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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对面向档案馆及社会公众的有关界定馆藏珍贵档案的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分析。认为档案馆鉴定馆藏珍贵档案，可侧重评判档案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政治价值、学术价值等。参考调查情况，确定鉴定馆藏珍贵档案的具体判定要素，测算各判定要素的权重，解决档案价值鉴定中的争议，破解当前档案馆档案价值鉴定工作中的难点。
关键词：珍贵档案问卷调查分析启示
一、调查方法及内容
海淀区档案局（馆）课题组经有关专家认定，制作了两套调查问卷，分别面向档案馆、社会公众展开调查，以更好地了解当前档案馆对馆藏珍贵档案的界定及鉴定工作情况，及社会公众对界定珍贵档案的认同情况。通过访谈、电话访问、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课题组以北京市及区县级国家综合档案馆、具有典型意义的其他地级市及以上国家综合档案馆为样本，选取了12家省级市国家综合档案馆、2家副省级市国家综合档案馆、18家地级市国家综合档案馆。内容涉及档案馆判定馆藏珍贵档案的依据或标准，馆藏珍贵档案数量占馆藏档案总量的比重，档案价值鉴定工作开展情况及相应保管保护措施等。
为了解社会各界对课题部分研究成果的认同情况，课题组进行了面向社会公众的问卷调查，历时两个多月，共生成有效答卷464份。收集了20～50岁、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为主的在职人员，对珍贵档案概念要点、价值特征、价值判定依据等的意见。调查对象的专业以档案或相关专业居多，约3/5正在或曾经从事过档案或相关工作。
二、调查结果分析
（一）社会公众对馆藏珍贵档案的关注较高
数据显示，八成以上（82%）的社会公众表示愿意了解档案馆保管的珍贵档案。在利用档案馆馆藏珍贵档案目的的调查中，七成以上（75%）想借此了解历史文化，其中四成以上（42%）是想了解有哪些珍贵档案，接近四成（37%）希望感受档案文化，二成以上（23%）出于科学研究的目的。
（二）国家综合档案馆在馆藏珍贵档案鉴定工作中存在四大难点
调查的国家综合档案馆中，接近2/3的都开展过馆藏档案价值鉴定工作。在开展馆藏档案价值鉴定的工作中，他们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难点：一是不仅缺少统一、明确的档案价值鉴定标准、鉴定技术和操作程序，还缺少明确的衡量标准；二是馆藏档案内容的无限性与鉴定人员自身知识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矛盾，对具体档案的价值难以把握；三是缺少档案价值鉴定工作的专家型人才及适合的专家；四是馆藏档案数量急剧增加，而档案鉴定销毁工作相对滞后，造成档案价值鉴定工作量较大。
（三）社会公众及国家综合档案馆对珍贵档案的历史、文化价值认同较高
课题组在调查问卷中列举了珍贵档案可能具有的多种价值。九成（90%）社会公众和国家综合档案馆（97%）认同珍贵档案的“历史价值”；位居第二的是“文化内涵”的价值，认同度分别为79%、91%。
二者对“学术价值”的认同较为一致，七成以上（71%）社会公众认同珍藏档案的学术价值，接近七成（69%）的国家综合档案馆对珍藏档案的学术价值比较认同。在“政治价值”上，国家综合档案馆更强调珍藏档案的政治价值，对政治价值认同的达78%，而社会公众则有六成以上（63%）表示认同。
此外，六成以上的社会公众较为认可珍藏档案的科学价值（63%）、文物价值（61%），其次是思想价值（53%）、信息价值（52%）和文化教育价值（50%）。对珍藏档案的凭证及参考价值、经济价值、艺术价值、文学价值的认同相对较弱，分别为49%，46%，45%，43%，其他价值仅占1%。
