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以来，关于家庭教育立法的呼声逐渐增强。在近日由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举办的“聚焦家庭教育立法”学术沙龙上，与会专家从教育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不同研究角度，围绕家庭教育立法应如何定位、政府应履行怎样的职责、立法的调整对象等重要问题展开讨论，展现了家庭教育立法研究的前沿成果。
　　从现实来看，目前我国已经在进行家庭教育立法的探索，目前重庆、贵州、山西、江西、江苏已经推出5部地方“家庭教育促进条例”，凸显对家长的指导和帮助之意。
　　首都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康丽颖认为，家庭教育立法要在構建终身学习教育体系的基础上，帮助和指导父母学会扮演教育者的角色，与孩子共同成长。“当父母学会做一个合格的教育者，孩子在学校教育体系中会更加适应，进入大学学习家庭教育课也是为将来做好父母做准备，这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教育指导和帮助体系。”
　　“家庭教育立法属于社会法的范畴，应主要围绕家庭教育指导这个核心内容展开，主要功能是通过建立制度来配置资源，为家庭教育提供支持，这种支持具有普惠性、基本性和公平性的特点。”基于此，罗爽认为“主要调整机制是政府机制，应由政府来承担家庭教育指导管理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主要责任”。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叶强博士认为，合理确定家庭教育的政府责任，需要明确家庭教育权的基本权利性质。由家庭教育权的基本权利地位出发，政府相应地要履行不侵害义务、保护义务和给付义务，其中的关键是如何落实给付义务。
　　家庭教育立法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康丽颖举例说：“我国台湾地区的家庭教育做得比较好，原因之一就是法律配套特别完善，且能够落地。台湾地区相继颁发了《家庭教育法实施细则》《家庭暴力防治法》《志愿服务法》《志工伦理守则》等系列相关法律法规来保证家庭教育的组织和实施。这种立体体系对构建良好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非常有帮助，值得我们学习。”
　　叶强认为，首要的解决思路是确立一个有效的家庭教育主管部门，建议整合相关部门的职责，成立家庭、妇女、儿童与老人部，专责家庭教育工作。“如果这一制度设计不能实现，可以考虑发挥各职能部门间联席会议的作用。在确立家庭教育主管部门的前提下，政府责任的立法规范内容主要是：政府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和推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市场化培育。”
　　【张贵勇，《中国教育报》记者。本文转载自《中国教育报》2019年7月4日第7版（节选），原标题为《家庭教育立法：蓄势待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