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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这个词语镌刻在现代性的神坛上，熠熠放光。
“自由！”在电影《勇敢的心》中，苏格兰民族英雄威廉·华莱士用尽最后的力气发出了这一声呼喊。该场景所昭示的精神力量指引无数后来人为之浴血奋斗，如英国学者罗伯特·杨所言，人们可以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联合国人权宣言》发表的1948年间找到一条清晰的线索，是为自由、民主、博爱的理念针对专制、反动、种族主义等逐步胜出的过程。
与自由主义紧密关联的理念包括民主的代议制政府、建立在认同基础上的政治、对财产权的保护、言论自由、结社和宗教信仰的自由等等，这些共同构成了现代政治摄人心魄的光明一面。
“每一件事物似乎都孕育着它的对立面。”这是马克思对现代的深刻洞见。其实，自由也不例外，除了经常被颂美的光明一面，自由还与征服、侵占、暴政、奴隶制、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这些负面的理念和暴行紧密相联。
我们姑且将前者称为自由的A面，那么以自由的名义压迫，就是它的B面。这一面是长久以来被回避、被掩盖的。
谁的自由
伦纳德·霍布豪斯说，“现代国家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文化的特殊产物。”
这个论断表明的是，现代政治是一个知识的构建。不同的理论和知识体系所描绘的政治图景是不同的，自由主义便是诸多现代政治理论的一种。
现代政治文化首先承认主权国家的神圣性，主权国家意味着一国的事务由本国决定，不容他国干涉。主权国家体系出现在欧洲，由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奠基，但其扩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一直到二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才得以在世界范围内确立。
其次，现代思想为主权国家的内部划分出了三个相互独立又关联的场域：国家（State）、市民社会和市场，分别是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国家的职能本规定为维护秩序，保证市民社会和市场的正常运转；国家的权力接受市民社会的制约。
市民社会既具备包容性，也有排斥性，在不同的理论分野中，市民社会的范围是不同的。对市民社会的范围界定，就是对有权利参与政治的主体的范围界定，也是对哪些人才是“自由人”这一关键性问题的回答。根据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说法，现代政治思想可以据此划分为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三大阵营。保守主义将政治的主体限定为贵族等特权阶层；自由主义视野中的市民社会仅包括拥有资产和受过教育的人，即资产阶级；而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激进主义思想主张将政治开放给所有人。
自由主义是在对抗中世纪黑暗的绝对主义政治和封建主义而发展起来的，为了拓展政治参与的空间，自由主义秉持了普遍主义的姿态，它主张普遍的人的权利，以此对旧的政治势力进行打击。故而历史地看，自由主义是作为一种解放性的思想登上历史舞台的。
但是，自由主义内在地具有保守性的一面，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它关注的核心是财产权的保护，所以天然地对大众抱有敌意。这个特性使其在现实中对“人”的范围持有狭隘的理解，比如，霍布豪斯在《自由主义》中怀旧式地谈到希腊城邦，认为城邦是一个“自己统治自己，只服从一些生活中的规章”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我们如今正在辛辛苦苦满腹狐疑地力求恢复的理想，在古希腊的生活条件下自然而然地就实现了”。在这里，霍布豪斯刻意回避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古希腊城邦是个奴隶制社会。面对奴隶制社会高谈自由，我们不禁要问：这是谁的自由？
较早建立起代议制民主政治的国家早期都对选举资格根据财产和受教育程度等条件进行了严格的限定，这清楚地体现了自由主义的排斥性。另外，契约论者将奴隶制理解为自由立约的结果，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大都对奴隶制持支持态度。将压迫与自由混为一谈，这使得自由主义在面对不平等的经济社会问题时缺乏分析和批判的能力。
