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是个爱吃的人。
　　他上大学时失恋，窝在宿合两天两夜不愿动弹，后来被同学硬拉出去吃了一碗热乎米线，便找到了重生的力量。年老时他得了胆囊炎，确诊后，女儿问大夫：“今后烟酒可有限制？”大夫摇头：“这个病与烟酒无关。”听到这儿，汪曾祺也不难受了，捂着嘴直偷笑。连他临终最后一句话都是和“吃”有关：“给我来一杯，碧绿、透亮的龙井！”
　　不只爱吃，汪曾祺还会做饭，家里的饭菜常年都是他做。
　　他自创过一道“塞馅回锅油条”，即把榨菜肉末放进油条里炸，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就是“嚼之声动十里人”。他还拿自创的蜂蜜蘸小萝卜招待女儿的客人，虽然客人一个没吃，他却固执地觉得：“蜂蜜小萝卜，这个多雅。”
　　汪曾祺不仅爱吃，还写了许多关于“吃”的文章，以至于有人说“饿的时候根本不敢读汪曾祺的文章，会忍不住流口水”。而且，他写“吃”总能带出点儿人生道理：“愿意做菜给别人吃的人是比较不自私的。”“一个人口味最好杂一点……差一点也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大意是，一个人爱不爱吃、会不会吃不要紧，重要的是要對生活保持热爱。
　　或许有人说，像汪曾祺这样热爱生活的人一定没受过什么不公吧？其实，汪曾祺经历的苦难比寻常人多得多。
　　“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有我这里一点是热的。”当汪曾祺写下这句话时，28岁的他刚从失业的阴影里走出来，做了历史博物馆的一个馆员。作为沈从文的得意弟子，毕业后的汪曾祺却没能如愿名震文坛，甚至一度找不到工作。可是他从未在文章里直白地描述过自己的贫困。
　　汪曾祺那时穷到什么程度呢？他曾在一篇小品文里半戏谑地说，他出门时要时不时地摸一摸口袋里的钱，生怕自己万一摔倒、把人家的橱窗砸破了，拿什么来赔呢？这样落魄到极点的青年时代，曾让汪曾祺认真地想过赴死，可他后来都看开了。
　　即使遭遇了不公平待遇，许多年后他依然开玩笑说：“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实际上，那段时间他是怎么度过的呢？经常“忍不住哭出声来”。但事后，汪曾祺从来没细述过那段经历中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当60岁的他重新拿起笔，写下一鸣惊人的《受戒》时，没有半点儿苦闷和忧郁，全然一副温情从容的闲适姿态。
　　有人评价他的文章说：正好与如今将简单的道理表达得百折千回的风气相反，他则把最复杂的事物写得明白如话。他是洞察秋毫便装了糊涂，风云激荡过后恢复了平静，他已是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
　　汪曾祺不懂世故吗？他对那点儿世事早已历经个遍、对那些复杂争斗也算明察秋毫，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只是在“世事洞明”之下，他选择用天真来回应一切。
　　有人说：“知世故而不世故，才是最善良的成熟。”其实，世故到极致，就是像汪曾祺这样，选择生活得“可爱”。成熟的最高境界，正是这种天真。
　　在文学史上，汪曾祺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这不只是因为他的文章，更因为他对生活有着经久不息的浓烈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