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从艺术发展的历史来看,媒介在不同阶段的地位不同。在古典阶段,艺术的媒介或形式不受重视,受重视的是艺术的内容或主题。到了现代阶段,出于对身份的追求和捍卫,艺术不仅区别于其他文化形式,不同门类的艺术之间也相互区分开来。作为艺术身份的确证,媒介的地位被突显出来。进入后现代之后,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边界日渐模糊,媒介在艺术中的重要性被解释取代。信息技术进一步打破了现实与虚拟之间的边界,非媒介与全媒介之间的边界消失。在一切都是被媒介的情况下,媒介有可能走向终结。
【机 构】
：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北京100871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艺术发展的历史来看,媒介在不同阶段的地位不同。在古典阶段,艺术的媒介或形式不受重视,受重视的是艺术的内容或主题。到了现代阶段,出于对身份的追求和捍卫,艺术不仅区别于其他文化形式,不同门类的艺术之间也相互区分开来。作为艺术身份的确证,媒介的地位被突显出来。进入后现代之后,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边界日渐模糊,媒介在艺术中的重要性被解释取代。信息技术进一步打破了现实与虚拟之间的边界,非媒介与全媒介之间的边界消失。在一切都是被媒介的情况下,媒介有可能走向终结。
其他文献
新时代初心使命的科学建构和逻辑推进,对中国人民的发展前途具有关键影响。"初心"的建构以坚持人民的主体性地位作为内涵基石,把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当作永恒使命,并以人民群众获得幸福感来彰显时代宗旨。在理论传承演进中,马列主义学说体系是孕育初心使命的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是践行初心使命的经验总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是实现初心使命的制胜法宝。而中国共产党的多维禀赋,使得它在践行初心使命中的领导地位是党性使然、实践必然和新时代应然。如此,以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拥有坚定初心和高超领导力的
在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之下,充分关注和重点保护我国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并让这一易感人群远离成为"受害者+传染源"的双重风险,无疑是一项至关重要而又充满挑战的工作。因此,本文以规模庞大农民工群体为典例,针对其不同的就业方向和差异化的居住空间,结合社区治理探讨了疫情下流动人口有效保护和分类管控的综合策略。这不仅有利于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和"健康中国"的建设,也有利于实现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正> 读刘绍楹的杂文集《交友·处世·做人》,常被一些篇章思想力量所征服。这本杂文集像酿造多年的陈酒,芳香、醇厚。鲁迅称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刘绍楹的杂文紧扣时代的脉搏,抓住青年人普遍关心的问题,如交友的原则,处世的道理,如何看待社会不良现象,娓娓叙谈,深入浅出,既不是板着面孔说教,又不是隔靴挠痒抓不住要害,而是有入木三分的哲理,有淋漓尽致的批判锋芒,有感
基于1996-2016年长三角核心城市群样本及改进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方法,本文从经济周期协同性的视角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演变动态进行了时变测度,并实证分析了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基本保持稳定,在部分时段出现了小幅提升,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一体化程度显著下降。同时,研究结果也表明,较高的经济开放度、相同的语言属性是一体化进程最为稳健的正向推动因素,产业差异度与高铁相连是最为稳健的负向影响因素,官员交流具有相对较为稳健的正向推动,而财政收
阿多诺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实际上就是找到社会生活之中最根本的东西,即存在的结构。海德格尔所说的这种存在结构是从当代社会的功能联系中抽象出来的,他把这种功能联系实体化。这种功能联系的实体化又是与语言中的"是"这个词的综合功能相对应的。海德格尔试图用现象学方法来把握"存在",然而,阿多诺认为,科学的认识方法和哲学的认识方法是不同的,用科学中的那种直观方法是无法把握存在的。当海德格尔把存在和存在者分离开来的时候,存在就无法直接显示它自身。既然存在无法显示自身,那么这种东西就不能被概括在"存在"概念
后果主义与义务论都面临着破坏个体完整性的批评。谢弗勒试图发展出兼具后果主义与义务论理论优势的混合理论,即"以行动者为中心的特权"策略。混合理论允许行动者给予其个人计划以更多倾斜。而在后果主义看来,谢弗勒的方案在个人视角的自然独立性等问题上困难重重。虽然如此,谢弗勒的理论揭示了义务论的行动者本位立场在个体完整性问题上的困境,反过来为后果主义提供了理论资源。后果主义可以在吸取谢弗勒成果的基础上更好地回应个体完整性难题。
全球要素分工的兴起和发展,使得传统贸易保护措施的效果大打折扣,企图采用传统贸易保护措施实现产业保护和遏制对手发展,很难奏效。世界各国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中有他,他中有你我"的利益格局,"贸易战没有赢家""合则两利、斗则双输",已经为现实所证明。由于客观上中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距,贸易摩擦对中国损害更大。中美经贸摩擦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多变性的特点,必须寻求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的长期对策。一方面,我们要在适当"让利"中加强要素分工合作,加强美国企业和中国之间经济和利益关系,防止中美经
前沿研究关注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在后发国家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作用,普遍忽视人力资本结构和技术形态可能扮演的重要角色。本文引入渐进式与蛙跳式技术,结合人力资本结构重构质量阶梯模型,探究人力资本与异质性技术耦合可能对后发国家技术追赶的影响,模拟不同参数约束下后发国家技术赶超及其均衡条件。结果表明:(1)后发国家并非一定能实现技术赶超,技术追赶需满足特定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率条件。(2)技能和技术在技术追赶中扮演不同角色,技术赶超时间与人力资本关系呈"U"形特征且异质性技术反向作用明显。当技术进步率提升时优化人力
我国学界及实务界常将形成权所涉诉讼统归形成之诉范畴。但是,大陆法系国家通常将形成权细分为私法形成权与形成诉权。前者侧重私权自治,即形成权人通过单方意思表示就能使法律关系发生变动;而后者侧重公力救济,即权利人只能通过起诉的方式行使权利。因此,上述两种形成权所涉诉讼形态也有所不同。亦即,只有形成诉权涉讼可构成形成之诉,而私法形成权涉讼应构成确认之诉。具体而言,私法形成权一经行使,原有法律关系即生变更。如当事人对形成效果再行争议则缺乏形成之诉的利益,只能提起确认之诉。该诉在审理过程中不会与形成异议、给付请求发生
本文首先梳理了思想史对人类社会中媒介技术根本意义的认识,同时认为在媒介研究日益成为人文社科研究前沿的条件下,需要对僵化的学科建制保持警惕,媒介研究应该是学科间性的。古典原子论思想引出一种非线性、非因果决定论的历史观,这与"事件""生成"等新近哲学思想相互阐发,帮助我们重新理解媒介的系谱学,新与旧交叠,重访历史上的新媒介,重新开启媒介研究曾经拥有过的那些紧张的、异位的可能性,视其为"惊异(即新的价值)的发生器"。本文随后梳理了作者从媒介历史研究转向媒介考古学的学术路径,带入"扩展了的阐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