以自由的名义压迫
殖民主义是压迫的集中表现。在利益的驱使下，宗主国以武力征服殖民地，实行野蛮的专制统治，镇压反抗，根据出身、种族、肤色等确定人的社会关系。表面上看，殖民主义实践与自由理念完全相悖，但实际的历史进程却表明，自由主义是殖民主义最有力的意识形态提供者。以英国历史为例，从17世纪开始，自由主义和殖民主义同步发展，在英国国内的自由主义政治发育成熟的过程中，一个以野蛮征服和暴力统治为基本特征的“日不落帝国”也建立了起来，二者的相辅相成在19世纪中期达到高峰。
一个生动体现自由主义和殖民主义关系的事例是，同为英国自由主义巨匠的詹姆斯·密尔和约翰·密尔父子都曾为东印度公司工作过，而且为东印度公司服务是约翰·密尔一生从事过的唯一一份全职工作。1827年，英国威廉·本亭克勋爵在赴任印度总督前的晚宴上对詹姆斯·密尔说：“我要出发去印度了，但我不是印度总督，你才是印度总督。”
在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被英国政府残酷镇压之后，知名的自由主义者大多对镇压表示支持，包括密尔父子、边沁、麦考莱勋爵等。后来，约翰·密尔就此写道：“文明国家对彼此的独立和民族地位所负有的责任，对那些视独立和民族地位为邪恶或至多为有问题的善的国家是不适用的……这可能是对伟大的道德原则的冒犯，但野蛮人没有组成国家的权利……”
英国国内不乏反对殖民统治的声音，但发声者是埃德蒙·柏克这样的保守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可以归为自由主义谱系的反对殖民的意见来自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但他们反对的理由并非殖民统治违背了自由的神圣理念，而是殖民是一种不经济的方式，炮舰保护下的“自由贸易”才能使英帝国获得最大的利益。
这并非说自由一定导致压迫，也不是说自由主义天然与殖民主义是一体的。自由主义者有另外一个看待殖民的视角，印度裔学者乌代·马塔总结道，英国的自由主义者视印度为一块蒙昧的处女地，一个巨大的启蒙价值的试验场，殖民是一个传播自由、教导理性的过程。自由主义者并非看不到暴政，而是更多地看重自由教育；或者说更多地强调自由教育，以遮蔽暴政。
在这个视角的指引之下，殖民主义的理由和形式被丰富了。与废奴运动和殖民主义相关的态度转化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对奴隶贸易和殖民主义，自由主义者都持支持态度，在二者消亡的历史中，基本上看不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和政治运动所起的作用。最初的反对来自纯粹的人道主义者，他们既反对奴隶贸易，也反对殖民。前者率先产生了效果，在人道主义者的努力和其他因素的配合下，英国于19世纪初率先废止了奴隶贸易。 如果就此认为反殖民主义会成为下一阶段的奋斗目标，就想当然了，实际情况是，奴隶贸易的废止在自由主义的逻辑下成了英国进一步殖民扩张的理由：其他国家还没有废除奴隶贸易，故而英国只有拥有更多的殖民地，才能保护更多的土著免于成为奴隶贸易的牺牲品。这就是所谓的“保护性殖民主义”的论调—征服和占领是为了保证他人的自由。
这种“以自由的名义压迫”的逻辑一直延续到今天。持续不断的局部战争以推翻暴政、传播自由和民主的名义打响，战争背后对资源的掠夺、对地缘的控制被刻意遗忘了。至于那些成千上万战争中的死伤者，不过是自由的必要代价。
自由与教化
如马塔所言，自由主义在帝国内部将没受过教育的人、没有资产的人、妇女等排除在政治之外，对殖民地则实现集权统治，二者是一脉相承的。由此，我们不能将自由主义带来的排斥性和压迫性简单地视为权宜性的政治策略，还需要看到其背后有完整的哲学依据作为支持，即始自洛克的家长作风和教化论。
自由主义认为，良好的生活是符合自然法的生活。法律是众意的表达，是自然法的体现，法律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对个人而言，遵守法律便获得了自由。故而文明社会需要人对法律的理解和遵守，即约翰·密尔所谓的“理性的人的负责任生活”。
理解和遵守法律需要理性，理性的能力虽然是天赋的，但得学习才能掌握。理性的发育程度构成“自由人”的界定标准，那些理性尚不健全的人由于没有能力约束其意志，暂时不配享有自由。他们就是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人，是需要他人管理的野蛮人。
在洛克看来，学习和培养理性能力的第一场域是家庭，在《政府论》（下篇）中，洛克单辟一节，题为“论父权”。洛克将父亲与统治者的角色相比照，认为父亲有义务担负其培养孩子理性的基础责任。如此，家庭教育就变成了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孩子的理性、对尚不具备自由缔约能力的孩子进行管教，既是父母的家庭义务，也可以视为培养政治主体的公民责任。
