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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柯布（John Cobb， Jr） 院士，世界著名后现代思想家、生态经济学家、过程哲学家、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代表、美国过程研究中心创会主任、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创始院长、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院院士。柯布先生多年来一直从事过程哲学、后现代文化和生态文明研究，发表著作50余部。他是世界第一部生态哲学专著《是否太晚？》的作者，也是西方世界最早提出“绿色国内生产总值”（GGDP）的思想家之一。他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反思美国的高等教育，认为对于今日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美国大学难辞其咎。在2015年美国生态文明千人大会上，他公开提出“美国大学是反智主义的”，在随后的一系列演讲和文章中，他甚至提出“美国大学是生态文明的敌人”。柯布院士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说美国大学是反智主义的？他心目中理想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带着这些问题，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项目主任、美国过程研究中心中国部主任樊美筠博士和过程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所李玲助理研究员日前就上述问题采访了柯布院士。
一、美国大学及其学术研究的局限性
作为世界著名过程哲学家和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近几十年来生态文明问题一直是您关注的重点。为什么近年来您格外关心教育问题？
柯布：建设生态文明是个巨大的系统工程，离开教育是万万不可能的。我越来越感觉到我们美国现行教育是与生态文明的原则背道而驰的。往好了说，是不适应，落伍了；往坏了说，对于今日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现代教育难逃干系。
大学一向被公认为是“追求真理，探索知识的圣地”，美国大学更是长期以来被誉为“占据着人类文明的最高地位”，常常成为各国争相追赶和仿效的对象。您说它是“反智主义的”，能解释一下理由吗？
柯布：或许我把题目定位为“美国研究型大学是反智主义的”会更确切些。我承认在美国也有一些大学与我所描述的不同，但我深信我所说的这类“美国大学”在这个国家是占主导地位的。我反对让研究型大学模式来主导所有的高等教育。尽管长期以来人们对这种趋向始终批评不断，但就我目前所知，这些批评对扭转这种趋向一直收效甚微。
美国还有博雅学院。
柯布：博雅学院在美国已经被边缘化了。不仅如此， 资料显示：选择学习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物理学和心理学的学生在1968-1986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就从47%跌至26%。
我知道许多美国人会感觉我的批判是夸大其辞的。对于那些视理性思考、学术研究为“智性的”的人来说，我的题目当然是荒谬可笑的。美国大学里的确存在着大量的学术活动，每年都在产生着巨量的信息。然而根据我的理解，学术研究本身并不是一种“智性”的活动。
为什么学术研究本身并不是一种智性的活动呢？您是如何区分学术活动和智性活动的呢？
柯布：学术，通常是是指系统专门的学问，是对事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论证。这被德国人称为“Wissenschaften”（即学科、科学，不包括人文学科）。而现代研究型大学则是学科的集合。海德格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科学不思想》或《学科不思》，其矛头所指也是大学的反智倾向。
一些教授致力于研究其他人就某些特别的题目所写的著述。他们教导自己的学生如何做这种研究。他们根据所选择的题目与那些建立在并不充分的调查基础上但已经被接受的正确的观点来增加一些有效的信息。或者，他们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特别是在科学领域内，开始自己的下一步，以测试或完善理论。现代大学极为鼓励这种工作，我将之称为学术活动。
另外一些教授则分享那些自己提出的并认为是重要题目的信念，并邀请批判性的讨论。他们鼓励学生发展自己的观点并检验那些建立在自己以及其他人的信念之上的假设。他们忽略那些思想领域之间的界限，致力于跨学科研究、创新性研究。现代大学并不鼓励这种研究，我将它称为智性的活动。
二、美国大学的组织方式并不鼓励智性的活动
那么您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说美国大学是反智主义的呢？
