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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年初以来爆发政治动荡的所有阿拉伯国家中，利比亚无疑最为引人瞩目，因为卡扎菲特立独行变幻莫测的行事风格，因为利比亚战况的惨烈，也因为这个国家战后重建市场的吸引力。毕竟，与其它已经或可能发生非正常政权更迭的阿拉伯国家如埃及、突尼斯、也门、叙利亚之辈不同，这个国家多年积累下来的海外资产高达1700亿美元，国际支付能力不成问题，且国内资源丰富，国民多年来也习惯了消费进口商品、由外国劳工承担大大小小工程的生活方式。
利比亚战后重建市场，在去年年初以来经历了政治动荡冲击的阿拉伯各国中最为诱人。正因为如此，利比亚战乱初起，各大国之间就在幕后就其战后重建开展了磋商；卡扎菲父子刚刚惨死，各国就把利比亚战后重建摆上了议事日程，从的黎波里到在巴黎召开的“利比亚之友”国际会议，围绕战后利比亚重建市场的国际争夺早早拉开了大幕。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一出口大国，作为全世界经济大国中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如何开发战乱风险市场？利比亚将提供一个探索的样本。
角逐利比亚重建市场
2010年中国与利比亚贸易额65.7605亿美元，2009年在利比亚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金额58.3992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9.1251亿美元，当年年末在利比亚直接投资存量4269万美元，战前在利比亚承包的大型项目一共有50个，涉及合同金额188亿美元。这样一个市场，在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和工程承包中所占比重虽然算不上大，但仍然不可忽视。
鉴于卡扎菲时代中国从未在利比亚赢得任何油气资源开发直接投资项目，利比亚江山易手意味着中国未来有可能在这个国家获得更有利的重大项目。然而，在这样一个战乱风险市场，中国企业和政府当如何行事方能最大限度趋利避害？在贸易、直接投资和工程三者之中，中国企业应选择何者作为突破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比亚社会秩序恢复的前景。
在货物服务贸易、工程承包和直接投资这三种对利比亚经贸往来形式中，货物服务贸易风险最小，对利比亚社会秩序的要求也最低，毕竟在货物越过中国港口船舷或在利比亚港口卸载时，中国出口商就转移了全部风险；工程承包风险次之，对利比亚社会秩序的要求较高；直接投资风险最高，对利比亚社会秩序的要求最高。
假如利比亚能够较快建立稳固有权威的新政府，在利比亚全境树立秩序，而且奉行开放的外交和经济政策，那么，中国产业界就可以采取货物贸易、工程承包齐头并进的策略，可以尽快投入较大力量争取新的工程合同，甚至开展直接投资，争取油气资源开发项目。假如利比亚相当时间内无法建立稳固有权威的新政府，社会秩序混乱，那么，中国就应当集中力量开发货物服务贸易，不宜急于争夺新的工程合同或直接投资项目，以免竹篮打水一场空。
利比亚政局的经济风险
那么，利比亚能够迅速建立稳固有权威的新政府并在全国确立秩序吗？根据种种迹象和趋势判断，对此不宜过度乐观。
为什么？首先是因为利比亚过渡委实力不济，这一弱点在其军队战斗力上面就暴露无遗。过渡委武装的能力也实在是太差了。这样一支军队，有能力应对挑战维持秩序吗？在东部势力宣布东部“自治”之后，过渡委首领已经承认自己无力对付。
其次，内战造成的社会敌对关系可能将长期存在，假如过渡委是独立自主夺取政权的话，他们采取高压政策倒也不至于担心旧政权残部反抗翻天。问题在于他们依靠外力扶植上台，未必有能力扑灭旧政权残部绝望之余的反抗。
第三，利比亚过渡委及各派武装纪律涣散，因此很有可能成为动乱之源，而不是维持秩序的工具。看看的黎波里城内伊斯兰战斗团、米苏拉塔部队、津坦部队等各派武装的对峙，看看米苏拉塔部队和津坦部队的枪战甚至蔓延到救死扶伤的医院，看看那个与津坦部队人员发生争执而招来杀身之祸的的黎波里妇女，我们不难理解这一点。
第四，过渡委内部及各派武装派系林立，卡扎菲之死使其本来就相当激烈的内斗进一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多半还需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内斗，政局才能尘埃落地。东部3000多名部族首领、军人、学者代表3月6日在班加西宣布东部昔兰尼加自治，并推举被卡扎菲推翻的伊德里斯王朝王子、过渡委委员艾哈迈德·祖贝尔·塞努西为自治政府主席，已经把利比亚大部分油田和炼油设施的前途推向不确定。而在利比亚最终建立一个稳固政府之前，不稳定的政府无法开展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和直接投资项目开发，即使勉力制定计划，完成招标，竞标结果也很可能因政局变更而推翻。