洛克的这一思想被后来者不断引申，以亲缘关系隐喻政治成了自由主义的一个主题。在密尔等人的笔下，印度人就被描写为孩子，相应地，英国占据了现代文明发展的最高峰，责无旁贷地应该承担起父亲的责任，在印度尚未摆脱蒙昧状态之前不应享有自由。这是英国人统治印度的理由，也是责任，殖民主义的暴政不过是教育的手段而已。印度的民族起义于是被视为逆子的反抗，必须予以坚决的惩罚。
边沁的态度虽没有这么坚定，但内在的看法也和密尔是一致的。比如，他谴责大革命后的法国在对内对外政治上的双重标准，另一方面，他又认同文明等级论和英国文明的至上地位。他怀疑印度人是否有能力理解自由，“权利宣言能译成梵文吗？”他问到。
马塔指出，自由主义秉持一种父爱的姿态，一种融合了成熟、家庭关爱、对指导他人的能力的潜在自觉和强制（有需要的情况下）的奇怪混杂。这种混杂在其他因素的作用下，会爆发出巨大的破坏性力量，19世纪末的法国就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支配下，掀起了瓜分非洲的狂潮，堂而皇之的名义是法国的“文明使命”—法国有责任向落后国家传播先进的价值观。
法国的殖民扩张吸引了其他列强的跟进，为殖民辩护的意识形态也花样翻新，“文明使命”很快被“白人的负担”说所超越，后者成了此类意识形态说辞的最高级表达。
西方列强竟然成了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不得不说，这是自由主义在理论创新方面的一个奇迹。
自由的是与非
表面上，自由主义主张普世性的人的权利，原本这是一个策略性的主张，却构成了自由主义自我瓦解的因素。当奴隶们以争取自由为口号奋起抗争的时候，没人可以否认自由主义理念在其中所起到的激励作用。但是，在奴隶翻身得解放、殖民地获得独立的历史进程中，真正起作用的并非自由主义，而是激进主义思想和政治。
我们不能说自由主义在其根源上就是殖民主义的，或者自由一定意味着压迫，这取决于在具体历史情境下的人对理论资源和斗争因素的运用—自由既可以是解放性、革命性的口号，也可以被僭越为压迫性的理念。
对于自由主义对英帝国的长期支持，马塔将其阐释为自由主义对理性盲目崇拜使其不具备处理不熟悉的经验的能力，从而将其他的人类经验都视为暂时性的，应该被改造的。这个看法是柔和的，这可能是由作者作为生存在两种传统的夹缝中的印度人的身份决定。对西方的激烈批评更多地来自西方人自己。美国神学家雷因霍尔德·尼布尔便有过这样的评断：
“对多数有文化的人来说，理性的力量仅仅让他们比普通人发明更多的借口，为战争的歇斯底里和国内政治的癫狂开脱。所以他们成了战时最恶劣的撒谎者。”
“自由！”在电影《勇敢的心》中，苏格兰民族英雄威廉·华莱士用尽最后的力气发出了这一声呼喊。该场景所昭示的精神力量指引无数后来人为之浴血奋斗，如英国学者罗伯特·杨所言，人们可以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联合国人权宣言》发表的1948年间找到一条清晰的线索，是为自由、民主、博爱的理念针对专制、反动、种族主义等逐步胜出的过程。
与自由主义紧密关联的理念包括民主的代议制政府、建立在认同基础上的政治、对财产权的保护、言论自由、结社和宗教信仰的自由等等，这些共同构成了现代政治摄人心魄的光明一面。
“每一件事物似乎都孕育着它的对立面。”这是马克思对现代的深刻洞见。其实，自由也不例外，除了经常被颂美的光明一面，自由还与征服、侵占、暴政、奴隶制、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这些负面的理念和暴行紧密相联。
我们姑且将前者称为自由的A面，那么以自由的名义压迫，就是它的B面。这一面是长久以来被回避、被掩盖的。
谁的自由
伦纳德·霍布豪斯说，“现代国家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文化的特殊产物。”
这个论断表明的是，现代政治是一个知识的构建。不同的理论和知识体系所描绘的政治图景是不同的，自由主义便是诸多现代政治理论的一种。
现代政治文化首先承认主权国家的神圣性，主权国家意味着一国的事务由本国决定，不容他国干涉。主权国家体系出现在欧洲，由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奠基，但其扩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一直到二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才得以在世界范围内确立。
其次，现代思想为主权国家的内部划分出了三个相互独立又关联的场域：国家（State）、市民社会和市场，分别是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国家的职能本规定为维护秩序，保证市民社会和市场的正常运转；国家的权力接受市民社会的制约。