柯布：我的依据有下列三点：一是不问预设，二是信奉价值中立，三是商业化。所谓不问预设，就是对大前提不感兴趣。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缺乏假设的兴趣。大学里的各个学科并不鼓励教授和学生努力表达他们的假设，只是使学生适应假设与程序的既定模式。二是无意追问预设。各学科的学者鲜少提及他们的假设，可能假定它们都没有问题。接受当前的假设是被鼓励的，这就极大地压缩了批判性讨论的空间，也就是智性的活动的空间。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是当代相对论的假设并不与当代量子论的假设一致。这对任何具有智性兴趣的人都提出了许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然而，大学的组织却不鼓励对这类问题的讨论。
爱因斯坦是不能被挑战的。一个学科中的人批评另一个学科中发生的事情是一种没礼貌的行为。
实际上，真实的情况比我所描述的更糟糕。缺乏对假设的追问留下了一些未经审查的形而上的假设，这些假设迫使学者们对证据视而不见，并为那些明显是假的立场辩护。
追问的任务不可以交给哲学系吗？
柯布：今天，美国大学里的哲学系更像大学里的其他系一样。哲学被认为应该像其他学科一样，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拥有与其他学科不一样的主题，以及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方法论。而我所说的智性的活动则是思辨的、跨学科的，而这是不被鼓勵的。在许多学科中，其目标是增加知识，而要获得知识，就必然将自己局限于严格的分析，而非综合以及对现实存在的问题做出回应。我的看法是一个对深度问题和广度问题感兴趣的学生在今天大多数大学的哲学系里获得的帮助不大。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美国大学的反智主义？
柯布：这和美国对“价值中立”的标榜分不开。当然，“价值中立”的本意不乏积极意义。但今日美国大学对“价值中立”的迷恋程度过了。当你将事实与价值完全分开，当你一脚把价值踢开，离开价值讲事实的时候，怎么可能有智性和智慧可言？因此，服膺价值中立既是美国大学中的反智主义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也是其一个重要理论内容。当前美国大学追求价值中立的倾向十分突出。价值中立的本意是禁止研究人员和教师在科研和教学过程中渗透自己的宗教观、政治观和道德观，但由于大学本身是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教育机构，其教育目标和教育过程总是不可避免地涉及某种价值观。例如，研究人员要真实、准确地报告研究结果；研究人员不能剽窃他人的研究数据等；学生考试不能作弊，不能有校园暴力行为等。可见大学追求价值中立的做法不但不能导致价值中立反而对学生的成长造成不利影响。试想如果大学处于价值缺席状态，学生的个人欲望就会膨胀，就会把追求经济利益放在首位。大学科研人员也会撇开应有的社会责任而宁愿为给自己提供科研经费的机构进行研究，投其所好。事实上，美国许多大学的研究受国防部资助。只是因为大学价值中立，所以他们就不加判断地服务于各种各样的利益。保持价值中立的大学将他们的服务卖给出价最高的买主。 美国不少大学教授还是很有担当的，有自己的价值追求。
柯布：是的，许多教授有着强烈的价值担当与承诺。他们希望他们的学生分享他们的担当。随着人类的发展，更多的教授们感受到需要影响学生注意到这个危险所带来的问题。但拯救世界并不是大学的任务。如果教授们想用他们的业余时间做此事，是可以的，但不要将它与作为教师所教授的内容混为一谈。因为拯救世界并不是大学的事情。美国有个著名的教育家斯丹尼·费什为教授们写了一本书，题目就是：《在你的业余时间拯救世界》。[1]
除此之外，美国大学的反智主义是否还跟学科碎化有关？与学科崇拜有关？
柯布：对，在我看来，现代研究型大学在根子上是笛卡尔式的。
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兰认为，经典科学研究方法的两大弊病：一是化简，二是割裂。受这种笛卡尔式方法论的支配，必然造成社会畸形发展、生态破坏等许多问题。
这种对学科自恋式崇拜，对知识学科化的迷恋，使得美国研究型大学内下设不同的学科。通常包括42个学科，尽管每个学科都宣称自己的重要性，但人们普遍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比人文科学更重要，而STEM学科——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更是在这学科金字塔的顶端，被认为“比其他学科更重要”。[2]
在这42个学科中，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确定的研究范围和领域，每个学科都具有一个与其他学科有明确区别的研究主题，每个学科还要求有自己特有的方法论，所开创和使用的方法致力于推进该领域的知识。这就必然要求在学科之间划出界限，导致学科之间壁垒森严。在这样一个体制内，思想、智性活动的空间受到极度压缩。
三、大学应通过研究自身、社会与全球危机来服务人类与世界
您心目中的大学是怎样的？
