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冬虫夏草极其特别的形成特性与其生长地理环境恶劣，不宜采集，又因当时交通情况所限更不宜得到，并且古人当时对自然学科及医药知识掌握有限，所以在记载中多有对虫草夸张杜撰，这也成为近年来虫草价格炒作的卖点之一。广义上的虫草有上百种，而能作为药用的却只有一种就是“冬蟲夏草”。因其目前市场价格高昂，优质的每500克可达几十万元，多有不良商贩用其他种类虫草冒充冬虫夏草，非专业人士基本分辨不出。
　　冬虫夏草主产于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流域的上游。东至四川省的凉山，西至西藏的普兰县，北起甘肃省的岷山，南至喜马拉雅山和云南省的玉龙雪山。西藏虫草的产量大约占全国虫草产量的41%，青海省产量大约占全国虫草产量的33%，云南省和四川省虫草产量各占11%-16%上下。

　　2013年，我选择了在全国虫草产量相对较少，在本地区产量较高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做拍摄调查。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四川省是全国最大的多民族居住地之一，而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地理环境及人文历史非常独特，这样可以在拍摄中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我在选择拍摄专题主要人物时也做了详细的考量，后来选择了居住在甘孜州新龙县博美乡波罗村的扎西达瓦一家。扎西达瓦从小失去双亲由其姨母抚养长大，姨母为抚养扎西今年50多岁还未婚配。扎西又是一个虔诚的藏传佛教徒，曾经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与姨母做朝圣者在外转经一年八个月，留下妻子及两个孩子在家留守。扎西在转经途中结识了一些国内外的朋友，转经归来后的几年经常在内地走动，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扎西不但成为了我拍摄的主角，也是我在拍摄藏族家庭生活与采集虫草过程中的重要翻译。
　　采虫草的季节是每年的四月底至六月底，过了这段时间以后虫草就长坏了，被当地人称为烂草，没有了药用价值。在其他的季节里，扎西一家与很多普通的藏族农民一样，到神山、圣湖或者到寺庙转经，然后就是四处打零工，多在新建的寺庙或者建新居的家庭中做建筑小工，或者到山上采集各种食用菌、草药拿到当地收购市场上卖。前些年，藏族家庭中的孩子不少被送到寺庙中学习藏传佛教，做一个职业的喇嘛。孩子成人以后还可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还俗。然而这一切随着冬虫夏草的价格炒作暴涨发生了改变。高昂的虫草价格不但给销售商带来了暴利，源头的采集者也有了不菲的收入。
　　在我所调查的2013到2015年这三年间，每年4月底就会有超过6万人，最多的一年10万余人，进入四川省理塘县的大雪山里采集冬虫夏草。这两个月里他们创造了8亿多元的产值，而理塘县政府2011年给出的GDP是6.43亿元。每年全国的虫草产值是300多亿元。

　　扎西通过这几年采卖虫草的积累，从新龙县的大山里搬迁到了理塘县城，四个孩子都上了当地最好的学校。前几年他还准备把孩子送到寺庙做喇嘛，通过与外界越来越多的接触和家庭经济收入的提高，他意识到孩子不能没有知识，上学是最好的选择。当然如果孩子愿意去寺院做喇嘛，他会尊重孩子的意愿，毕竟家庭中有一个人做喇嘛是很荣耀的事情。他会鼓励孩子在完成学业以后到佛学院进行深造。再说现在虫草越来越少，越来越难采集，以前家里的附近山上就可以找到很多虫草，不用跑太远，现在他们不得不在4月份提前准备足够维持两个月的生活物资，翻过几座大雪山到无人区里寻找虫草，那里天气不好，也很危险，很多朋友为此摔伤，落下终身残疾，甚至失去生命。
　　几年前西藏高原生态研究所的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过度垦挖，雅鲁藏布江中游水土流失面积已达615万公顷，而河南省的耕地面积才有687.1万公顷。2015年5月CCTV13新闻直播间报道贵州某地山里出现“虫草”，3万多亩的森林遭到破坏。
　　多年的虫草价格翻涨，虫草经济已成为虫草产地的主要经济收入。不算以虫草为附加值生产销售的企业，全国有近百万的农牧民依靠每年挖虫草带来的收入提高生活质量，政府依靠虫草带动赋税的收入。畸形的高价格，使得有着“软黄金”之称的冬虫夏草已陷入“越挖越少、越少越贵、越贵越挖”的恶性循环，高原生态危机也令人担忧。当地政府也看到了这样的危机，正在试图改变，挖掘当地旅游业的潜在价值。然而随着旅游开发力度的加大，当地人文生态却又不得不做出妥协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