六成以上（63%）国家综合档案馆认同珍藏档案的艺术价值。其次是科学价值、思想价值、文物价值，均在半数以上（53%），半数认同文学价值。对参考价值、信息价值和其他价值的认同度较低，分别为41%，38%，19%。
该结果反映了“原始记录性”是档案的本质属性，珍贵档案不仅具有凭证及参考价值，相对而言还具有更为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政治价值、学术价值等。
（四）社会公众及国家综合档案馆对珍贵档案判定依据的认同情况
1.九成以上（91%）社会公众认可对档案内容重要程度的判定依据。其次分别是对档案的社会需要（69%）和档案的来源、档案内容的独特性（65%），以及档案的社会效益（61%）。此外，半数以上的社会公众较为认同档案的形成时间、档案的相对价值（52%）和档案内容的时效性（51%）。认同度相对较弱的是档案的经济效益（41%），以及档案的外形特征（23%）。
2.省级市及副省级市国家综合档案馆对档案形成时间的判定认同度较高。14家省级市及副省级市国家综合档案馆中，均提到从档案的内容上进行判定。可以认为反映特定历史时期重大历史事件、重大活动，内容珍贵、独特，历史、文化、政治、参考、收藏、艺术等价值高的档案，相对珍贵。值得一提的是，接近八成（79%）提到从档案形成时间上进行判定。根据“高龄档案要受到尊重”的原则，年代久远的档案相对珍贵。
接近六成（57%）强调档案的稀有性和载体形式的特殊性，他们认为孤本或存世量较少的档案，珍贵程度相对较高，或者载体形式特殊的档案相对也是很珍贵的。相较而言，认可从档案来源上进行判定的不足半数（43%）。也就是说，判定档案珍贵与否及珍贵程度时，要考虑档案形成者在社会中的名望、影响等方面。形成档案的机构或个人在社会中的名望、影响力越大，档案的价值越高。此外，提到反映地域性、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档案相对珍贵的不足三成（29%）；提到考虑档案的系统性、完整性的仅14%，提到要考虑档案的可替代程度，不可替代的档案相对价值更高的仅7%。还有提到参考《中国文化遗产名录》入选标准的，所占比例更小。
3.地级市国家综合档案馆更强调从档案的内容上、档案的年龄上进行判定，八成以上（81%）表示认同。18家地级市国家综合档案馆中有2家明确提出判定馆藏珍贵档案依据国家重点档案的判定标准。其他16家国家综合档案馆中，八成以上（81%）提到从档案的内容上判定。他们认为档案内容的重要程度越高，反映重要事件、人文历史发展变迁，历史价值、凭证及研究查考价值、文化内涵、政治、经济、科学、文学、艺术、文物价值等越高，档案的珍贵程度越高。另有81%认同以档案的年龄为依据，高龄及重要历史时期、反映时代特点的档案，珍贵程度较高。 不足四成（38%）认同以档案来源标准为依据，通过档案反映的区域、民族特色鉴定档案价值。档案形成者的地位和级别越高，其形成的档案珍贵程度越高。反映本地区特色、本馆特有的档案，其价值相对较高。仅三成以上（31%）建议考虑档案的载体形式。此外，认同“社会需要”的仅25%；认同“档案以稀为贵，存量稀少的档案，其价值相对较高”的仅19%；认为“较系统的文件在某一领域的研究具有较高的价值，其价值也就相对较高”的只有13%。
分析认为，国家综合档案馆与社会公众均较为看重档案内容的重要程度。但是社会公众更认同依据档案的社会需要判定档案价值。国家综合档案馆则比较注重档案的形成时间，认为时间越久远的档案其价值越高，而社会公众更多地认为档案的来源比档案的形成时间重要。社会公众及国家综合档案馆对档案的来源、档案的稀有性、特色性等判定依据的认同度较为相似。相较而言，国家综合档案馆比社会公众更注重档案的载体、外形特点等档案的外形特征。
三、问卷调查结果对馆藏珍贵档案界定研究的启示
（一）调查结果表明档案馆鉴定馆藏珍贵档案与社会公众了解档案馆珍贵档案的意愿一致
