好（该讲义后来作为教材出版了），我们就反复啃讲义，不懂的地方互相讨论，看参考书，因为自己花了许多功夫所以懂得深，记得牢。他们还说：“物理化学都没有学懂，还算什么读化学的！”后来，我的这段话还得到了印证。复旦大学李大潜院士曾说，他在复旦大学念了五年数学，就是陈建功先生的“实变函数”学得最好。陈先生教课用绍兴话，讲得又精炼简洁，十分难懂；而油印讲义刻蜡纸多有错误，先要花很多时间去改正印刷错误，才能反复消化理解。但这样却反而学得深，记得牢，还锻炼了自己的学习信心和毅力[1]。
以上这些话不是绝对的，要看对什么样的学生而言；更不能说教学方法越差，学生反而收获越大。黄子卿和陈建功先生的教学所以成功，首先是因为他们学问好，学术造诣高，在学生中有魅力，深受佩服和仰慕；而课程内容又是重要知识，当年学生迫切要求学习，认为先生所教的内容是非学好不可的。要是换了一批不爱学习的学生，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这件事还使我懂得了：讲课内容能让学生全部当堂听懂的不一定是好教师，还要给学生留一些问题和悬念，能激发他们课后不断深入自主钻研的才算是好教师。
肯教
20世纪末，我曾在拉萨访问过一位20世纪90年代初志愿去西藏教书的北京大学毕业生。他毕业时我曾与他座谈给过鼓励，到了那里却听说他表现不理想。我们叙谈后，才知道他热情来西藏，却对当地学生不爱学习无能为力，使他情绪低落，讲课没有劲。这种情况是：学生不爱学习，教师有力使不上，就不肯使了，自然就教不好。
现在更多的情况是：教师任务重，提职称、升待遇，都要有科研项目、经费、论文等。教师忙于这些，没有时间备课，有时甚至因参加科研会议忘了通知学生而旷课。这样敷衍塞责对待教学，不肯教，效果自然不佳。
对于这些情况，我们只能要求做教师的要对学生有爱心，对他们的前途负责，去激励他们的学习热情和兴趣；还要对教育、对国家民族有事业心，实现中国梦，关键靠人才。
但是把教学责任全放在教师身上也不是绝对的。1904年春，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首任“总监督”（相当于校长，此前首长是“管学大臣”，相当于教育部长兼京师大学堂总管）张亨嘉上任时对学生的训词是短短的14个字：“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实质内容就“为国求学，努力自爱”八个字。前四字说明大学学习主要目的不是为学生自己，而是为国家民族，这是中西大学办学宗旨的根本区别。后四字则说明大学与中小学学习的原则差异：中小学生是未成年人，是在家长和社会强制下受教育的；大学生基本上是成年人，具备了自己行为对个人和社会负责任的能力，受教育是自觉自愿的。高校提供受教育者以各种教育教学的配置、设施和条件，对此不满意学生可以提出意见，要求改善，但学生能否适当而充分地享用，学得好不好，则是自己的事，学校可以不负责任。
当下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浪潮中，一些大学生是被“裹挟”进来的，他们本来就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意愿。对于他们，学校原则上可以采取上面的态度。但是从对年轻人的爱心和为国家培养更多有用人才出发，高校还是应当尽量采取得力措施，来启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一定情况下，帮助学生做适当的再选择或淘汰不是“不肯教”的表现，反而是“因材施教”的一种措施。我们不能像“文革”中那样，用“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的口号来勉强使所有学生“过关”。实际上，让不愿学习者浑浑噩噩地占据着大学课堂，是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滥用和浪费，是对好学而无法享用这种资源的人的一种不公平。
