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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启蒙主义在我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拓展其內涵和外延。在被称之为新启蒙主义的语境下，新时期的爱情小说创作经历了“解放思想”和追求“现代性”两个阶段，实现了诸多突破。然而，在收获赞美的同时，也存在着些许的框限。
[关键词]爱情小说 新时期 新启蒙主义
启蒙主义自五四时期传入中国文学以来，以极强的生命力在中国文学的沃土上疯长，20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新启蒙主义”，既尔九十年代末又有了“后启蒙主义”的旗帜。在其成长的历程中，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新时期爱情小说仅是文学大豹之一斑，借此谈点自己的陋见和浅识。
一、启蒙运动的发展脉络
在论述启蒙的概念时，我们很容易想到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的论述：“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別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我国文化界接纳康德的启蒙主义，推动了文学事业的发展。
1936年底，以还原五四启蒙精神、承传五四民主传统的新启蒙运动在艾思奇、陈伯达、张申府、胡绳等进取的知识分子中间展开。张申府在《什么是新启蒙运动》中说：“就字面说，启蒙就是开明的意思。再分别说，启蒙就是打破欺蒙，扫除蒙蔽，廓清蒙昧。因此，在字典上，所谓启蒙就是脱离迷信，破除成见等等的意思。凡是启蒙运动都必要三个特性。一是理性的主宰：二是思想的解放；三是新知识新思想的普及。”艾思奇在同题文章中解释说：“为什么叫做新启蒙运动呢?因为中国过去的新文化运动(以五四为高峰)是一种启蒙运动，而现在的这一个文化运动和它有共同的地方，所以叫做新启蒙运动。”至于为什么还需要来一个新启蒙运动，作者的回答是：“因为旧的启蒙运动没有把它要做的事完成。”
撇开20世纪40－60年代走过的坎坷和风雨，70年代末80年代初云散雾开之后所见到的彩虹则预示着新一轮启蒙时代的到来。当时以王元化为龙头的“新启蒙”就是在这个时期顺应潮流，并被推到浪尖上的。1980年代中后期，那是一个启蒙的新时代。在《新启蒙》的创刊号上，王元化的《为五四精神一辩》、刘晓波的《形而上学与中国文化》、许纪霖的《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等文章力图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再检讨来承继五四以来的人文精神，将“独立主人格，自由之个性”的思想情怀发扬光大。
进入1990年代以后，学者们在经过热情的实践和冷静的反思后发现，新启蒙主义也并不是完美的，所以开始了对新启蒙主义的“反思和批判”，这就是被称之为“后启蒙”时代。
综观启蒙运动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敢于认识”——“个性解放”——“反思和批判”三个阶段。其实，这样的发展轨迹也完全符合人类认识事物的规律。
在对启蒙主义的发展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之后，我们可以谈论新时期的爱情小说了。这个时期正处在新启蒙的发轫期。具体讲，这个时期的爱情的小说在新启蒙运动的威力诱导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题材禁区的打破。“爱情”题材冲破禁区，大胆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2、作品开始尊重人性。具体表现在择偶标准上，从“重视思想观念的一致”转变到“重视双方间的心理相容”方面来。3、当代性爱观的频频突破。从对婚外恋的欲说还羞(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到对婚外恋的理解(张欣《何处是港湾釣既尔到对婚外恋的鼓吹婚、怂恿、不找任何借口(叶文玲的《无梦谷》和张抗《情爱画廊》)。
有勇气去使用自己的智力是启蒙的座右铭。在康德看来，启蒙的目的在于唤醒或呼吁人们自己动脑思考问题的能力。上面谈到的爱情小说在诸方面发生的变化，就说明作家们渐渐地把“使用自己的智力”的“勇气”得以发挥。