柯布：怀特海认为，人类的组织应该是服务于人类的。高校作为一类组织，应该将服务于人类与世界作为主旨。这些年我和过程研究世界的同仁一直酝酿建立一个新型大学——怀特海大学或生态文明大学。这种新型大学的目的不是职业培训所，而是教育学生关心人类，关心世界命运。教会学生如何解决他们所身处的社区和世界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除了使命不同外，这种生态文明大学在机构设置上有哪些特殊的安排呢？
柯布：在我看来，下列三个机构是这种新型大学的标配，各个国家和地区应该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做出调整。
第一，大学应该建立一个院系、系或机构来持续研究自身。该机构负责评估大学所做的贡献，研究来自外部以及自己施加的对其探求知识的自由的威胁，而且它还会问它的自由是如何被负责地行使的。它可以继续研究几个学科相似的和不同的假设、它们彼此联系的方式以及它们与更广阔的社会的联系方式。这样一个机构不应以价值中立自居。其目标将是提升大学内的自我理解和鼓励变革。
第二，大学应该建立一个研究宇宙学的院系。这里的宇宙学不是指天体物理学的一个分支，尽管来自那个学科的信息应该发挥它的作用。相反，其目标是吸收利用大学中所有学科产生的知识，来建立一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统一描述。它应该通过与那些学科进行生动的互动来实现这一点。除了被动地接受偶然产生出来的任何知识，它还会提出问题和发表建议。它所问的问题，来自它自己将从人文研究中学到的东西与从心理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中学到的东西联系起来所做的努力。
第三，大学应该设立一个研究社会危机和全球危机的院系。每个人都意识到社会秩序（而且实际上生活本身）受到了威胁。这方面的零碎信息在若干学科中显现出来。但是大学里没有哪个机构做任何努力去概述这些问题是什么，以及这些问题是如何彼此联系的。而当研究社会危机和全球危机的院系，看到了这些在学科化的方法中并没有显现的关系的时候，它会从所有学科收集信息并对所有学科提出问题。设立这个院系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鼓励在各个院系内组织研究来应对时代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是为了与大学的各个院系就这种可能性进行交流，即大学作为一个整体，是否有责任根据社会需要来组织。
第四，大学应该建立一个跨学科研究中心。如果获得足够一致的意见，那么大学也可以建立跨学科研究中心，就地球和它的居民的健康生存这样重要的问题组织起来进行跨学科研究。由于该问题涉及资源消耗、能源、水资源、人口、全球秩序、一个有效的经济政策、道德价值、人类健康、政治和社区问题等一系列问题，教授们可以根据他们的兴趣和能力，运用各种方法进行整合性的研究。
您理想中的教育又是什么样子？
柯布：当今，西方社会的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支持和推动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价值理念。资本主义需要温顺、善良的工人，需要有能把学生教育成温顺青年的大学。然而，教育如果关注推进生态文明，则社会的实施方案和发展前景可能完全不同。生态文明需要人们有强烈的社会合作意识。教育者的同理心将起着核心作用。学校会帮助孩子们以团队合作的精神学习，且从学习中享受更多的乐趣。孩子们将学会对自己的学习承担大部分责任，学校将灵活地使课程适应学生自己的需求和愿望。教育的目标是让最有才华的人最大程度地自由发挥自己的才能，且能够在最大范围内“与众不同”地对社会作出相应的贡献。学生们也需要学会尊重和欣赏年长者及尊重更有经验的人提供的建议并接受他们的指导。讲座和授课虽然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但仅仅只是辅助学生实施自己的项目和实现自己的目标的一种工具。在这个到处危机重重的世界中，青年人最需要学习的是如何生活，如何减缓这些危机，如何适应新的或者有可能已趋向恶化的环境。我们的教育目标是智慧，而不单单是研究，是基于智慧为学生和这个世界开展相应的研究。
年轻人完全可能通过自身经历来学习和了解这个自然世界，这种方式与通过学习现成的科研成果同等重要。他们可能面临种种现实剖析与处理，但更重要的是需要学习保护自然环境与能够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现实解决方案。他们会观察到，自然本身具有深远智慧，且这种智慧往住能够顺应新的环境。因此，自然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老师。
我相信如果大学采用这种思维方式来理解教育目标的话，将可能促使初等和中等教育发生重大变化。当然，大学也将会更容易朝这个方向推进，前提是大学招收的高中学生是曾接受过这种教育的学生。当然，大学包括职业学校和研究生院，也应该这样，这些都很重要。医学院校可以在身体健康方面借鉴传统的治疗方法提供指导，这方面的专家可以与心理学专家、社会学专家共同合作，从而给整个社会提供重要指导。商学院可以把企业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作为一个整体来展示，可以展示在商业管理中合作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管理层和员工之间合作关系的重要性等。随着生存危机越来越严重，社会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只有相互协作，才能生存。但是，当前大学的运行方式却是与这种正确方式和目标背道而驰的。改变迫在眉睫。