我们来看看我国高教史上一些卓有成效的“名师出高徒”的故事[2]。叶企孙先生是中国物理学界元老，他1926年受命组建清华大学物理系，到1937年清华南迁时已在国内名列前茅。他招生一年不超过14人，认为大于此数就掌握不了学生情况。他规定一年级学生物理成绩低于70分者，就不能继续在物理系学习。陈新民是1931年高考“状元”，入学一年后，叶先生认为他学化学会更有出息，就让他转到化学系，后来果然在化学上很有成就，是新中国第一批学部委员。这种淘汰和再次选择往往使物理系毕业人数远少于14人。还有另一类再选择。1931年以文科高分进入清华历史系的钱伟长，看到日本人侵占了东北，决心不再学历史而要学能制造飞机大炮的物理学，但他的理科成绩很差。由于他转系要求坚决，物理系决定给他试读，一年后他的数理成绩超过70分，正式成为物理系学生，后来在力学上成就辉煌。钱学森高分考取清华留美预备生，专业为铁道机械。叶企孙对他说，中国不缺铁道机械人才，你成绩很好，应该学新的航空事业。钱学森说，他没有学过空气动力学，怕学航空基础不够，叶企孙就让他在清华补习一年空气动力学后再出国。钱学森听取了这个建议，后来成为航空航天事业大师。李政道上叶先生的电磁学课，却在读更深奥的书，叶企孙就不让他听课，要他通过自学考试，但一定要做实验。李政道照着做了，成绩显著。我们看到，这样的“高徒”，教师不但“肯教”，而且首先是爱才、识才、惜才，真正做到因材施教，甚至通过“不教”来发挥学生个体优势、特长和潜能，成为更出色人才。现在大学里班级人数太多，生师比过高，教师难以细致了解学生，落实因材施教。我们应该通过小班教学、课堂讨论、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等办法，尽可能将教师“肯教”的爱心发挥到极致，出更多优秀人才。 会教
“会教”是说教师要晓得“教什么？”“怎么教？”
教什么？似乎很好回答：教课程内容。这只答对了一小半。更重要的是：“教学教学，施教为学；教学教学，所教是学！”[3]因为随着社会科技经济的日新月异，任何课程的具体内容是要过时的，而如果人有良好的学习态度和很强的学习能力，他就能用自主学习来应付万般变化而立足于社会。陈寅恪先生在近一个世纪前就曾劝告过当时热衷于“实用职业”的人：时过境迁，“实用”会变得最不实用的。所以，练就学习的态度与能力，是基础的基础，是比各门课程的具体知识更重要的。因此在我们教学中，让学生学好各门课程的具体内容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将学具体知识作为一种学习载体，通过这种载体去练就形而上的学习态度和能力。所以教学是为学生能自主学习而教，教的主要要求是使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态度和能力。一个人学得的具体知识可能忘掉，但态度和能力却会终身留下。
学习态度包括：对未知事物的强烈好奇和旺盛的求知欲，浓厚的学习兴趣与要求，虚心向人求教的态度和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等。学习能力涵盖：自主获取知识的自我发展能力，这里还包括人际沟通交流、利用各类媒体获取信息，养成多思、质疑和正确思维的习惯，以及发现问题与提出问题等。这些都是创新的基础。
这种态度和能力是不能通过教师的灌输、说教和劝谕来获得的。这样，我们在教学中就要遵守两条原则或信条。
一是学生所掌握、能运用的知识是他们自己构建的。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只能提供学习的材料和构件，从知识片断到知识系统要靠学生自己来构建。学生在“构建”过程中需要依靠学习的兴趣、态度和意志，经过反复咀嚼琢磨、质疑思索，这样还可锻炼学习的信心和毅力。西南联大在这么艰苦条件下培养了大量杰出人才，就是环境和“刚毅坚卓”的校风感染和熏陶出来的。反思上面说到的黄子卿和陈建功先生的故事，也可领悟到这一点。
二是学生的能力来自他们的亲身实践。所以教学要通过作业、实验、实习、实训等手段让学生亲身参与实践。在这些实践环节中教师手把手地训练学生基本功，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逐渐养成正确的行为习惯。
需要指出，实践并非只是指学校教学计划中所规定的那些教学活动。学校应该向学生提供课内外，包括学生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等各种实践的机会和条件，使学生能通过这些活动发展个性，发扬优势，发掘潜力，使英雄有用武之地，从而陶冶出创新精神和能力。
至于到底怎么教？还是孟子说的：“教亦多术矣。”教学是一门艺术，教无定法。即使在学校规定了基本教学组织和方式的前提下，方法还可以五花八门，风格更是各不相同。这里的影响因素有：学生情况不同，教师性格与造诣各异，还有社会环境、风尚等。我曾经比较过二十几位北京大学教学名师，他们的风格各式各样，有的甚至完全相反，却都能收到美好效果。不过万变不离其宗，有一条是要恪守的，这也是后来朱德熙先生补充说的：“要为学生着想。”