档案馆鉴定馆藏珍贵档案，不仅有利于提高档案馆管理档案实体的能力与水平，还有利于进一步深入挖掘和优化整合馆藏档案的历史文化资源，展现馆藏特色，以高品质的档案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弘扬民族文化，加深公众对档案馆作为社会公益事业的认识，进而提升档案魅力，扩大档案文化的影响力，丰富社会公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实现档案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二）推动档案馆馆藏档案价值鉴定工作需要不断提升相关人员的素质及鉴定水平，培养鉴定档案价值的专家型人才
由于对档案价值的评价是相对的，在档案鉴定人员对具体档案价值的评判出现争议时，用较为公认的评判标准，具有可操作性的鉴定标准及相应操作方法得出的鉴定结果，将更加客观、更具说服力。因而制定出公认的且具有可操作性的鉴定标准，采用可行的操作方法，也许是破解当前档案馆档案价值鉴定工作中难点的关键所在。
（三）在鉴定馆藏珍贵档案时，可参考对珍贵档案价值达成的共识，侧重评判档案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政治价值、学术价值等
对馆藏珍贵档案的珍贵程度进行划分，或可据此将馆藏珍贵档案的珍贵程度大致分为三级，即具有特别重要历史、文化、政治、学术等价值的档案为馆藏一级珍贵档案；具有重要历史、文化、政治、学术等价值的档案为馆藏二级珍贵档案；具有比较重要历史、文化、政治、学术等价值的档案为馆藏三级珍贵档案。
（四）馆藏珍贵档案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档案的自身特征及档案利用主体对档案的利用需求体现，因而鉴定馆藏珍贵档案所依据的标准主要是档案的内容要素、时间要素、社会需要要素、来源要素、形式特征要素、相对价值要素等
档案馆不仅可参考这一问卷调查结果确定鉴定馆藏珍贵档案的具体判定要素，还可进一步测算各判定要素的权重，研究制定满足鉴定馆藏珍贵档案实践需要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鉴定标准及相应的操作方法，使鉴定结果能够比较真实、客观地反映档案价值及提升鉴定馆藏珍贵档案的质量。
*本文为北京市档案科研项目“馆藏珍贵档案的界定研究”（2013-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关键词：珍贵档案问卷调查分析启示
一、调查方法及内容
海淀区档案局（馆）课题组经有关专家认定，制作了两套调查问卷，分别面向档案馆、社会公众展开调查，以更好地了解当前档案馆对馆藏珍贵档案的界定及鉴定工作情况，及社会公众对界定珍贵档案的认同情况。通过访谈、电话访问、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课题组以北京市及区县级国家综合档案馆、具有典型意义的其他地级市及以上国家综合档案馆为样本，选取了12家省级市国家综合档案馆、2家副省级市国家综合档案馆、18家地级市国家综合档案馆。内容涉及档案馆判定馆藏珍贵档案的依据或标准，馆藏珍贵档案数量占馆藏档案总量的比重，档案价值鉴定工作开展情况及相应保管保护措施等。
为了解社会各界对课题部分研究成果的认同情况，课题组进行了面向社会公众的问卷调查，历时两个多月，共生成有效答卷464份。收集了20～50岁、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为主的在职人员，对珍贵档案概念要点、价值特征、价值判定依据等的意见。调查对象的专业以档案或相关专业居多，约3/5正在或曾经从事过档案或相关工作。
二、调查结果分析
（一）社会公众对馆藏珍贵档案的关注较高
数据显示，八成以上（82%）的社会公众表示愿意了解档案馆保管的珍贵档案。在利用档案馆馆藏珍贵档案目的的调查中，七成以上（75%）想借此了解历史文化，其中四成以上（42%）是想了解有哪些珍贵档案，接近四成（37%）希望感受档案文化，二成以上（23%）出于科学研究的目的。
（二）国家综合档案馆在馆藏珍贵档案鉴定工作中存在四大难点