市民社会既具备包容性，也有排斥性，在不同的理论分野中，市民社会的范围是不同的。对市民社会的范围界定，就是对有权利参与政治的主体的范围界定，也是对哪些人才是“自由人”这一关键性问题的回答。根据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说法，现代政治思想可以据此划分为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三大阵营。保守主义将政治的主体限定为贵族等特权阶层；自由主义视野中的市民社会仅包括拥有资产和受过教育的人，即资产阶级；而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激进主义思想主张将政治开放给所有人。
自由主义是在对抗中世纪黑暗的绝对主义政治和封建主义而发展起来的，为了拓展政治参与的空间，自由主义秉持了普遍主义的姿态，它主张普遍的人的权利，以此对旧的政治势力进行打击。故而历史地看，自由主义是作为一种解放性的思想登上历史舞台的。
但是，自由主义内在地具有保守性的一面，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它关注的核心是财产权的保护，所以天然地对大众抱有敌意。这个特性使其在现实中对“人”的范围持有狭隘的理解，比如，霍布豪斯在《自由主义》中怀旧式地谈到希腊城邦，认为城邦是一个“自己统治自己，只服从一些生活中的规章”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我们如今正在辛辛苦苦满腹狐疑地力求恢复的理想，在古希腊的生活条件下自然而然地就实现了”。在这里，霍布豪斯刻意回避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古希腊城邦是个奴隶制社会。面对奴隶制社会高谈自由，我们不禁要问：这是谁的自由？
较早建立起代议制民主政治的国家早期都对选举资格根据财产和受教育程度等条件进行了严格的限定，这清楚地体现了自由主义的排斥性。另外，契约论者将奴隶制理解为自由立约的结果，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大都对奴隶制持支持态度。将压迫与自由混为一谈，这使得自由主义在面对不平等的经济社会问题时缺乏分析和批判的能力。
以自由的名义压迫
殖民主义是压迫的集中表现。在利益的驱使下，宗主国以武力征服殖民地，实行野蛮的专制统治，镇压反抗，根据出身、种族、肤色等确定人的社会关系。表面上看，殖民主义实践与自由理念完全相悖，但实际的历史进程却表明，自由主义是殖民主义最有力的意识形态提供者。以英国历史为例，从17世纪开始，自由主义和殖民主义同步发展，在英国国内的自由主义政治发育成熟的过程中，一个以野蛮征服和暴力统治为基本特征的“日不落帝国”也建立了起来，二者的相辅相成在19世纪中期达到高峰。
一个生动体现自由主义和殖民主义关系的事例是，同为英国自由主义巨匠的詹姆斯·密尔和约翰·密尔父子都曾为东印度公司工作过，而且为东印度公司服务是约翰·密尔一生从事过的唯一一份全职工作。1827年，英国威廉·本亭克勋爵在赴任印度总督前的晚宴上对詹姆斯·密尔说：“我要出发去印度了，但我不是印度总督，你才是印度总督。”
在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被英国政府残酷镇压之后，知名的自由主义者大多对镇压表示支持，包括密尔父子、边沁、麦考莱勋爵等。后来，约翰·密尔就此写道：“文明国家对彼此的独立和民族地位所负有的责任，对那些视独立和民族地位为邪恶或至多为有问题的善的国家是不适用的……这可能是对伟大的道德原则的冒犯，但野蛮人没有组成国家的权利……”
英国国内不乏反对殖民统治的声音，但发声者是埃德蒙·柏克这样的保守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可以归为自由主义谱系的反对殖民的意见来自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但他们反对的理由并非殖民统治违背了自由的神圣理念，而是殖民是一种不经济的方式，炮舰保护下的“自由贸易”才能使英帝国获得最大的利益。
这并非说自由一定导致压迫，也不是说自由主义天然与殖民主义是一体的。自由主义者有另外一个看待殖民的视角，印度裔学者乌代·马塔总结道，英国的自由主义者视印度为一块蒙昧的处女地，一个巨大的启蒙价值的试验场，殖民是一个传播自由、教导理性的过程。自由主义者并非看不到暴政，而是更多地看重自由教育；或者说更多地强调自由教育，以遮蔽暴政。