如果对“怎么教”还要增加些内容，可以举出以下几点：
要启发学生学习兴趣。兴趣是创新的源泉，它只能激励引导，不能强求。激励方法当然因人而异，但硬性灌输，要学生死记硬背，必然适得其反，使学生对学习倒胃口。
鼓励学生多读书、深读书。与国外名校相比，我国大学生读书不多、思考不深是通病。这严重影响提高教学质量和创新能力。可以采用写读书心得、讨论等方式来改进。
激发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不敢和不善提问题是中国学生的弱点。李政道先生说得好：“求学问，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造就提问风气是教师的责任。
打造课内外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氛围。一所好的大学，学生从同学间交流获得的东西往往比从教师那里获得的还多。这是一种常规。学校教学，绝不能只限于教学计划规定的教学活动。通过各种课内外活动，学生不仅可以增长知识，提升智商，而且可以锻炼意志，增加情商，提高表达交流、互助合作、协调组织、管理领导的能力。
当今信息化时代，学生获取知识的手段和渠道大为扩展，这势必会对学生获取知识的方式和方法带来革命性的变革。我们应该积极创造条件，采用先进的信息化手段来改善和促进教学。然而，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要用自己的大脑消化思索来构建，个人能力要靠亲身实践来锤炼这两条规律不会变。人是有感情的，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碰撞、相互讨论、激烈争辩是产生灵感火花、创新思维的重要源泉。因此，利用信息手段的网上交流、线上互动不能完全代替人际的直接交往，它们只能作为有力的辅助和补充手段。这种手段的运用要帮助与促进、而不能妨碍人的思考。
当下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大问题是：在社会不良风气影响下，学校不敢对学生严格要求。一些舆论还把我国大学毕业生创新不足的原因归结为高等教育过于强调基础。其实，三基 （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基本技能）、三严（严肃、严格、严谨）和三高（高起点、高标准、高要求）是创新的必要前提。当前我们要严厉打击的正是那种漠视科学规范、丧失道德底线的学术不端事件。教育的根本目标在于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我国教育的一大弊端恰恰就是过于一律，因材施教十分欠缺，以致难以发现和实现学生的个性特长、优势和潜能。在这方面，学校采取帮助学生进行再次选择，甚至淘汰，不能不说是一种合理的措施。人是各不相同的，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人。要是人人都能各展其才、各尽其才，怎么会没有创新，社会也必然会是一个创新型社会。
总结起来说，要实现“有教、肯教、会教”，还需要教师做到四个“真”：真情、真知、真信、真行。这就是教师要真正关心爱护学生，对学生宽严有度，对所教的内容有透彻的钻研与理解，确信自己所教的是科学真理，能言行一致，说到做到。正如北京师范大学校训所说的，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教师做到能为学生做表率，获得学生的信任和崇敬，就会呈现出教学的魅力。
参考文献：
[1]李大潜.漫谈大学数学教学的目标与方法[J].中国大学教学，2009，（1）：7-10.
[2]王义遒.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叶企孙经验的启示 [J].高等理科教育，2008， （6）.收入 王义遒.大学科学教育 改革与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01-112.
[3]王义遒.教学教学[J].北京大学校刊，1994.收入王义遒.湖边琐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23-124.