二、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启蒙特征的“出路”是一个将我们从“不成熟”状态解放出来的过程。“不成熟”指的是我们意志的特定状态，这种状态使我们在需要运用理性的领域里，去接受他人权威的引导。在引导中“敢于认识”，还个人以运用自己的理智决定个人行为的自由和权力。细而言之，启蒙作为一种精神诉求在政治上要求的是民主，在法律上要求的是平等，在社会上要求的是自由，在人性上要求的是个性。新启蒙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从客观人本主义到主观人本主义的演变历程。
客观人本主义者认为，人有一个统一的常态的本性，这个本性是由理性主导的。主张人应该从非本性的生活向本性的生活复归，将人类的自由和对客观世界的规律的发现和遵循联系起来。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启蒙思潮基本上坚持了这一思路。所以爱情小说表现的主人公是“无我”的，是程式化的。《结婚》、《我能爱他吗?》、《清油河上的婚事》、《高洁的青松》等早期作品，人物的性格粗线条、思维直线式，回避真正深刻复杂的矛盾冲突，表现了足够的“理性”。
人物性格塑造是这么的“忘我”、这么的理性，创作模式也是高度的程式化。要么是“新人新事新风尚”式的，要么是“左倾权势棒打鸳鸯→忠贞坚守矢志不渝→平反昭雪破镜重圆”式的；要么是“观音菩萨式的女性博爱者，搭救男性落魄者”，要么是“改革恋爱，没有痴情女子的热心辅佐改革者的事业就难以成功”，凡此种种，套路固定，不越雷池一步。如，田二嫂对返乡劳改的邱玉华(《孕育在大地之中》)、哑女对沦落该地的画家《心香》、李秀芝对右派许灵均《灵与肉》……这些农村劳动妇女，都有“同情弱者，救人急难”的传统美德。她们对于罹难的男性知识分子的救助，都毫无个人动机。她们富绰有余的，是那观音菩萨般普度众生的慈悲心肠。她们因而被看作人民母亲的化身，来慰籍落魄男子的心灵。作品的模式化，是由作家的思维定势造成的。而作家的思维又严重地受到了初期新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
198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反文革主题的消隐，传统的客观人本主义思路渐渐地为人们所扬弃，主观人本主义来到了历史前台，成为时代主潮，并且这是“新启蒙”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新启蒙主义者反对将人的本质定义为理性，而对人的官能化、非理性化报以肯定，将思想基点从国家、民族、集团的解放转化到真正个体生命的解放上来，将人的本质归结为生命本体欲望和激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时期的作家，心灵生活无限制地向外延伸，不愿再一遍遍复述已成为教条的社会公理，不再肯当“时代的传声筒”，他们要自己推理、自己判断、自己求证出不重复别人、也难为别人所重复的独家观点。张笑天在《公开的“内参”》中，借大学生康五四之口，做了显得简单明了而又很有迷惑 力的推算：婚外恋仅伤及一人，而成全了两人，这种二比一的关系，实质上不是更道德吗?张抗抗则在《情爱画廊》中，声称一夫一妻制太走极端，不可能真正实现。显然，这时的作家们，表现的已不是“群我”的思想认识，而是“单我”对性爱人生的思考与探索，显示了他们思想的独特性开始彰显“主观人本主义”的思想。新生代更加不趋同、不从众。他们自觉地游离于群体之外，他们总是绕开前人已有的结论，自己独辟蹊径，找出一些很冷僻的理由，来解释人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如《大热天》这个短篇小说，以某一大热天气温的升降变化，解释一对青年男女感情的升温和冷却。这种“个性化”，当然，主要展露的不是事物的客观性，而是作者的主观性。也就达到了启蒙主义特征所述的“还个人以运用自己的理智决定个人行为的自由和权力”之目的。
当然，上述两种思路在文学上的表现也并不是绝对的泾渭分明的，因为绝大多数文学家都是凭借直觉来感受时代趋势，进而把握“人的解放”命题的，常常，他们对启蒙主题的把握是感性的、形象的、体验性的，因而上述两种思路常常是混杂在一起的，有的时候甚至是模糊不分的。叶文玲在《无梦谷》中，也不再像《归宿》、《月食》、《天云山传奇》那样，将爱情理性化。当楚汉被打成“右派”发配河南后，他的恋人佟璇，并非矢志不渝，反而没撑多久就把自己嫁出去了，而且是嫁给她一向轻蔑而又厌恶的、陷楚汉于绝境的郑挚。以这种行动进行表态，表示对政治权势的彻底就范。很显然，爱情故事是按作者潜在的“爱情”概念来改造，按作者内定的情感逻辑而推演。
