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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时期，在西方物质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妇女们在装束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为西方马首是瞻，竞相追逐。而这一现象却为当时的大多数人所不能接受，他们在报刊、杂志等媒体上发表了大量的言论来抨击这些妇女，同时国民政府也采取了强制手段来干涉这些妇女，但却未能杜绝妇女们追逐时尚的现象。
关键词：女性时尚；认知；摩登女；民国时期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4-0266-02
近代中国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很多城市在物质、人们的生活及思维方式上等都显出近代性的特点。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对西方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亦步亦趋的时尚妇女。她们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报刊杂志普遍涉及的话题。这些媒体在提到她们时，往往用 “摩登女”一词来指代，也有的称她们为“新女性”、“时髦女子”等，但前者使用较多。而“摩登女”一词的使用，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末，在1928年9月的外文报纸《北华捷报》上有着对摩登妇女的较早定义，该报指出，“摩登女”就是那些“中国的奇装异服的轻浮女子”。她们“穿着半洋化，短发、短裙、脂粉脸”[1]。
中国女性追赶时尚是自我意识提高的表现，而这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很大的关联。民国初建立，人们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使妇女的社会地位及参与社会的意识得到提高。特别是男女平权思想的确立，从法律上充分肯定了中国妇女应有的地位。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男女平权思想同样波及到地处西南一隅的四川，特别是在第一大都市成都，社会风气日益开通，青年男女常在比较公开的场合进行频繁的“社交”活动，这些现象在《成都竹枝词》中有着大量的记载。有这样的词句描绘了摩登男女们聚在茶社里谈天说地的场景：“社交男女要公开，才把平权博得来。若问社交何处去，‘维新’茶社大家挨”，还有这样的词句描写了摩登男女青年在公园、体育场娱乐的欢快场面：“公园啜茗任勾留，男女双方讲自由。体育场中添色彩，网球打罢又皮球。”这一句词让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酒馆里、茶楼中随处可见谈笑自足的摩登男女：“酒肆茶寮大写真，女男杂坐说维新。社交已达公开日，不必场门锁亸神。”而“女男杂坐似当然，私语喁喁众目前，餐馆茶园随处是，爱情那得不相聊”一句，则描绘了男女青年们毫无顾忌地在餐馆茶园谈情说爱的情景[2]。
四川风气的开通、社交的公开与电影、报刊、杂志等对妇女问题进行宣传与讨论是分不开的。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川报》、《新新新闻》等报纸上有了关于妇女问题的专栏讨论。如涉及到妇女的哺乳、育婴、生理等方面的知识。当时在成都街头小贩公开地叫卖：“买摩登恋爱的新闻” [3]，成都戏院时常放映反映西方人生活方式、宣扬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等方面的影片，如《金刚》、《现代一女性》、《美人劫》、《青春之恋》等等[4]。胡蝶、夏佩贞、王吉亭、郑小秋、阮玲玉等著名影星主演的影片，“青年、小姐、姨太太们”都非常乐于观看[5]。
而对于妇女们追逐时尚的现象，当时的川人多是持否定的态度。在四川的《新新新闻》、《济川公报》、《川报》、《社会日报》、《成都国民日报》等报纸及《帼光》、《西蜀评论》、《新生活半月刊》等期刊上，登载了大量的冷嘲热讽的、甚至谩骂摩登女的言词。而持论者多以化名发表言论。这些言词涉及到摩登女装束的美丑问题、道德问题及人格等问题。
对于摩登女的装束问题，多数论者认为她们的装束不但不美，且是一种丑的显露。持这种观点且在当时影响比较大的人是刘师亮，他是四川内江人，据说未曾读过书，却敏而好学，在文化界颇有名气。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其所创办的刊物《师亮随刊》上专门开辟了一个专栏来讨论妇女的时尚问题。他自己在该刊上发表了许多抨击时尚女性的文章，还以二人诙谐对话的方式发表了《犯下作乱》、《只学皮毛》、《搞得莫发》、《冒牌洋婆子》等小短文来讥讽摩登女的装束。现节录《犯下作乱》 [6] 一文如下：