[4]根据2013年11月2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北京地区高等院校教学督导工作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原常务副校长 ）
[责任编辑：李艺英]
1986年初我接任北京大学教务长。我过去主要管科研，对管教学没有经验，就请教时任副校长的语言学大师朱德熙先生，问他如何抓教学，要不要抓点教学方法？朱先生给我泼了一瓢冷水：“从来没有听说过大学还要抓教学方法的。教师有学问，自然教得好，你要把教师的学问抓上去！”我仔细想了想，朱先生的话还真有道理：教书首先得有东西可教—学问。
我回想自己任教，研究生毕业后先给高年级（“文革”前五、六年级）学生讲量子电子学专业课，以为给学生介绍科学前沿进展就是职责，课堂上常常做一大堆数学推导，得到自认为合理的结论就结束，学生根本弄不懂物理本质。后来想想，学生之所以不懂，是因我自己没有彻底弄懂，以为只要有了数学结果，自然就得到“真理”，对物理道理却并未深究甚解。“文革”中我教“工农兵学员”基础课，这一套讲法就更吃不开了。经过反复思考，我才领悟到，原来许多看似复杂深奥，似乎只能用数学公式才能说明的科学道理，是可以用简单语言和生动比喻来说清楚、讲明白的。关键是教师要反复琢磨和钻研教学内容，得到透彻深刻的理解，这就是学问。有学问就能“捅破一层窗户纸”，化繁杂为简洁。
我还有一些旁证，说明要学生学得好，首先是教师要有学问。1993年北京大学校庆，化学系1963级毕业生返校团聚。我应邀共进午餐。席间我问：“你们毕业30年，在校六年间哪门功课学得最好，记得最牢？”他们一致说：黄子卿先生的“物理化学”课学得最好。我问：“黄先生教课好在哪里？”他们笑笑说：“我们从来没有听懂过他的课！”我一怔。他们说黄先生学问大，但上课的口音和条理都不大好懂。他有一本讲义写得非常好（该讲义后来作为教材出版了），我们就反复啃讲义，不懂的地方互相讨论，看参考书，因为自己花了许多功夫所以懂得深，记得牢。他们还说：“物理化学都没有学懂，还算什么读化学的！”后来，我的这段话还得到了印证。复旦大学李大潜院士曾说，他在复旦大学念了五年数学，就是陈建功先生的“实变函数”学得最好。陈先生教课用绍兴话，讲得又精炼简洁，十分难懂；而油印讲义刻蜡纸多有错误，先要花很多时间去改正印刷错误，才能反复消化理解。但这样却反而学得深，记得牢，还锻炼了自己的学习信心和毅力[1]。
以上这些话不是绝对的，要看对什么样的学生而言；更不能说教学方法越差，学生反而收获越大。黄子卿和陈建功先生的教学所以成功，首先是因为他们学问好，学术造诣高，在学生中有魅力，深受佩服和仰慕；而课程内容又是重要知识，当年学生迫切要求学习，认为先生所教的内容是非学好不可的。要是换了一批不爱学习的学生，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这件事还使我懂得了：讲课内容能让学生全部当堂听懂的不一定是好教师，还要给学生留一些问题和悬念，能激发他们课后不断深入自主钻研的才算是好教师。
肯教
20世纪末，我曾在拉萨访问过一位20世纪90年代初志愿去西藏教书的北京大学毕业生。他毕业时我曾与他座谈给过鼓励，到了那里却听说他表现不理想。我们叙谈后，才知道他热情来西藏，却对当地学生不爱学习无能为力，使他情绪低落，讲课没有劲。这种情况是：学生不爱学习，教师有力使不上，就不肯使了，自然就教不好。
现在更多的情况是：教师任务重，提职称、升待遇，都要有科研项目、经费、论文等。教师忙于这些，没有时间备课，有时甚至因参加科研会议忘了通知学生而旷课。这样敷衍塞责对待教学，不肯教，效果自然不佳。
对于这些情况，我们只能要求做教师的要对学生有爱心，对他们的前途负责，去激励他们的学习热情和兴趣；还要对教育、对国家民族有事业心，实现中国梦，关键靠人才。
但是把教学责任全放在教师身上也不是绝对的。1904年春，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首任“总监督”（相当于校长，此前首长是“管学大臣”，相当于教育部长兼京师大学堂总管）张亨嘉上任时对学生的训词是短短的14个字：“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实质内容就“为国求学，努力自爱”八个字。前四字说明大学学习主要目的不是为学生自己，而是为国家民族，这是中西大学办学宗旨的根本区别。后四字则说明大学与中小学学习的原则差异：中小学生是未成年人，是在家长和社会强制下受教育的；大学生基本上是成年人，具备了自己行为对个人和社会负责任的能力，受教育是自觉自愿的。高校提供受教育者以各种教育教学的配置、设施和条件，对此不满意学生可以提出意见，要求改善，但学生能否适当而充分地享用，学得好不好，则是自己的事，学校可以不负责任。