在这个视角的指引之下，殖民主义的理由和形式被丰富了。与废奴运动和殖民主义相关的态度转化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对奴隶贸易和殖民主义，自由主义者都持支持态度，在二者消亡的历史中，基本上看不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和政治运动所起的作用。最初的反对来自纯粹的人道主义者，他们既反对奴隶贸易，也反对殖民。前者率先产生了效果，在人道主义者的努力和其他因素的配合下，英国于19世纪初率先废止了奴隶贸易。 如果就此认为反殖民主义会成为下一阶段的奋斗目标，就想当然了，实际情况是，奴隶贸易的废止在自由主义的逻辑下成了英国进一步殖民扩张的理由：其他国家还没有废除奴隶贸易，故而英国只有拥有更多的殖民地，才能保护更多的土著免于成为奴隶贸易的牺牲品。这就是所谓的“保护性殖民主义”的论调—征服和占领是为了保证他人的自由。
这种“以自由的名义压迫”的逻辑一直延续到今天。持续不断的局部战争以推翻暴政、传播自由和民主的名义打响，战争背后对资源的掠夺、对地缘的控制被刻意遗忘了。至于那些成千上万战争中的死伤者，不过是自由的必要代价。
自由与教化
如马塔所言，自由主义在帝国内部将没受过教育的人、没有资产的人、妇女等排除在政治之外，对殖民地则实现集权统治，二者是一脉相承的。由此，我们不能将自由主义带来的排斥性和压迫性简单地视为权宜性的政治策略，还需要看到其背后有完整的哲学依据作为支持，即始自洛克的家长作风和教化论。
自由主义认为，良好的生活是符合自然法的生活。法律是众意的表达，是自然法的体现，法律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对个人而言，遵守法律便获得了自由。故而文明社会需要人对法律的理解和遵守，即约翰·密尔所谓的“理性的人的负责任生活”。
理解和遵守法律需要理性，理性的能力虽然是天赋的，但得学习才能掌握。理性的发育程度构成“自由人”的界定标准，那些理性尚不健全的人由于没有能力约束其意志，暂时不配享有自由。他们就是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人，是需要他人管理的野蛮人。
在洛克看来，学习和培养理性能力的第一场域是家庭，在《政府论》（下篇）中，洛克单辟一节，题为“论父权”。洛克将父亲与统治者的角色相比照，认为父亲有义务担负其培养孩子理性的基础责任。如此，家庭教育就变成了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孩子的理性、对尚不具备自由缔约能力的孩子进行管教，既是父母的家庭义务，也可以视为培养政治主体的公民责任。
洛克的这一思想被后来者不断引申，以亲缘关系隐喻政治成了自由主义的一个主题。在密尔等人的笔下，印度人就被描写为孩子，相应地，英国占据了现代文明发展的最高峰，责无旁贷地应该承担起父亲的责任，在印度尚未摆脱蒙昧状态之前不应享有自由。这是英国人统治印度的理由，也是责任，殖民主义的暴政不过是教育的手段而已。印度的民族起义于是被视为逆子的反抗，必须予以坚决的惩罚。
边沁的态度虽没有这么坚定，但内在的看法也和密尔是一致的。比如，他谴责大革命后的法国在对内对外政治上的双重标准，另一方面，他又认同文明等级论和英国文明的至上地位。他怀疑印度人是否有能力理解自由，“权利宣言能译成梵文吗？”他问到。
马塔指出，自由主义秉持一种父爱的姿态，一种融合了成熟、家庭关爱、对指导他人的能力的潜在自觉和强制（有需要的情况下）的奇怪混杂。这种混杂在其他因素的作用下，会爆发出巨大的破坏性力量，19世纪末的法国就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支配下，掀起了瓜分非洲的狂潮，堂而皇之的名义是法国的“文明使命”—法国有责任向落后国家传播先进的价值观。
法国的殖民扩张吸引了其他列强的跟进，为殖民辩护的意识形态也花样翻新，“文明使命”很快被“白人的负担”说所超越，后者成了此类意识形态说辞的最高级表达。
西方列强竟然成了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不得不说，这是自由主义在理论创新方面的一个奇迹。
自由的是与非
表面上，自由主义主张普世性的人的权利，原本这是一个策略性的主张，却构成了自由主义自我瓦解的因素。当奴隶们以争取自由为口号奋起抗争的时候，没人可以否认自由主义理念在其中所起到的激励作用。但是，在奴隶翻身得解放、殖民地获得独立的历史进程中，真正起作用的并非自由主义，而是激进主义思想和政治。
我们不能说自由主义在其根源上就是殖民主义的，或者自由一定意味着压迫，这取决于在具体历史情境下的人对理论资源和斗争因素的运用—自由既可以是解放性、革命性的口号，也可以被僭越为压迫性的理念。
对于自由主义对英帝国的长期支持，马塔将其阐释为自由主义对理性盲目崇拜使其不具备处理不熟悉的经验的能力，从而将其他的人类经验都视为暂时性的，应该被改造的。这个看法是柔和的，这可能是由作者作为生存在两种传统的夹缝中的印度人的身份决定。对西方的激烈批评更多地来自西方人自己。美国神学家雷因霍尔德·尼布尔便有过这样的评断：
“对多数有文化的人来说，理性的力量仅仅让他们比普通人发明更多的借口，为战争的歇斯底里和国内政治的癫狂开脱。所以他们成了战时最恶劣的撒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