调查的国家综合档案馆中，接近2/3的都开展过馆藏档案价值鉴定工作。在开展馆藏档案价值鉴定的工作中，他们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难点：一是不仅缺少统一、明确的档案价值鉴定标准、鉴定技术和操作程序，还缺少明确的衡量标准；二是馆藏档案内容的无限性与鉴定人员自身知识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矛盾，对具体档案的价值难以把握；三是缺少档案价值鉴定工作的专家型人才及适合的专家；四是馆藏档案数量急剧增加，而档案鉴定销毁工作相对滞后，造成档案价值鉴定工作量较大。
（三）社会公众及国家综合档案馆对珍贵档案的历史、文化价值认同较高
课题组在调查问卷中列举了珍贵档案可能具有的多种价值。九成（90%）社会公众和国家综合档案馆（97%）认同珍贵档案的“历史价值”；位居第二的是“文化内涵”的价值，认同度分别为79%、91%。
二者对“学术价值”的认同较为一致，七成以上（71%）社会公众认同珍藏档案的学术价值，接近七成（69%）的国家综合档案馆对珍藏档案的学术价值比较认同。在“政治价值”上，国家综合档案馆更强调珍藏档案的政治价值，对政治价值认同的达78%，而社会公众则有六成以上（63%）表示认同。
此外，六成以上的社会公众较为认可珍藏档案的科学价值（63%）、文物价值（61%），其次是思想价值（53%）、信息价值（52%）和文化教育价值（50%）。对珍藏档案的凭证及参考价值、经济价值、艺术价值、文学价值的认同相对较弱，分别为49%，46%，45%，43%，其他价值仅占1%。
六成以上（63%）国家综合档案馆认同珍藏档案的艺术价值。其次是科学价值、思想价值、文物价值，均在半数以上（53%），半数认同文学价值。对参考价值、信息价值和其他价值的认同度较低，分别为41%，38%，19%。
该结果反映了“原始记录性”是档案的本质属性，珍贵档案不仅具有凭证及参考价值，相对而言还具有更为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政治价值、学术价值等。
（四）社会公众及国家综合档案馆对珍贵档案判定依据的认同情况
1.九成以上（91%）社会公众认可对档案内容重要程度的判定依据。其次分别是对档案的社会需要（69%）和档案的来源、档案内容的独特性（65%），以及档案的社会效益（61%）。此外，半数以上的社会公众较为认同档案的形成时间、档案的相对价值（52%）和档案内容的时效性（51%）。认同度相对较弱的是档案的经济效益（41%），以及档案的外形特征（23%）。
2.省级市及副省级市国家综合档案馆对档案形成时间的判定认同度较高。14家省级市及副省级市国家综合档案馆中，均提到从档案的内容上进行判定。可以认为反映特定历史时期重大历史事件、重大活动，内容珍贵、独特，历史、文化、政治、参考、收藏、艺术等价值高的档案，相对珍贵。值得一提的是，接近八成（79%）提到从档案形成时间上进行判定。根据“高龄档案要受到尊重”的原则，年代久远的档案相对珍贵。
接近六成（57%）强调档案的稀有性和载体形式的特殊性，他们认为孤本或存世量较少的档案，珍贵程度相对较高，或者载体形式特殊的档案相对也是很珍贵的。相较而言，认可从档案来源上进行判定的不足半数（43%）。也就是说，判定档案珍贵与否及珍贵程度时，要考虑档案形成者在社会中的名望、影响等方面。形成档案的机构或个人在社会中的名望、影响力越大，档案的价值越高。此外，提到反映地域性、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档案相对珍贵的不足三成（29%）；提到考虑档案的系统性、完整性的仅14%，提到要考虑档案的可替代程度，不可替代的档案相对价值更高的仅7%。还有提到参考《中国文化遗产名录》入选标准的，所占比例更小。