（小）哥哥，快走快走，那旁有吊颈鬼来了，（大）青天白日的，那有什么鬼呀，（小）你看那旁来的人，身上穿红着绿，脑壳上又是披头散发，毛发蓬蓬，肩膀还搭有勾魂帕，不是吊颈鬼来找替代是甚么，（大）唉，老弟，你真年幼无知，少见多怪，那里是什么吊颈鬼，是些时髦女子，用烫发钳子烫成的新式头式，肩膀上是搭的项巾，你怎么认成披头散发的吊颈鬼了啊，（小）自古及今的美人，不下千万，头式不下百种，偏偏梳成这种如鬼魅，怪涎不经的头式，是何用意？
针对这一问题，一位署名为“马东周”的作者有同样的看法，他是这样描写摩登女的，身着“一件长长的紧紧的花缎的长袍”、“胸部上突现出一对高高的乳峰”、走路的时候“臀部一左一右的动摇”，她犹如郭沫诗中的“游闲的尸”、“淫嚣的肉”、“粉装的骷髅” [7]。当时还有署名为“志原”、“大成”、“果却”、“霜”、“锦安”等作者在该报上发表了相同观点的文章。
较多的论者在讥评摩登女外在装束时，还深及到了她们的道德问题。如刘师亮在《复古》一文中指出，摩登女的装束是“不知羞耻”的，与中国的“文明礼义”并不相符，所以他否认摩登女是“文明”社会的产物，讽刺它是一种“复古”现象，且是“复了上古之上古”，因为上古之上古是不存在道德与人伦羞耻的[8]。认为，“时髦女子，染了洋习”后的结果是中国的文明地位受到了动摇[9]。持这种观点的文章在当时四川的报刊上登载得是比较多的。
甚至有人从摩登女的外在装束“想象”、怀疑到她们的人格问题，认为摩登女的装扮主要是为了博得男人的欢心，从而满足她们物质上的需要。当时人还以二人对话的方式讥讽摩登女学生读书不是为求学识，而是为找个有钱人家当太太，所以很注重自己外在的漂亮。对话如下：
甲：你认识了很多女朋友罢。乙：那里的话！甲：你在××实习学校，不是有很多女生吗？难道你没有认识她们？ 乙：啊！那有什么用，她们的学问自然很差！甲：美丽便可以了，横竖女子有没有学问不大要紧。 乙：那可不错！我正为这点怀疑。甲：这是事实呀，坐汽车的太太岂不是专靠美吗？ 乙：不错。倒不错，女子漂亮些便够了[10]！
当时运用“迎合男人”、“满足物质欲”、“嫁个好郎君”等言语来暗示摩登女无独立人格的作者也是比较多的，如署名“太仓”、“鱼”、“琅”等人。这些人用语还算温和，而一些人却直接使用了“寄生虫”、“玩物”、“花瓶”等对女性人格有诋毁之意的言语及漫画的方式来评论摩登女。
一个署名“张宇桃”的作者，讥讽“都市摩登妇女本能既低，而享受最高，事事仰给男子”，过的是“寄生虫”的生活[11]。署名为“霜”的作者指出，摩登女的高跟鞋是“换三寸弓鞋以三寸高跟”，而这样的装饰是自甘为男人的玩品，因为“穿以高跟，步履妖娆，乃是西洋富贵的玩弄的舞女的装饰。” [12] 而这样的一层意思在一幅题为《女权之高跟》漫画中再次得以体现，作者在图上并列的画了一只高跟鞋和三寸金莲[13]。还有这样一张漫画，图上画了一个花瓶，瓶身是摩登女郎的身段线条，瓶里插了一枝有着摩登女子头像的花，其意在讽刺摩登女郎仅是“花瓶”一枝[14]。
女性追逐时尚的现象及社会各界对其激烈的讨论，也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重视。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开始，国民政府就采取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对妇女的装束进行干预，内务部于1929年9月开始在全国通令取缔奇装异服。禁令传到四川后，从成都开始，青年男女活动的娱乐场所，如“摩登社”等地被取缔，但却未能有效制止青年男女们追求时尚的潮流。1934年1月，四川善后督办刘湘在重庆下达了第四六○号公文，训令各市县长为提倡国货严禁奇装异服。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要求用传统道德礼义廉耻来规范人们的衣食住行，摩登女们的装束问题又再次被列为禁止之列。为响应新生活运动，川省在取缔妇女奇装异服过程中，采取了强制手段。警备司令部下达命令：“令各区巡查队，遇有露肘裸膝妇女，勿论军民人等家眷一概用剪刀破衫，以示薄惩”，于是在成都小樑子都邮街一带繁盛地方，露肘、袒臂的妇女被警察“剪裤、责打手心。” [15] “木牌坊小梁子、龙主庙、都邮街、关庙街等地摩登妇女们均视为畏途，被处罚者平均每天至少在百人以上。” [16] 而像这样的禁令及惩处方式下达了一遍又一遍，但直到国民政府败退台湾之前，妇女的“奇装异服”问题仍未能解决。
从民国时期四川舆论界对女性时尚的认知中，让我们了解到，由于受到国内社会、政治环境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四川成都的一些妇女在装束和生活方式上趋赶着时尚。针对她们的装束、道德、人格等问题四川舆论界采取了讥讽、甚至谩骂的态度。政府机构甚至用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来干涉女性的时尚行为。从这些可看出，在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传统因素对现代因素有着较强的抵制作用，存在于二者之间的诸多矛盾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段才能磨合。
参考文献：
[1][美]李欧梵.上海摩登 —— 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年)[M].毛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11-212.
