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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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历史上的野心家、阴谋家大凡如此:在篡夺大位之前,总要收买几个无耻文人、"翻天妙手",帮助自己弄虚作假,隐恶扬善,把罪孽说成功勋,将丑行吹为美德,炮制几篇"功德颂",来掩人耳目,压制公论。王张江姚反党集团豢养的吹鼓手康立(即罗思鼎),煞费苦心编造《论张良政治立场的转变》一文(载《历史研究》一九七四年第一期,以下简称《论张良》,就是沿用这种卑鄙伎俩,借"评价历史人物"之名,替"四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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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历史上的野心家、阴谋家大凡如此:在篡夺大位之前,总要收买几个无耻文人、"翻天妙手",帮助自己弄虚作假,隐恶扬善,把罪孽说成功勋,将丑行吹为美德,炮制几篇"功德颂",来掩人耳目,压制公论。王张江姚反党集团豢养的吹鼓手康立(即罗思鼎),煞费苦心编造《论张良政治立场的转变》一文(载《历史研究》一九七四年第一期,以下简称《论张良》,就是沿用这种卑鄙伎俩,借"评价历史人物"之名,替"四人帮"反革命丑史进行可耻的辩护。
其他文献
《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十二期王士伦作《秋瑾出生年代》一文中说:"烈士于人曰(伦按:"人曰"似"八日"之误笔)写兰诺一通……"(见六五页,十四行)。按:上文有云、"甲辰正月",则:"人曰"非"八日",乃"人日"也。俗谓正月七日为人日。杜诗:"花径不曾缘客扫,草堂人日我归来"是也。猪为八日,殊无据,虽说七日、八日只差一天半天的。
《明史》卷二四三《赵南星传》,写到赵南星与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党斗争失败时,有这样一段记述:"……卒戍南星代州,清衡庄浪,锺庞永昌。嫡母冯氏、生母李氏,并哀恸而卒。子生七龄,惊怖死。南星抵戍所,处之怡然。"按这段文字所说,是赵南星的嫡母冯氏和生母李氏"哀恸而卒",是他的儿子生年七岁便惊怖而死。其实这段记述是有错误的,现存赵南星的儿子赵清衡所撰的《先君赵冢宰忠毅公行述》(载《味檗斋遗书》,清道光间南丰吴承祖校刊本)证明了这一点。
一九二七年六月底发生的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事件,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后期的一个重要事件。对于这个历史事件,在不同时期虽然有过种种不同的评价,但是在多数时间里它都被认为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一个典型表现。这种看法多年来似乎已成定论,因而成为党史研究中的一个禁区,使人们不能越雷池一步。可是,客观的历史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一些初步的考察。
关于噶尔丹之死,在解放前出版的著作中,如肖一山的《清代通史》,曾问吾的《中国经营西域史》等,都认为是服毒自杀的。解放后,翦伯赞同志主编的《中国史纲要》,齐思和等同志编著的《中外历史年表》,余元安同志著的《内蒙古历史概要》,新疆民族研究所编著的《新疆简史》等,也一致认为噶尔丹是服毒自杀的。近几年来,国内出版的著作和文章,凡涉及噶尔丹之死的,也都持同样的看法①。这说明,噶尔丹服毒自杀的说法,在我国史学界已成定论。
三至六世纪,我国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一个共同特征是长期分裂,战乱频繁,社会萧条,生民涂炭。为了防暴避乱,人们只得结成社会集团屯聚本地,或者易居附近和流徙远方的深险地区,筑坞作壁,且耕且战,自保自存。由于东汉以来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及其部曲佃客制的发展,相应地使意识形态也发生某些变化,强化了封建宗法思想,滋长了以血缘和地域为核心的宗乡观念,这就为这种社会集团的凝聚提供了经济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唐代户口统计最初因和计口授田、按户征税的均田制密切相关,历朝政府对之都非常重视,有关户口的材料丰富繁多,不仅非前此各朝可比,即与以后朝代相比也属于较多的。由于多次战争的影响,唐代户口本身具有以下特点:数量变化大,变化时间快,地区变动显著。本文着重从历史地理角度试加探
海贝(俗称"(贝巴)子")是一种自然物。我国历史上商、周两代都曾经将它作为货币使用过,迨于春秋战国,各诸侯国相继变革币制,这种自然货币才逐渐为刀、布等金属铸币所代替。云南在古代也使用过贝币。据近年来晋宁和江川等地发现的考古材料①,云南用
近年来,在我国大陆出版的一些有关孙中山的著作中,都提到了孙中山曾于一八九○年致书清朝退职官僚郑藻如一事;在台湾,以及在国外,这件事也越来越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孙中山的这篇书信受到人们的重视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它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孙中山著作中最早的政治作品,它比人所共知的孙中山上李鸿章书还要早四个年头。毫无疑问,该文对于研究孙中山的思想发展过程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近年来，有些近代史著作，在讲述一八九四年前中国早期工人的总数及分布时，往往引用孙毓棠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以下简称《史料》）第一辑的统计资料，称：—八九四年前，中国早期工人总数为九万一千八百五十人至九万八千零六十人，其中分布在清政府经营的炼铁与纺织部门的有五千五百至六千人，分布在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工业部门有二万七千二百五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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