第五，即使过渡委和各派武装权力斗争最终尘埃落地，形成了有权威的领导核心，政局稳定下来，新政权也未必会奉行开放的外交和经济政策。
由上可见，利比亚政局不太容易迅速安定下来，甚至有较大可能继续发生动荡，无法制定和落实大型工程建设和新油气田开发项目。有鉴于此，近期内除了催收利比亚欠付的工程款、完成未完工工程、维护已完工工程和继续关注其经济重建进程之外，中国不宜在这两个领域投入过多力量参与竞争，暂不要在那里投入太多实物资本。某些欧美企业过于急切地进入上述领域竞争大项目，尽管他们可能一时貌似有所收获，也完全有可能在政局风云变幻中输个精光，中国企业需要沉住气。只有货物贸易是中国开发利比亚战后重建市场的合适突破口。
贸易风险与规避
开拓利比亚进出口贸易市场是有潜力的，因为利比亚国内制造业基础薄弱，又在战乱中遭受重创，对进口货物须臾不可缺，这个出口市场我们不能放过。至于从利比亚的进口，原油是大宗，而且利比亚算不上中国重要石油进口来源，在中国历年进口石油来源中最多仅占百分之二三，利比亚政局无论如何变动也影响不了我国石油供给量，而且在初级产品牛市走向终结的背景下，没有哪个思维正常的石油输出国会放弃中国这个增长最快的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事实上，利比亚战乱结束后第一船出口石油就是卖给了中国。
去年的战乱导致中国对利比亚货物出口同比锐减65.1%，只有7.2亿美元；进口同比减少54.3%，只有20.6亿美元。今年1月，中国对利比亚出口同比仍然减少了33%，只有1.6亿美元；进口则同比回升43.3%，达到6.2亿美元，表明中国从利比亚的进口可望较快恢复。考虑到利比亚各派内斗激烈，紧迫的现金需求压力将压倒耐心谈判争取最高出口价格的经济逻辑，中国等石油进口国有望从这个国家拿到价格更便宜的油源。
尽管如此，中国企业在准备投身战后利比亚市场时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市场的局限性。首先是利比亚目前的动荡决定了中国出口商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不能在这里采用赊销方式。更关键的是，经过这场内战，利比亚市场本身的吸引力已经小于卡扎菲执政时期。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战后利比亚收入必将减少。这不仅仅是因为其石油生产和运输设施在战火中受损，修复需要时间，更是因为战后的利比亚在国际市场上的谈判地位大大削弱。依靠在国内的铁腕权威，卡扎菲在夺取政权后将此前完全掌握在西方石油公司手里的资源国有化，在阿拉伯国家中首开纪录；其他阿拉伯国家和伊朗、拉美石油输出国纷纷效仿，西方石油公司从此必须把一半以上石油收入交给东道国，利比亚从外国石油公司手里拿到的分成比例高达92%，更是全世界最高。利比亚反对派石油分成比例会减少，这意味着利比亚收入减少，假如初级产品市场行情逆转，利比亚未来收入下降幅度会更大。
利比亚战后重建市场，在去年年初以来经历了政治动荡冲击的阿拉伯各国中最为诱人。正因为如此，利比亚战乱初起，各大国之间就在幕后就其战后重建开展了磋商；卡扎菲父子刚刚惨死，各国就把利比亚战后重建摆上了议事日程，从的黎波里到在巴黎召开的“利比亚之友”国际会议，围绕战后利比亚重建市场的国际争夺早早拉开了大幕。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一出口大国，作为全世界经济大国中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如何开发战乱风险市场？利比亚将提供一个探索的样本。
角逐利比亚重建市场
2010年中国与利比亚贸易额65.7605亿美元，2009年在利比亚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金额58.3992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9.1251亿美元，当年年末在利比亚直接投资存量4269万美元，战前在利比亚承包的大型项目一共有50个，涉及合同金额188亿美元。这样一个市场，在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和工程承包中所占比重虽然算不上大，但仍然不可忽视。
鉴于卡扎菲时代中国从未在利比亚赢得任何油气资源开发直接投资项目，利比亚江山易手意味着中国未来有可能在这个国家获得更有利的重大项目。然而，在这样一个战乱风险市场，中国企业和政府当如何行事方能最大限度趋利避害？在贸易、直接投资和工程三者之中，中国企业应选择何者作为突破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比亚社会秩序恢复的前景。
在货物服务贸易、工程承包和直接投资这三种对利比亚经贸往来形式中，货物服务贸易风险最小，对利比亚社会秩序的要求也最低，毕竟在货物越过中国港口船舷或在利比亚港口卸载时，中国出口商就转移了全部风险；工程承包风险次之，对利比亚社会秩序的要求较高；直接投资风险最高，对利比亚社会秩序的要求最高。