上述的阐释，仅仅是对那个时期爱情小说的展现。其实，康德在谈到运用理性的特定方式时，还明确地区分了理性的私下运用和公开运用。先撇开“公开运用”，可以简单地说明一下“私下运用”。康德认为，当下成为“机器上的一颗齿轮”时，他对理性的运用就是私下的了。也就是说，当他在社会中扮演某种角色，或从事某项工作时，不得不采用特定的规则，寻求特定的目的。爱情故事中的男女，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中，就必然是寻求自己渴望的目的：良心的，家庭的，报恩的，崇拜的……因此，在文革后的那样一种特定的社会规则之内，作者们甚至作品中的人物的思想境界、思维方式、处事态度只能如此。我们不能以对1990年代以后美学及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来理解1980年代的文学史，即不能以二者离异之后的疏离和冷淡来想象当初蜜月期的亲昵。
文学始终是影响人、教育人，促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觉醒的利器。“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用高尔基的话来说，文学是“要帮助人了解他自己，提高他的自信心，并且发展他追求真理的意向，和人们深受的庸俗习气作斗争，发现他们身上好的品质，在他们心灵中激发其羞耻、愤怒、勇气，竭力使人们变为强有力的、高尚的、并且使人们能够用美的神圣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八十年代的爱情小说，也正是这样，引导人们逐渐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三、新启蒙对文学的框限
到了改革和开放加速发展的1980年代中期，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却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将思想解放运动推向一个更广、更深的境地。其内在的逻辑便决定了非从老祖宗那里解放出来，便无法继续向前发展的定势。事实上，现代化改革实践中提出的大量问题已经远远不是马克思早期思想所能解决得了的。因此，中国思想运动不得不以一种新启蒙的方式容纳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这样，作为思想解放运动逻辑和历史发展顺乎自然的结果，新启蒙运动便呼之欲出了。
尽管新启蒙运动所包含的西方思潮在内容上十分庞杂，然而启蒙知识分子在现代化理论的传统、现代思维模式影响下，将这些思潮都理解为与(中国)传统对应的(西方)现代话语，因此获得了某种模糊的共同思想预设。他们像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那样，对外来思潮有一种兼容并包的开放气度，也就是说，他们把西方思想以“现代”的名义，当做一个有机的整体接受下来。当时，的确给文学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但后来的现代文学研究界对“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反思发现了问题。钱理群在《文学评论》99年第1期的笔谈《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中认为这一概念的基本精神是站得住的，但由于受西方中心论和历史进化论、历史决定论影响，以为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就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理想模式是缺乏理性的。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中反思现代化的精神的简单否定，也忽视了现代性的矛盾状况以及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的复杂性。
由此可见，“新启蒙主义”话语对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框限是显而易见的。除了话语层面的影响之外，它还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深深影响了1980年代的文学观。为了完成“反专制”、追求西方现代性的表述，“新启蒙主义”以“文革”这个否定性的“他者”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受此影响，新时期文学对文革及此前的社会主义历史也进行了充分的书写，但却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书写，历史与个人的体验的丰富性被化约为一种单一的解释。