3.地级市国家综合档案馆更强调从档案的内容上、档案的年龄上进行判定，八成以上（81%）表示认同。18家地级市国家综合档案馆中有2家明确提出判定馆藏珍贵档案依据国家重点档案的判定标准。其他16家国家综合档案馆中，八成以上（81%）提到从档案的内容上判定。他们认为档案内容的重要程度越高，反映重要事件、人文历史发展变迁，历史价值、凭证及研究查考价值、文化内涵、政治、经济、科学、文学、艺术、文物价值等越高，档案的珍贵程度越高。另有81%认同以档案的年龄为依据，高龄及重要历史时期、反映时代特点的档案，珍贵程度较高。 不足四成（38%）认同以档案来源标准为依据，通过档案反映的区域、民族特色鉴定档案价值。档案形成者的地位和级别越高，其形成的档案珍贵程度越高。反映本地区特色、本馆特有的档案，其价值相对较高。仅三成以上（31%）建议考虑档案的载体形式。此外，认同“社会需要”的仅25%；认同“档案以稀为贵，存量稀少的档案，其价值相对较高”的仅19%；认为“较系统的文件在某一领域的研究具有较高的价值，其价值也就相对较高”的只有13%。
分析认为，国家综合档案馆与社会公众均较为看重档案内容的重要程度。但是社会公众更认同依据档案的社会需要判定档案价值。国家综合档案馆则比较注重档案的形成时间，认为时间越久远的档案其价值越高，而社会公众更多地认为档案的来源比档案的形成时间重要。社会公众及国家综合档案馆对档案的来源、档案的稀有性、特色性等判定依据的认同度较为相似。相较而言，国家综合档案馆比社会公众更注重档案的载体、外形特点等档案的外形特征。
三、问卷调查结果对馆藏珍贵档案界定研究的启示
（一）调查结果表明档案馆鉴定馆藏珍贵档案与社会公众了解档案馆珍贵档案的意愿一致
档案馆鉴定馆藏珍贵档案，不仅有利于提高档案馆管理档案实体的能力与水平，还有利于进一步深入挖掘和优化整合馆藏档案的历史文化资源，展现馆藏特色，以高品质的档案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弘扬民族文化，加深公众对档案馆作为社会公益事业的认识，进而提升档案魅力，扩大档案文化的影响力，丰富社会公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实现档案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二）推动档案馆馆藏档案价值鉴定工作需要不断提升相关人员的素质及鉴定水平，培养鉴定档案价值的专家型人才
由于对档案价值的评价是相对的，在档案鉴定人员对具体档案价值的评判出现争议时，用较为公认的评判标准，具有可操作性的鉴定标准及相应操作方法得出的鉴定结果，将更加客观、更具说服力。因而制定出公认的且具有可操作性的鉴定标准，采用可行的操作方法，也许是破解当前档案馆档案价值鉴定工作中难点的关键所在。
（三）在鉴定馆藏珍贵档案时，可参考对珍贵档案价值达成的共识，侧重评判档案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政治价值、学术价值等
对馆藏珍贵档案的珍贵程度进行划分，或可据此将馆藏珍贵档案的珍贵程度大致分为三级，即具有特别重要历史、文化、政治、学术等价值的档案为馆藏一级珍贵档案；具有重要历史、文化、政治、学术等价值的档案为馆藏二级珍贵档案；具有比较重要历史、文化、政治、学术等价值的档案为馆藏三级珍贵档案。
（四）馆藏珍贵档案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档案的自身特征及档案利用主体对档案的利用需求体现，因而鉴定馆藏珍贵档案所依据的标准主要是档案的内容要素、时间要素、社会需要要素、来源要素、形式特征要素、相对价值要素等
档案馆不仅可参考这一问卷调查结果确定鉴定馆藏珍贵档案的具体判定要素，还可进一步测算各判定要素的权重，研究制定满足鉴定馆藏珍贵档案实践需要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鉴定标准及相应的操作方法，使鉴定结果能够比较真实、客观地反映档案价值及提升鉴定馆藏珍贵档案的质量。
*本文为北京市档案科研项目“馆藏珍贵档案的界定研究”（2013-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