假如利比亚能够较快建立稳固有权威的新政府，在利比亚全境树立秩序，而且奉行开放的外交和经济政策，那么，中国产业界就可以采取货物贸易、工程承包齐头并进的策略，可以尽快投入较大力量争取新的工程合同，甚至开展直接投资，争取油气资源开发项目。假如利比亚相当时间内无法建立稳固有权威的新政府，社会秩序混乱，那么，中国就应当集中力量开发货物服务贸易，不宜急于争夺新的工程合同或直接投资项目，以免竹篮打水一场空。
利比亚政局的经济风险
那么，利比亚能够迅速建立稳固有权威的新政府并在全国确立秩序吗？根据种种迹象和趋势判断，对此不宜过度乐观。
为什么？首先是因为利比亚过渡委实力不济，这一弱点在其军队战斗力上面就暴露无遗。过渡委武装的能力也实在是太差了。这样一支军队，有能力应对挑战维持秩序吗？在东部势力宣布东部“自治”之后，过渡委首领已经承认自己无力对付。
其次，内战造成的社会敌对关系可能将长期存在，假如过渡委是独立自主夺取政权的话，他们采取高压政策倒也不至于担心旧政权残部反抗翻天。问题在于他们依靠外力扶植上台，未必有能力扑灭旧政权残部绝望之余的反抗。
第三，利比亚过渡委及各派武装纪律涣散，因此很有可能成为动乱之源，而不是维持秩序的工具。看看的黎波里城内伊斯兰战斗团、米苏拉塔部队、津坦部队等各派武装的对峙，看看米苏拉塔部队和津坦部队的枪战甚至蔓延到救死扶伤的医院，看看那个与津坦部队人员发生争执而招来杀身之祸的的黎波里妇女，我们不难理解这一点。
第四，过渡委内部及各派武装派系林立，卡扎菲之死使其本来就相当激烈的内斗进一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多半还需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内斗，政局才能尘埃落地。东部3000多名部族首领、军人、学者代表3月6日在班加西宣布东部昔兰尼加自治，并推举被卡扎菲推翻的伊德里斯王朝王子、过渡委委员艾哈迈德·祖贝尔·塞努西为自治政府主席，已经把利比亚大部分油田和炼油设施的前途推向不确定。而在利比亚最终建立一个稳固政府之前，不稳定的政府无法开展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和直接投资项目开发，即使勉力制定计划，完成招标，竞标结果也很可能因政局变更而推翻。
第五，即使过渡委和各派武装权力斗争最终尘埃落地，形成了有权威的领导核心，政局稳定下来，新政权也未必会奉行开放的外交和经济政策。
由上可见，利比亚政局不太容易迅速安定下来，甚至有较大可能继续发生动荡，无法制定和落实大型工程建设和新油气田开发项目。有鉴于此，近期内除了催收利比亚欠付的工程款、完成未完工工程、维护已完工工程和继续关注其经济重建进程之外，中国不宜在这两个领域投入过多力量参与竞争，暂不要在那里投入太多实物资本。某些欧美企业过于急切地进入上述领域竞争大项目，尽管他们可能一时貌似有所收获，也完全有可能在政局风云变幻中输个精光，中国企业需要沉住气。只有货物贸易是中国开发利比亚战后重建市场的合适突破口。
贸易风险与规避
开拓利比亚进出口贸易市场是有潜力的，因为利比亚国内制造业基础薄弱，又在战乱中遭受重创，对进口货物须臾不可缺，这个出口市场我们不能放过。至于从利比亚的进口，原油是大宗，而且利比亚算不上中国重要石油进口来源，在中国历年进口石油来源中最多仅占百分之二三，利比亚政局无论如何变动也影响不了我国石油供给量，而且在初级产品牛市走向终结的背景下，没有哪个思维正常的石油输出国会放弃中国这个增长最快的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事实上，利比亚战乱结束后第一船出口石油就是卖给了中国。
去年的战乱导致中国对利比亚货物出口同比锐减65.1%，只有7.2亿美元；进口同比减少54.3%，只有20.6亿美元。今年1月，中国对利比亚出口同比仍然减少了33%，只有1.6亿美元；进口则同比回升43.3%，达到6.2亿美元，表明中国从利比亚的进口可望较快恢复。考虑到利比亚各派内斗激烈，紧迫的现金需求压力将压倒耐心谈判争取最高出口价格的经济逻辑，中国等石油进口国有望从这个国家拿到价格更便宜的油源。
尽管如此，中国企业在准备投身战后利比亚市场时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市场的局限性。首先是利比亚目前的动荡决定了中国出口商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不能在这里采用赊销方式。更关键的是，经过这场内战，利比亚市场本身的吸引力已经小于卡扎菲执政时期。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战后利比亚收入必将减少。这不仅仅是因为其石油生产和运输设施在战火中受损，修复需要时间，更是因为战后的利比亚在国际市场上的谈判地位大大削弱。依靠在国内的铁腕权威，卡扎菲在夺取政权后将此前完全掌握在西方石油公司手里的资源国有化，在阿拉伯国家中首开纪录；其他阿拉伯国家和伊朗、拉美石油输出国纷纷效仿，西方石油公司从此必须把一半以上石油收入交给东道国，利比亚从外国石油公司手里拿到的分成比例高达92%，更是全世界最高。利比亚反对派石油分成比例会减少，这意味着利比亚收入减少，假如初级产品市场行情逆转，利比亚未来收入下降幅度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