正如许子东所言：“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的一段话常被选摘引用：‘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后，你已不可能再写诗……’中国的情况似乎稍有不同：在文革后的一段时期内，文学创作也变得不大可能，除非你叙述‘文革的故事’”。套用杰姆逊的著名的说法，新时期文学“即使是那些看似关于今人和利比多的故事，也总是关于当代史的寓言”，不消说“伤痕”、“反思”、“改革”及知青题材的小说都以“文革”记忆(同时被放大为“人民记忆”)为内容，即使所谓“寻根”与“现代派”、“先锋派”，甚至“市井小说”也都是以“文革”的想象为背景。以文革为表征的社会成为一个“前现代”令人恐惧的幽暗的“他者”，一个“黑楼孤魂”。在这种写作的另一面，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巨大激情和历史乐观主义，这一束来自“世界”的强烈的眩目的光线使作家们看不清历史。也无法忠实于自己真正的现实感受。
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反映在爱情小说的写作中，一味地张扬西方的“现代性”，完全忽略了中国民族化和传统上的精髓。具体表现在爱情类型的叙述上，追求世俗化，宣泄爱情商业化。爱情的“世俗化”意味着它失去了对于客观现实的超越性。高潮《不麻烦的爱情》中的男主人公声称：他要的是“不麻烦的爱情”。当代爱情的身历者，缺乏爱情本有的冲动性与爆发力。他敲门，不见通常的回应，他连敲大点声的火气都没有，当即抽身而去。世俗化的爱情，有很多附加条件。空间距离不可太远《天山深处的“大兵”》中，只因那“大兵”生活在“天山深处”，离首都太远，即将为“女士”身边的“小白脸们”所挫败)、时间距离不可太长《勿忘草》中做丈夫的小余、《悠悠东流水》中做妻子的范 小玲，刚返城时，给配偶写回的信还情意绵绵，时间一长，旧情就淡忘了)、身高不可低关键的一厘米《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中，因丈夫偏低，就受尽了流言蜚语之害、也不可有哪怕是很微小的生理缺陷《斗二闲话》中的斗二因其吊角眼、《山道弯弯》中的二猛因受伤后的跛足……这些说明，爱情已掺了假，掺进了俗欲、杂质和邪念，不再是纯洁而又真诚的了。在商业社会，爱情的主要类型，有享乐型、交易型、轮换型、虚假型、骗局型。在“享乐型”的爱情经历中，人们《荒山之恋》中的那一对在荒山上交合的野鸳鸯、《废都》中的庄之蝶、《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中的柯智雄和商晓燕等等享受着官能的快感、陶醉于肉体的欢娱。而且，他们的肉欲享受，往往是快餐式的。不用长期恋爱，毋须建立家庭，邂逅相逢、偶然结识，有时甚至不知对方姓甚名谁，就已宽衣解带完事儿了。性爱的“交易型”：像《岁月无敌》中简松与他的情妇们，就属这类关系：简松提供“爱情”，女人们提供居室、热水和饮食，彼此交换条件。“轮换型”指的是，暂时占住一个性爱伴侣，何时发现条件更优越者，更有利用价值者，立即实行“爱情跳槽”。商晓燕对柯智雄《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冯滨对朱婴《此情不再》、彭海洋对黄围围《无人倾诉》等，皆如此。而且有轮换周期缩短的趋势。“虚假型”的爱情也有不少例证。《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中，田根才无意间得知了达弟那显赫的家庭门第，却假做不知，似乎完全是为达弟个人的魅力所打动，热烈地献起殷勤来，出演了一幕又一幕的爱情戏。至于“骗局型”爱情，也颇不少见。我们在《错觉》中可以看到：有些冒充商品推销员、水暖修理工的爱情骗子，走街串户，专门骗单身女子。而有的单身女子，因为太寂寞，竟甘心让他们骗。
我们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爱情文学从张洁等人的“建立爱情信仰”，发展到池莉等人的“解构爱情神话”，再到张欣、张梅等人的“揭穿爱情骗局”，在文学中，爱情从赞美的对象，逐渐变成了揭露的目标，经历了一个价值持续下跌的过程。这说明作者本能地不满于“新启蒙主义”的巨大压抑，却采取了极端的反抗方式，以激进的形式实验着自己的主观人本主义。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作者在新启蒙思潮的影响下，深受“西方”“现代性”的巨大激情和历史乐观主义摇摆的结果。
四、结语
康德在《实用人类学》中也说：“人心中最大的革命在于：‘从人自己所造成的受监护状态中走出来。’在这个时候，他才脱离了至今为止还由别人代他思考、而他只是模仿或让人在前搀扶的状态，而敢于用自己的双脚在经验的地面上向前迈步，即使还不太稳。”文学的功能本来也就是给人们以启蒙，爱情小说的启蒙也许就是让人们在自己爱情生活中享受到更加多的甜蜜吧。
