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于唐律中的共犯当中是否包含教唆犯的问题，滋贺秀三与戴炎辉两位学者曾进行过一番论争，他们的观点均有值得商榷之处。事实上，古代共犯概念就应该以共同实行犯罪者为核心，然而并非所有犯罪的参与人都完整地实行了犯罪，而确实具有将这些人纳入法律规制的必要，因此为了构建这些行为的违法性，立法者将“谋”的概念纳入进来。立法者通过择出从刑事政策等角度需要扩张的罪名，为其逐个制定特别规定，以明文规定的方式限制“谋”的概念漫无边际地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