[2]林孔翼.成都竹枝词:增订本[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97.
[3]新新新闻，1935-06-14(16).
[4]新新新闻，1935-06-19(13).
[5]絮.诱惑论杂[N].时事周报，第2卷第1号，1932-05-01.
[6]师亮.犯下作乱[J].师亮随刊,1930，(40):30.
[7]新新新闻，1933-04-11.
[8]师亮.复古[J].师亮随刊，1930，(40):21.
[9]师亮.现身灼发[J].师亮随刊，1930，(50):39.
[10]女学生的供状[N].川报，1932-03-10(4).
[11]张宇桃.新生活与都市妇女[J].重庆新运旬刊，1934，(4):3.
[12]霜.曲发，高跟及其他[N].新新新闻，1935-03-23(11).
[13]新新新闻，1935-07-07(4).
[14]新新新闻，1935-06-30(4).
[15]摩登厄运，大批妇女短裤被剪[N].济川公报，1934-05-27(7).
[16]重庆摩登女郎厄运，用剪刀剪破衫裤，改服装忙煞裁缝[N].国民公报，1934-05-29(3).[责任编辑 王晓燕]
关键词：女性时尚；认知；摩登女；民国时期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4-0266-02
近代中国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很多城市在物质、人们的生活及思维方式上等都显出近代性的特点。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对西方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亦步亦趋的时尚妇女。她们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报刊杂志普遍涉及的话题。这些媒体在提到她们时，往往用 “摩登女”一词来指代，也有的称她们为“新女性”、“时髦女子”等，但前者使用较多。而“摩登女”一词的使用，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末，在1928年9月的外文报纸《北华捷报》上有着对摩登妇女的较早定义，该报指出，“摩登女”就是那些“中国的奇装异服的轻浮女子”。她们“穿着半洋化，短发、短裙、脂粉脸”[1]。
中国女性追赶时尚是自我意识提高的表现，而这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很大的关联。民国初建立，人们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使妇女的社会地位及参与社会的意识得到提高。特别是男女平权思想的确立，从法律上充分肯定了中国妇女应有的地位。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男女平权思想同样波及到地处西南一隅的四川，特别是在第一大都市成都，社会风气日益开通，青年男女常在比较公开的场合进行频繁的“社交”活动，这些现象在《成都竹枝词》中有着大量的记载。有这样的词句描绘了摩登男女们聚在茶社里谈天说地的场景：“社交男女要公开，才把平权博得来。若问社交何处去，‘维新’茶社大家挨”，还有这样的词句描写了摩登男女青年在公园、体育场娱乐的欢快场面：“公园啜茗任勾留，男女双方讲自由。体育场中添色彩，网球打罢又皮球。”这一句词让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酒馆里、茶楼中随处可见谈笑自足的摩登男女：“酒肆茶寮大写真，女男杂坐说维新。社交已达公开日，不必场门锁亸神。”而“女男杂坐似当然，私语喁喁众目前，餐馆茶园随处是，爱情那得不相聊”一句，则描绘了男女青年们毫无顾忌地在餐馆茶园谈情说爱的情景[2]。