启蒙运动“没有最后一幕：如果人类的思想要解放的话，这是一场世世代代都要重新开始的战斗。”这是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的最终表述。的确，启蒙是永恒的，启蒙授予我们的批判权力也是永恒的。
[关键词]爱情小说 新时期 新启蒙主义
启蒙主义自五四时期传入中国文学以来，以极强的生命力在中国文学的沃土上疯长，20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新启蒙主义”，既尔九十年代末又有了“后启蒙主义”的旗帜。在其成长的历程中，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新时期爱情小说仅是文学大豹之一斑，借此谈点自己的陋见和浅识。
一、启蒙运动的发展脉络
在论述启蒙的概念时，我们很容易想到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的论述：“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別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我国文化界接纳康德的启蒙主义，推动了文学事业的发展。
1936年底，以还原五四启蒙精神、承传五四民主传统的新启蒙运动在艾思奇、陈伯达、张申府、胡绳等进取的知识分子中间展开。张申府在《什么是新启蒙运动》中说：“就字面说，启蒙就是开明的意思。再分别说，启蒙就是打破欺蒙，扫除蒙蔽，廓清蒙昧。因此，在字典上，所谓启蒙就是脱离迷信，破除成见等等的意思。凡是启蒙运动都必要三个特性。一是理性的主宰：二是思想的解放；三是新知识新思想的普及。”艾思奇在同题文章中解释说：“为什么叫做新启蒙运动呢?因为中国过去的新文化运动(以五四为高峰)是一种启蒙运动，而现在的这一个文化运动和它有共同的地方，所以叫做新启蒙运动。”至于为什么还需要来一个新启蒙运动，作者的回答是：“因为旧的启蒙运动没有把它要做的事完成。”
撇开20世纪40－60年代走过的坎坷和风雨，70年代末80年代初云散雾开之后所见到的彩虹则预示着新一轮启蒙时代的到来。当时以王元化为龙头的“新启蒙”就是在这个时期顺应潮流，并被推到浪尖上的。1980年代中后期，那是一个启蒙的新时代。在《新启蒙》的创刊号上，王元化的《为五四精神一辩》、刘晓波的《形而上学与中国文化》、许纪霖的《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等文章力图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再检讨来承继五四以来的人文精神，将“独立主人格，自由之个性”的思想情怀发扬光大。
进入1990年代以后，学者们在经过热情的实践和冷静的反思后发现，新启蒙主义也并不是完美的，所以开始了对新启蒙主义的“反思和批判”，这就是被称之为“后启蒙”时代。
综观启蒙运动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敢于认识”——“个性解放”——“反思和批判”三个阶段。其实，这样的发展轨迹也完全符合人类认识事物的规律。
在对启蒙主义的发展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之后，我们可以谈论新时期的爱情小说了。这个时期正处在新启蒙的发轫期。具体讲，这个时期的爱情的小说在新启蒙运动的威力诱导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题材禁区的打破。“爱情”题材冲破禁区，大胆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2、作品开始尊重人性。具体表现在择偶标准上，从“重视思想观念的一致”转变到“重视双方间的心理相容”方面来。3、当代性爱观的频频突破。从对婚外恋的欲说还羞(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到对婚外恋的理解(张欣《何处是港湾釣既尔到对婚外恋的鼓吹婚、怂恿、不找任何借口(叶文玲的《无梦谷》和张抗《情爱画廊》)。
有勇气去使用自己的智力是启蒙的座右铭。在康德看来，启蒙的目的在于唤醒或呼吁人们自己动脑思考问题的能力。上面谈到的爱情小说在诸方面发生的变化，就说明作家们渐渐地把“使用自己的智力”的“勇气”得以发挥。
二、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启蒙特征的“出路”是一个将我们从“不成熟”状态解放出来的过程。“不成熟”指的是我们意志的特定状态，这种状态使我们在需要运用理性的领域里，去接受他人权威的引导。在引导中“敢于认识”，还个人以运用自己的理智决定个人行为的自由和权力。细而言之，启蒙作为一种精神诉求在政治上要求的是民主，在法律上要求的是平等，在社会上要求的是自由，在人性上要求的是个性。新启蒙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从客观人本主义到主观人本主义的演变历程。