当下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浪潮中，一些大学生是被“裹挟”进来的，他们本来就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意愿。对于他们，学校原则上可以采取上面的态度。但是从对年轻人的爱心和为国家培养更多有用人才出发，高校还是应当尽量采取得力措施，来启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一定情况下，帮助学生做适当的再选择或淘汰不是“不肯教”的表现，反而是“因材施教”的一种措施。我们不能像“文革”中那样，用“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的口号来勉强使所有学生“过关”。实际上，让不愿学习者浑浑噩噩地占据着大学课堂，是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滥用和浪费，是对好学而无法享用这种资源的人的一种不公平。
我们来看看我国高教史上一些卓有成效的“名师出高徒”的故事[2]。叶企孙先生是中国物理学界元老，他1926年受命组建清华大学物理系，到1937年清华南迁时已在国内名列前茅。他招生一年不超过14人，认为大于此数就掌握不了学生情况。他规定一年级学生物理成绩低于70分者，就不能继续在物理系学习。陈新民是1931年高考“状元”，入学一年后，叶先生认为他学化学会更有出息，就让他转到化学系，后来果然在化学上很有成就，是新中国第一批学部委员。这种淘汰和再次选择往往使物理系毕业人数远少于14人。还有另一类再选择。1931年以文科高分进入清华历史系的钱伟长，看到日本人侵占了东北，决心不再学历史而要学能制造飞机大炮的物理学，但他的理科成绩很差。由于他转系要求坚决，物理系决定给他试读，一年后他的数理成绩超过70分，正式成为物理系学生，后来在力学上成就辉煌。钱学森高分考取清华留美预备生，专业为铁道机械。叶企孙对他说，中国不缺铁道机械人才，你成绩很好，应该学新的航空事业。钱学森说，他没有学过空气动力学，怕学航空基础不够，叶企孙就让他在清华补习一年空气动力学后再出国。钱学森听取了这个建议，后来成为航空航天事业大师。李政道上叶先生的电磁学课，却在读更深奥的书，叶企孙就不让他听课，要他通过自学考试，但一定要做实验。李政道照着做了，成绩显著。我们看到，这样的“高徒”，教师不但“肯教”，而且首先是爱才、识才、惜才，真正做到因材施教，甚至通过“不教”来发挥学生个体优势、特长和潜能，成为更出色人才。现在大学里班级人数太多，生师比过高，教师难以细致了解学生，落实因材施教。我们应该通过小班教学、课堂讨论、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等办法，尽可能将教师“肯教”的爱心发挥到极致，出更多优秀人才。 会教
“会教”是说教师要晓得“教什么？”“怎么教？”
教什么？似乎很好回答：教课程内容。这只答对了一小半。更重要的是：“教学教学，施教为学；教学教学，所教是学！”[3]因为随着社会科技经济的日新月异，任何课程的具体内容是要过时的，而如果人有良好的学习态度和很强的学习能力，他就能用自主学习来应付万般变化而立足于社会。陈寅恪先生在近一个世纪前就曾劝告过当时热衷于“实用职业”的人：时过境迁，“实用”会变得最不实用的。所以，练就学习的态度与能力，是基础的基础，是比各门课程的具体知识更重要的。因此在我们教学中，让学生学好各门课程的具体内容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将学具体知识作为一种学习载体，通过这种载体去练就形而上的学习态度和能力。所以教学是为学生能自主学习而教，教的主要要求是使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态度和能力。一个人学得的具体知识可能忘掉，但态度和能力却会终身留下。
学习态度包括：对未知事物的强烈好奇和旺盛的求知欲，浓厚的学习兴趣与要求，虚心向人求教的态度和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等。学习能力涵盖：自主获取知识的自我发展能力，这里还包括人际沟通交流、利用各类媒体获取信息，养成多思、质疑和正确思维的习惯，以及发现问题与提出问题等。这些都是创新的基础。
这种态度和能力是不能通过教师的灌输、说教和劝谕来获得的。这样，我们在教学中就要遵守两条原则或信条。
一是学生所掌握、能运用的知识是他们自己构建的。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只能提供学习的材料和构件，从知识片断到知识系统要靠学生自己来构建。学生在“构建”过程中需要依靠学习的兴趣、态度和意志，经过反复咀嚼琢磨、质疑思索，这样还可锻炼学习的信心和毅力。西南联大在这么艰苦条件下培养了大量杰出人才，就是环境和“刚毅坚卓”的校风感染和熏陶出来的。反思上面说到的黄子卿和陈建功先生的故事，也可领悟到这一点。
二是学生的能力来自他们的亲身实践。所以教学要通过作业、实验、实习、实训等手段让学生亲身参与实践。在这些实践环节中教师手把手地训练学生基本功，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逐渐养成正确的行为习惯。
需要指出，实践并非只是指学校教学计划中所规定的那些教学活动。学校应该向学生提供课内外，包括学生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等各种实践的机会和条件，使学生能通过这些活动发展个性，发扬优势，发掘潜力，使英雄有用武之地，从而陶冶出创新精神和能力。