四川风气的开通、社交的公开与电影、报刊、杂志等对妇女问题进行宣传与讨论是分不开的。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川报》、《新新新闻》等报纸上有了关于妇女问题的专栏讨论。如涉及到妇女的哺乳、育婴、生理等方面的知识。当时在成都街头小贩公开地叫卖：“买摩登恋爱的新闻” [3]，成都戏院时常放映反映西方人生活方式、宣扬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等方面的影片，如《金刚》、《现代一女性》、《美人劫》、《青春之恋》等等[4]。胡蝶、夏佩贞、王吉亭、郑小秋、阮玲玉等著名影星主演的影片，“青年、小姐、姨太太们”都非常乐于观看[5]。
而对于妇女们追逐时尚的现象，当时的川人多是持否定的态度。在四川的《新新新闻》、《济川公报》、《川报》、《社会日报》、《成都国民日报》等报纸及《帼光》、《西蜀评论》、《新生活半月刊》等期刊上，登载了大量的冷嘲热讽的、甚至谩骂摩登女的言词。而持论者多以化名发表言论。这些言词涉及到摩登女装束的美丑问题、道德问题及人格等问题。
对于摩登女的装束问题，多数论者认为她们的装束不但不美，且是一种丑的显露。持这种观点且在当时影响比较大的人是刘师亮，他是四川内江人，据说未曾读过书，却敏而好学，在文化界颇有名气。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其所创办的刊物《师亮随刊》上专门开辟了一个专栏来讨论妇女的时尚问题。他自己在该刊上发表了许多抨击时尚女性的文章，还以二人诙谐对话的方式发表了《犯下作乱》、《只学皮毛》、《搞得莫发》、《冒牌洋婆子》等小短文来讥讽摩登女的装束。现节录《犯下作乱》 [6] 一文如下：
（小）哥哥，快走快走，那旁有吊颈鬼来了，（大）青天白日的，那有什么鬼呀，（小）你看那旁来的人，身上穿红着绿，脑壳上又是披头散发，毛发蓬蓬，肩膀还搭有勾魂帕，不是吊颈鬼来找替代是甚么，（大）唉，老弟，你真年幼无知，少见多怪，那里是什么吊颈鬼，是些时髦女子，用烫发钳子烫成的新式头式，肩膀上是搭的项巾，你怎么认成披头散发的吊颈鬼了啊，（小）自古及今的美人，不下千万，头式不下百种，偏偏梳成这种如鬼魅，怪涎不经的头式，是何用意？
针对这一问题，一位署名为“马东周”的作者有同样的看法，他是这样描写摩登女的，身着“一件长长的紧紧的花缎的长袍”、“胸部上突现出一对高高的乳峰”、走路的时候“臀部一左一右的动摇”，她犹如郭沫诗中的“游闲的尸”、“淫嚣的肉”、“粉装的骷髅” [7]。当时还有署名为“志原”、“大成”、“果却”、“霜”、“锦安”等作者在该报上发表了相同观点的文章。
较多的论者在讥评摩登女外在装束时，还深及到了她们的道德问题。如刘师亮在《复古》一文中指出，摩登女的装束是“不知羞耻”的，与中国的“文明礼义”并不相符，所以他否认摩登女是“文明”社会的产物，讽刺它是一种“复古”现象，且是“复了上古之上古”，因为上古之上古是不存在道德与人伦羞耻的[8]。认为，“时髦女子，染了洋习”后的结果是中国的文明地位受到了动摇[9]。持这种观点的文章在当时四川的报刊上登载得是比较多的。
甚至有人从摩登女的外在装束“想象”、怀疑到她们的人格问题，认为摩登女的装扮主要是为了博得男人的欢心，从而满足她们物质上的需要。当时人还以二人对话的方式讥讽摩登女学生读书不是为求学识，而是为找个有钱人家当太太，所以很注重自己外在的漂亮。对话如下：
甲：你认识了很多女朋友罢。乙：那里的话！甲：你在××实习学校，不是有很多女生吗？难道你没有认识她们？ 乙：啊！那有什么用，她们的学问自然很差！甲：美丽便可以了，横竖女子有没有学问不大要紧。 乙：那可不错！我正为这点怀疑。甲：这是事实呀，坐汽车的太太岂不是专靠美吗？ 乙：不错。倒不错，女子漂亮些便够了[10]！
当时运用“迎合男人”、“满足物质欲”、“嫁个好郎君”等言语来暗示摩登女无独立人格的作者也是比较多的，如署名“太仓”、“鱼”、“琅”等人。这些人用语还算温和，而一些人却直接使用了“寄生虫”、“玩物”、“花瓶”等对女性人格有诋毁之意的言语及漫画的方式来评论摩登女。
一个署名“张宇桃”的作者，讥讽“都市摩登妇女本能既低，而享受最高，事事仰给男子”，过的是“寄生虫”的生活[11]。署名为“霜”的作者指出，摩登女的高跟鞋是“换三寸弓鞋以三寸高跟”，而这样的装饰是自甘为男人的玩品，因为“穿以高跟，步履妖娆，乃是西洋富贵的玩弄的舞女的装饰。” [12] 而这样的一层意思在一幅题为《女权之高跟》漫画中再次得以体现，作者在图上并列的画了一只高跟鞋和三寸金莲[13]。还有这样一张漫画，图上画了一个花瓶，瓶身是摩登女郎的身段线条，瓶里插了一枝有着摩登女子头像的花，其意在讽刺摩登女郎仅是“花瓶”一枝[14]。