客观人本主义者认为，人有一个统一的常态的本性，这个本性是由理性主导的。主张人应该从非本性的生活向本性的生活复归，将人类的自由和对客观世界的规律的发现和遵循联系起来。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启蒙思潮基本上坚持了这一思路。所以爱情小说表现的主人公是“无我”的，是程式化的。《结婚》、《我能爱他吗?》、《清油河上的婚事》、《高洁的青松》等早期作品，人物的性格粗线条、思维直线式，回避真正深刻复杂的矛盾冲突，表现了足够的“理性”。
人物性格塑造是这么的“忘我”、这么的理性，创作模式也是高度的程式化。要么是“新人新事新风尚”式的，要么是“左倾权势棒打鸳鸯→忠贞坚守矢志不渝→平反昭雪破镜重圆”式的；要么是“观音菩萨式的女性博爱者，搭救男性落魄者”，要么是“改革恋爱，没有痴情女子的热心辅佐改革者的事业就难以成功”，凡此种种，套路固定，不越雷池一步。如，田二嫂对返乡劳改的邱玉华(《孕育在大地之中》)、哑女对沦落该地的画家《心香》、李秀芝对右派许灵均《灵与肉》……这些农村劳动妇女，都有“同情弱者，救人急难”的传统美德。她们对于罹难的男性知识分子的救助，都毫无个人动机。她们富绰有余的，是那观音菩萨般普度众生的慈悲心肠。她们因而被看作人民母亲的化身，来慰籍落魄男子的心灵。作品的模式化，是由作家的思维定势造成的。而作家的思维又严重地受到了初期新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
198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反文革主题的消隐，传统的客观人本主义思路渐渐地为人们所扬弃，主观人本主义来到了历史前台，成为时代主潮，并且这是“新启蒙”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新启蒙主义者反对将人的本质定义为理性，而对人的官能化、非理性化报以肯定，将思想基点从国家、民族、集团的解放转化到真正个体生命的解放上来，将人的本质归结为生命本体欲望和激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时期的作家，心灵生活无限制地向外延伸，不愿再一遍遍复述已成为教条的社会公理，不再肯当“时代的传声筒”，他们要自己推理、自己判断、自己求证出不重复别人、也难为别人所重复的独家观点。张笑天在《公开的“内参”》中，借大学生康五四之口，做了显得简单明了而又很有迷惑 力的推算：婚外恋仅伤及一人，而成全了两人，这种二比一的关系，实质上不是更道德吗?张抗抗则在《情爱画廊》中，声称一夫一妻制太走极端，不可能真正实现。显然，这时的作家们，表现的已不是“群我”的思想认识，而是“单我”对性爱人生的思考与探索，显示了他们思想的独特性开始彰显“主观人本主义”的思想。新生代更加不趋同、不从众。他们自觉地游离于群体之外，他们总是绕开前人已有的结论，自己独辟蹊径，找出一些很冷僻的理由，来解释人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如《大热天》这个短篇小说，以某一大热天气温的升降变化，解释一对青年男女感情的升温和冷却。这种“个性化”，当然，主要展露的不是事物的客观性，而是作者的主观性。也就达到了启蒙主义特征所述的“还个人以运用自己的理智决定个人行为的自由和权力”之目的。
当然，上述两种思路在文学上的表现也并不是绝对的泾渭分明的，因为绝大多数文学家都是凭借直觉来感受时代趋势，进而把握“人的解放”命题的，常常，他们对启蒙主题的把握是感性的、形象的、体验性的，因而上述两种思路常常是混杂在一起的，有的时候甚至是模糊不分的。叶文玲在《无梦谷》中，也不再像《归宿》、《月食》、《天云山传奇》那样，将爱情理性化。当楚汉被打成“右派”发配河南后，他的恋人佟璇，并非矢志不渝，反而没撑多久就把自己嫁出去了，而且是嫁给她一向轻蔑而又厌恶的、陷楚汉于绝境的郑挚。以这种行动进行表态，表示对政治权势的彻底就范。很显然，爱情故事是按作者潜在的“爱情”概念来改造，按作者内定的情感逻辑而推演。
上述的阐释，仅仅是对那个时期爱情小说的展现。其实，康德在谈到运用理性的特定方式时，还明确地区分了理性的私下运用和公开运用。先撇开“公开运用”，可以简单地说明一下“私下运用”。康德认为，当下成为“机器上的一颗齿轮”时，他对理性的运用就是私下的了。也就是说，当他在社会中扮演某种角色，或从事某项工作时，不得不采用特定的规则，寻求特定的目的。爱情故事中的男女，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中，就必然是寻求自己渴望的目的：良心的，家庭的，报恩的，崇拜的……因此，在文革后的那样一种特定的社会规则之内，作者们甚至作品中的人物的思想境界、思维方式、处事态度只能如此。我们不能以对1990年代以后美学及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来理解1980年代的文学史，即不能以二者离异之后的疏离和冷淡来想象当初蜜月期的亲昵。