至于到底怎么教？还是孟子说的：“教亦多术矣。”教学是一门艺术，教无定法。即使在学校规定了基本教学组织和方式的前提下，方法还可以五花八门，风格更是各不相同。这里的影响因素有：学生情况不同，教师性格与造诣各异，还有社会环境、风尚等。我曾经比较过二十几位北京大学教学名师，他们的风格各式各样，有的甚至完全相反，却都能收到美好效果。不过万变不离其宗，有一条是要恪守的，这也是后来朱德熙先生补充说的：“要为学生着想。”
如果对“怎么教”还要增加些内容，可以举出以下几点：
要启发学生学习兴趣。兴趣是创新的源泉，它只能激励引导，不能强求。激励方法当然因人而异，但硬性灌输，要学生死记硬背，必然适得其反，使学生对学习倒胃口。
鼓励学生多读书、深读书。与国外名校相比，我国大学生读书不多、思考不深是通病。这严重影响提高教学质量和创新能力。可以采用写读书心得、讨论等方式来改进。
激发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不敢和不善提问题是中国学生的弱点。李政道先生说得好：“求学问，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造就提问风气是教师的责任。
打造课内外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氛围。一所好的大学，学生从同学间交流获得的东西往往比从教师那里获得的还多。这是一种常规。学校教学，绝不能只限于教学计划规定的教学活动。通过各种课内外活动，学生不仅可以增长知识，提升智商，而且可以锻炼意志，增加情商，提高表达交流、互助合作、协调组织、管理领导的能力。
当今信息化时代，学生获取知识的手段和渠道大为扩展，这势必会对学生获取知识的方式和方法带来革命性的变革。我们应该积极创造条件，采用先进的信息化手段来改善和促进教学。然而，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要用自己的大脑消化思索来构建，个人能力要靠亲身实践来锤炼这两条规律不会变。人是有感情的，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碰撞、相互讨论、激烈争辩是产生灵感火花、创新思维的重要源泉。因此，利用信息手段的网上交流、线上互动不能完全代替人际的直接交往，它们只能作为有力的辅助和补充手段。这种手段的运用要帮助与促进、而不能妨碍人的思考。
当下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大问题是：在社会不良风气影响下，学校不敢对学生严格要求。一些舆论还把我国大学毕业生创新不足的原因归结为高等教育过于强调基础。其实，三基 （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基本技能）、三严（严肃、严格、严谨）和三高（高起点、高标准、高要求）是创新的必要前提。当前我们要严厉打击的正是那种漠视科学规范、丧失道德底线的学术不端事件。教育的根本目标在于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我国教育的一大弊端恰恰就是过于一律，因材施教十分欠缺，以致难以发现和实现学生的个性特长、优势和潜能。在这方面，学校采取帮助学生进行再次选择，甚至淘汰，不能不说是一种合理的措施。人是各不相同的，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人。要是人人都能各展其才、各尽其才，怎么会没有创新，社会也必然会是一个创新型社会。
总结起来说，要实现“有教、肯教、会教”，还需要教师做到四个“真”：真情、真知、真信、真行。这就是教师要真正关心爱护学生，对学生宽严有度，对所教的内容有透彻的钻研与理解，确信自己所教的是科学真理，能言行一致，说到做到。正如北京师范大学校训所说的，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教师做到能为学生做表率，获得学生的信任和崇敬，就会呈现出教学的魅力。
参考文献：
[1]李大潜.漫谈大学数学教学的目标与方法[J].中国大学教学，2009，（1）：7-10.
[2]王义遒.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叶企孙经验的启示 [J].高等理科教育，2008， （6）.收入 王义遒.大学科学教育 改革与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01-112.
[3]王义遒.教学教学[J].北京大学校刊，1994.收入王义遒.湖边琐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23-124.
[4]根据2013年11月2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北京地区高等院校教学督导工作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原常务副校长 ）
[责任编辑：李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