女性追逐时尚的现象及社会各界对其激烈的讨论，也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重视。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开始，国民政府就采取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对妇女的装束进行干预，内务部于1929年9月开始在全国通令取缔奇装异服。禁令传到四川后，从成都开始，青年男女活动的娱乐场所，如“摩登社”等地被取缔，但却未能有效制止青年男女们追求时尚的潮流。1934年1月，四川善后督办刘湘在重庆下达了第四六○号公文，训令各市县长为提倡国货严禁奇装异服。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要求用传统道德礼义廉耻来规范人们的衣食住行，摩登女们的装束问题又再次被列为禁止之列。为响应新生活运动，川省在取缔妇女奇装异服过程中，采取了强制手段。警备司令部下达命令：“令各区巡查队，遇有露肘裸膝妇女，勿论军民人等家眷一概用剪刀破衫，以示薄惩”，于是在成都小樑子都邮街一带繁盛地方，露肘、袒臂的妇女被警察“剪裤、责打手心。” [15] “木牌坊小梁子、龙主庙、都邮街、关庙街等地摩登妇女们均视为畏途，被处罚者平均每天至少在百人以上。” [16] 而像这样的禁令及惩处方式下达了一遍又一遍，但直到国民政府败退台湾之前，妇女的“奇装异服”问题仍未能解决。
从民国时期四川舆论界对女性时尚的认知中，让我们了解到，由于受到国内社会、政治环境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四川成都的一些妇女在装束和生活方式上趋赶着时尚。针对她们的装束、道德、人格等问题四川舆论界采取了讥讽、甚至谩骂的态度。政府机构甚至用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来干涉女性的时尚行为。从这些可看出，在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传统因素对现代因素有着较强的抵制作用，存在于二者之间的诸多矛盾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段才能磨合。
参考文献：
[1][美]李欧梵.上海摩登 —— 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年)[M].毛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11-212.
[2]林孔翼.成都竹枝词:增订本[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97.
[3]新新新闻，1935-06-14(16).
[4]新新新闻，1935-06-19(13).
[5]絮.诱惑论杂[N].时事周报，第2卷第1号，1932-05-01.
[6]师亮.犯下作乱[J].师亮随刊,1930，(40):30.
[7]新新新闻，1933-04-11.
[8]师亮.复古[J].师亮随刊，1930，(40):21.
[9]师亮.现身灼发[J].师亮随刊，1930，(50):39.
[10]女学生的供状[N].川报，1932-03-10(4).
[11]张宇桃.新生活与都市妇女[J].重庆新运旬刊，1934，(4):3.
[12]霜.曲发，高跟及其他[N].新新新闻，1935-03-23(11).
[13]新新新闻，1935-07-07(4).
[14]新新新闻，1935-06-30(4).
[15]摩登厄运，大批妇女短裤被剪[N].济川公报，1934-05-27(7).
[16]重庆摩登女郎厄运，用剪刀剪破衫裤，改服装忙煞裁缝[N].国民公报，1934-05-29(3).[责任编辑 王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