文学始终是影响人、教育人，促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觉醒的利器。“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用高尔基的话来说，文学是“要帮助人了解他自己，提高他的自信心，并且发展他追求真理的意向，和人们深受的庸俗习气作斗争，发现他们身上好的品质，在他们心灵中激发其羞耻、愤怒、勇气，竭力使人们变为强有力的、高尚的、并且使人们能够用美的神圣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八十年代的爱情小说，也正是这样，引导人们逐渐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三、新启蒙对文学的框限
到了改革和开放加速发展的1980年代中期，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却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将思想解放运动推向一个更广、更深的境地。其内在的逻辑便决定了非从老祖宗那里解放出来，便无法继续向前发展的定势。事实上，现代化改革实践中提出的大量问题已经远远不是马克思早期思想所能解决得了的。因此，中国思想运动不得不以一种新启蒙的方式容纳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这样，作为思想解放运动逻辑和历史发展顺乎自然的结果，新启蒙运动便呼之欲出了。
尽管新启蒙运动所包含的西方思潮在内容上十分庞杂，然而启蒙知识分子在现代化理论的传统、现代思维模式影响下，将这些思潮都理解为与(中国)传统对应的(西方)现代话语，因此获得了某种模糊的共同思想预设。他们像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那样，对外来思潮有一种兼容并包的开放气度，也就是说，他们把西方思想以“现代”的名义，当做一个有机的整体接受下来。当时，的确给文学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但后来的现代文学研究界对“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反思发现了问题。钱理群在《文学评论》99年第1期的笔谈《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中认为这一概念的基本精神是站得住的，但由于受西方中心论和历史进化论、历史决定论影响，以为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就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理想模式是缺乏理性的。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中反思现代化的精神的简单否定，也忽视了现代性的矛盾状况以及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的复杂性。
由此可见，“新启蒙主义”话语对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框限是显而易见的。除了话语层面的影响之外，它还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深深影响了1980年代的文学观。为了完成“反专制”、追求西方现代性的表述，“新启蒙主义”以“文革”这个否定性的“他者”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受此影响，新时期文学对文革及此前的社会主义历史也进行了充分的书写，但却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书写，历史与个人的体验的丰富性被化约为一种单一的解释。正如许子东所言：“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的一段话常被选摘引用：‘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后，你已不可能再写诗……’中国的情况似乎稍有不同：在文革后的一段时期内，文学创作也变得不大可能，除非你叙述‘文革的故事’”。套用杰姆逊的著名的说法，新时期文学“即使是那些看似关于今人和利比多的故事，也总是关于当代史的寓言”，不消说“伤痕”、“反思”、“改革”及知青题材的小说都以“文革”记忆(同时被放大为“人民记忆”)为内容，即使所谓“寻根”与“现代派”、“先锋派”，甚至“市井小说”也都是以“文革”的想象为背景。以文革为表征的社会成为一个“前现代”令人恐惧的幽暗的“他者”，一个“黑楼孤魂”。在这种写作的另一面，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巨大激情和历史乐观主义，这一束来自“世界”的强烈的眩目的光线使作家们看不清历史。也无法忠实于自己真正的现实感受。
