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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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法人行为能否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国内外法学理论界有不同观点。西方法学界对此已争论了一百多年,至今尚无统一的认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刑法典中也未规定“法人犯罪”。在我国,尽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与《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的某些刑事法律规范中,在一定范围内肯定了法人可以构成犯罪。但是,法学理论界对此仍有不同的看法。本文拟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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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法人行为能否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国内外法学理论界有不同观点。西方法学界对此已争论了一百多年,至今尚无统一的认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刑法典中也未规定“法人犯罪”。在我国,尽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与《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的某些刑事法律规范中,在一定范围内肯定了法人可以构成犯罪。但是,法学理论界对此仍有不同的看法。本文拟从行为
其他文献
<正> 国际刑法学协会是目前国际上一个很有影响的非官方的学术性组织,在联合国享有咨询地位。它的分会组织遍布全球,拥有会员6000多人。协会的前身是“国际刑法联合会”,1889年由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比利时法学家普兰和荷兰刑法学家哈默尔共同创建的。协会创建至今已有整整100年的历史,在这期间,开过13次代表大会。 1989年10月1日至7日在协会造建人之一的李斯特故乡——维也纳召开了第14届国际刑法学协会代表大会,也是协会成立100周年纪念大会。
<正> 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1989年学术讨论会,于1989年10月24日至28日在上海举行。会议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130余人,共收到论文86篇。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顾问、中国法学会副会长高西江同志在开幕式会上就当前刑法学的研究首先作了发言。之后,会议围绕(一)刑法学研究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为改革、开放服务;(二)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中的刑法问题;(三)关于正确运用法律武器惩治腐败这三方面议题进行了探讨。
<正> 《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9年第3期刊登苏联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主任库兹涅佐娃教授的文章《苏联刑事立法纲要改革的构想》,摘要如下: 苏联最近提出了改革刑事立法纲要,其主要的改革构想是: 一、轻微罪行非犯罪化轻微罪行非犯罪化即是将一些行为由犯罪转化为刑事违法行为和道德过错。例如对实施非严
<正> 经济犯罪的法定归类不同于经济犯罪的理论分类。研究经济犯罪理论分类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对经济犯罪内在要素的探讨,划清经济犯罪与其他刑事犯罪的界限。例如,根据经济犯罪理论分类的研究成果,我们知道经济犯罪与财产性犯罪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国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规定的诈骗罪,实际上并非都是经济犯罪,唯有那些发生在商品生产、流通领域中的经济诈欺行为,才符合经济犯罪的本质特征,故属于经济犯罪。然而,经济犯罪的法定归类则是指经济犯罪在刑法分则中的分类与排列,它不直接涉及经济犯罪与
<正> 本文所讲的刑事政策,是就其最狭义的含义而言,即指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而且主要是涉及它在近十年的具体运用。对刑事政策再认识的目的是要回答十年来我们采取从严惩办的政策未能有效地遏止犯罪的增长,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刑事政策的失败?需要更弦易辙? 在最近关于修改刑法的讨论中,一些同志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有的同志提出,“长期以来,在处理专政与民主的关系上,往往强调了专政而忽视民主,强调了从严惩处严重犯罪。而在立法原则上却很少研究甚至回避对人权的保障和贯彻人道主义问题。”在刑罚规范方面
<正> 惩治“官倒”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执法机关面临的一个新问题。依法惩治“官倒”,必然要涉及到一系列法律问题,比如什么是“官倒”?“官倒”的性质如何?“官倒”构成犯罪的条件以及承担何种刑事责任等。研究这些问题,对指导当前打击惩治“官倒”是非常必要的. 一、什么是“官倒”近年来,“官倒”案件屡屡曝光,“官倒”一词也频频见诸报端,出现于人们的言谈之中,但究竟什么是“官倒”,人们认识并不一致。一种观点认为,“官倒,就是当官的倒爷”,或曰“官倒是有一定职权的党政干部投机倒
<正>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后颁布了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五四宪法首先规定了戒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全国或者部分地区的戒严”(第31条第18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发布戒严令”(第40条)。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没有规定戒严。八二宪法对戒严的原则规定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戒严”(第67条第20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发布戒严令”(第80条);国务院“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
<正> 近几年来,法人能否作为犯罪主体是刑法学界争论的热题之一。法人犯罪肯定说与否定说形成相持不下的局面。立法上究竟应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深入的讨论和研究,以便作出最佳的选择。虽然理论界对此问题还有争论,但从立法的趋势来看,作出惩罚法人犯罪的规定已是势在必行。本文以肯定法人犯罪为前提,探讨一下法人犯罪的立法问题。
<正> 台湾《东方杂志》1988年21卷11期刊登刘清波的长篇文章《论艾滋病之预防和法律之实用及其立法与原理》,介绍了艾滋病在世界各地的蔓延情况与各国纷纷采取的预防措施,现将其中与立法有关的部分摘要如下: 一、各国宪法所普遍保护的公民人身自由权、隐私权与医院及其他治疗机构对艾滋病患者、病原携带者的处理、管制、隔离权是否冲突?
<正> 伍柳村、左振声在《法学研究》1989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民愤不能作为量刑的依据,其主要理由有: 1.“民愤论”没有理论上的依据。首先,按照刑事责任的原则,犯罪者只应就其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刑罚严厉程度的差别,也只能从犯罪者本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中去寻找依据。犯罪者不应对自己行为以外的情况或事实——“民愤”的大小承担刑事责任,作为加重犯罪者的刑罚的重要依据,否则,就违反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其次,社会主义社会从根本上消除了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对立,因此,作为犯罪行为的受害者,从根本上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