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见解通常来自真实生活的经验而非高瞻远瞩的思考。从圭亚那的科纳克里来到巴黎戴高乐机场就是这样一种经验：坐落于世界最贫穷国家之一的科纳克里机场比法国闻名世界的全球交通枢纽更干净、服务更好，也更加充满了自豪感。
　　圭亚那将科纳克里机场精神渗透到了整个国家。作为一个商品资源丰富的国家，它是少数逃脱了自然资源丰富国常见的腐败和经济衰退双重“诅咒”的例子之一。
　　历史表明，避免所谓的“资源诅咒”是十分困难的，而且并非如很多人所认为的，只有尼日利亚等欠发达国家才会受这一诅咒的困扰。20世纪80年代，英国北海石油和天然气开发破坏了该国基础深厚的经济竞争力，而撒切尔夫人政府又将大笔收入浪费在鼓励过度消费的宣传上。
　　少数商品丰富国—如博茨瓦纳、智利和挪威—成功地防止了“资源诅咒”，但也没能实现经济的多元化，仍然依赖基于自然资源的出口。但历史并不只会简单重复自己，商品丰富国领导人也在寻求不一样的未来。
　　非洲各国—包括加纳、利比里亚、莫桑比克、卢旺达和乌干达—已显露出成功的早期信号。赞比亚最近发行了7.5亿美元10年期债券，年利率5.375%。此次发行超额认购高达24倍，使得赞比亚得以以比许多欧洲国家更低的成本实现融资。
　　这样的发展势头，体现了人们对非洲经济前景及对其摆脱“资源诅咒”的能力抱有越来越大的信心。但这些国家仍然面临发展的重大障碍。
　　首先，政府必须平衡长期目标和短期成就。如果没有时间限制，那么欠发达的商品丰富国将首先投资于人力资本和制度，然后将不断增长的商品收入投入到基础设施中，并继续通过增强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实现经济的多元化。
　　当然在现实世界中，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所提出的要求是短期成果，最基本的便是饮用水和电力。如果政府不能满足这些基本需求，公民就会走上街头，并且引发破坏性后果。比如今年夏天，普遍贫困、制度缺失、种族迫害的阴魂不散，以及对目前民主进程的不了解和不信任，使圭亚那人民走上了街头，引发了暴力示威。
　　其次，发展既要有资金，也要有正确的环境。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融资环境构成了投资障碍。
　　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首的传统资金提供者急切地想施以援手，提供债务减记和优惠贷款。但与此同时，它们所要求的严格的制度改革尽管在理论上大有裨益，却可能种下了不安定的种子，根本不能刺激发展进程。
　　新投资者—最令人注目的要数中国—已成为现成的廉价融资新来源。但是，作为交换，中国要求获得商业机会，在某些情况下，更是要求政治上的影响力。
　　主权财富基金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发展融资。尽管这些基金多为国有并受政策决定左右，但说到底仍是商业企业（挪威的以石化资金为后盾的国有投资基金是个例外）。
　　最昂贵的投资项目当属实施绿色能源体系、建设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开发现代城市。对这些项目的投资巨大，必须来自外国机构投资者。但问题是，对于在这些脆弱而动荡的国家投资于不太优质、流动性又低的项目，高质量的私人投资者往往心存疑虑。愿意参与者也往往要求极高的风险溢价，而这将大大提高资本成本，与高利贷不遑多让。
　　力拓等全球矿业公司正日渐与中国等新兴经济龙头一起支持这些国家的发展。作为出手规模最大的投资者，它们拥有最丰富的利用廉价债务来增值的经验。但是，随着商品价格的下跌，即使最有信心的公司也在重新评估雄心勃勃的项目—巴西矿业巨头淡水河谷公司最近搁置其在圭亚那的投资便是明证。
　　归根结底，一个国家要防止“资源诅咒”，要求有强大的、合法的国内政权，并辅之以有效的制度安排。但这还不够，需要有全球性的投资群体—包括公共投资、私人投资以及公私联合投资—才能超越短期思维、克服意识形态偏见、避免对问题的无视或是犬儒态度。说白了，对领导力、愿景和盈利潜力的关注，并不应该仅仅用于衡量是否投资加州那些新创的高科技公司上，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圭亚那的年人均收入只有450美元左右，但它在快速发展中。这是一个榜样—世界最穷国也有超预期增长的潜力。这应该引起投资者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