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反映在爱情小说的写作中，一味地张扬西方的“现代性”，完全忽略了中国民族化和传统上的精髓。具体表现在爱情类型的叙述上，追求世俗化，宣泄爱情商业化。爱情的“世俗化”意味着它失去了对于客观现实的超越性。高潮《不麻烦的爱情》中的男主人公声称：他要的是“不麻烦的爱情”。当代爱情的身历者，缺乏爱情本有的冲动性与爆发力。他敲门，不见通常的回应，他连敲大点声的火气都没有，当即抽身而去。世俗化的爱情，有很多附加条件。空间距离不可太远《天山深处的“大兵”》中，只因那“大兵”生活在“天山深处”，离首都太远，即将为“女士”身边的“小白脸们”所挫败)、时间距离不可太长《勿忘草》中做丈夫的小余、《悠悠东流水》中做妻子的范 小玲，刚返城时，给配偶写回的信还情意绵绵，时间一长，旧情就淡忘了)、身高不可低关键的一厘米《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中，因丈夫偏低，就受尽了流言蜚语之害、也不可有哪怕是很微小的生理缺陷《斗二闲话》中的斗二因其吊角眼、《山道弯弯》中的二猛因受伤后的跛足……这些说明，爱情已掺了假，掺进了俗欲、杂质和邪念，不再是纯洁而又真诚的了。在商业社会，爱情的主要类型，有享乐型、交易型、轮换型、虚假型、骗局型。在“享乐型”的爱情经历中，人们《荒山之恋》中的那一对在荒山上交合的野鸳鸯、《废都》中的庄之蝶、《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中的柯智雄和商晓燕等等享受着官能的快感、陶醉于肉体的欢娱。而且，他们的肉欲享受，往往是快餐式的。不用长期恋爱，毋须建立家庭，邂逅相逢、偶然结识，有时甚至不知对方姓甚名谁，就已宽衣解带完事儿了。性爱的“交易型”：像《岁月无敌》中简松与他的情妇们，就属这类关系：简松提供“爱情”，女人们提供居室、热水和饮食，彼此交换条件。“轮换型”指的是，暂时占住一个性爱伴侣，何时发现条件更优越者，更有利用价值者，立即实行“爱情跳槽”。商晓燕对柯智雄《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冯滨对朱婴《此情不再》、彭海洋对黄围围《无人倾诉》等，皆如此。而且有轮换周期缩短的趋势。“虚假型”的爱情也有不少例证。《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中，田根才无意间得知了达弟那显赫的家庭门第，却假做不知，似乎完全是为达弟个人的魅力所打动，热烈地献起殷勤来，出演了一幕又一幕的爱情戏。至于“骗局型”爱情，也颇不少见。我们在《错觉》中可以看到：有些冒充商品推销员、水暖修理工的爱情骗子，走街串户，专门骗单身女子。而有的单身女子，因为太寂寞，竟甘心让他们骗。
我们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爱情文学从张洁等人的“建立爱情信仰”，发展到池莉等人的“解构爱情神话”，再到张欣、张梅等人的“揭穿爱情骗局”，在文学中，爱情从赞美的对象，逐渐变成了揭露的目标，经历了一个价值持续下跌的过程。这说明作者本能地不满于“新启蒙主义”的巨大压抑，却采取了极端的反抗方式，以激进的形式实验着自己的主观人本主义。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作者在新启蒙思潮的影响下，深受“西方”“现代性”的巨大激情和历史乐观主义摇摆的结果。
四、结语
康德在《实用人类学》中也说：“人心中最大的革命在于：‘从人自己所造成的受监护状态中走出来。’在这个时候，他才脱离了至今为止还由别人代他思考、而他只是模仿或让人在前搀扶的状态，而敢于用自己的双脚在经验的地面上向前迈步，即使还不太稳。”文学的功能本来也就是给人们以启蒙，爱情小说的启蒙也许就是让人们在自己爱情生活中享受到更加多的甜蜜吧。
启蒙运动“没有最后一幕：如果人类的思想要解放的话，这是一场世世代代都要重新开始的战斗。”这是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的最终表述。的确，启蒙是永恒的，启蒙授予我们的批判权力也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