四、期待中国高等教育培养出为生态文明服务的人才
对于在中国高校开展生态文明教育，您有何建议？
柯布：我猜“生态教育”这个问题被认为仅仅是这个课程的一小部分。当然这也是很重要的。当一个课程中的其他大部分存在误导性时，我们就要充分利用这小小的部分使其最大程度地发挥引导作用。当然，我对中国当下发生的事情了解不多，也可能做不出更多、更好的建议。
您的许多设想很富有启发性。它为我们指明了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大方向，那就是根据生态文明的需要，重新调整学科研究方向和学科设置，以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为中心组织课题研究，通过帮助解决重大急迫问题来推动“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柯布：多谢你们的采访，如果我所说的多少有点益处，我就很满足了。我最大的担心是中国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把美国当作标杆。如果中国能够从美国高等教育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整合自己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走一条自己的高等教育之路，培养出成千上万为生态文明服务的人才，那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参考文献：
[1]Frederic Turner.Design for New Academy： An End to Division by Department[J]. Harper Magazine，1986（9）：53.
[2][美]杰伊·邁克丹尼尔.超越四十二个学科——关于跨学科问题的思考[N].光明日报，2013-10-15.
一、美国大学及其学术研究的局限性
作为世界著名过程哲学家和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近几十年来生态文明问题一直是您关注的重点。为什么近年来您格外关心教育问题？
柯布：建设生态文明是个巨大的系统工程，离开教育是万万不可能的。我越来越感觉到我们美国现行教育是与生态文明的原则背道而驰的。往好了说，是不适应，落伍了；往坏了说，对于今日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现代教育难逃干系。
大学一向被公认为是“追求真理，探索知识的圣地”，美国大学更是长期以来被誉为“占据着人类文明的最高地位”，常常成为各国争相追赶和仿效的对象。您说它是“反智主义的”，能解释一下理由吗？
柯布：或许我把题目定位为“美国研究型大学是反智主义的”会更确切些。我承认在美国也有一些大学与我所描述的不同，但我深信我所说的这类“美国大学”在这个国家是占主导地位的。我反对让研究型大学模式来主导所有的高等教育。尽管长期以来人们对这种趋向始终批评不断，但就我目前所知，这些批评对扭转这种趋向一直收效甚微。
美国还有博雅学院。
柯布：博雅学院在美国已经被边缘化了。不仅如此， 资料显示：选择学习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物理学和心理学的学生在1968-1986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就从47%跌至26%。
我知道许多美国人会感觉我的批判是夸大其辞的。对于那些视理性思考、学术研究为“智性的”的人来说，我的题目当然是荒谬可笑的。美国大学里的确存在着大量的学术活动，每年都在产生着巨量的信息。然而根据我的理解，学术研究本身并不是一种“智性”的活动。
为什么学术研究本身并不是一种智性的活动呢？您是如何区分学术活动和智性活动的呢？
柯布：学术，通常是是指系统专门的学问，是对事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论证。这被德国人称为“Wissenschaften”（即学科、科学，不包括人文学科）。而现代研究型大学则是学科的集合。海德格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科学不思想》或《学科不思》，其矛头所指也是大学的反智倾向。
一些教授致力于研究其他人就某些特别的题目所写的著述。他们教导自己的学生如何做这种研究。他们根据所选择的题目与那些建立在并不充分的调查基础上但已经被接受的正确的观点来增加一些有效的信息。或者，他们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特别是在科学领域内，开始自己的下一步，以测试或完善理论。现代大学极为鼓励这种工作，我将之称为学术活动。
另外一些教授则分享那些自己提出的并认为是重要题目的信念，并邀请批判性的讨论。他们鼓励学生发展自己的观点并检验那些建立在自己以及其他人的信念之上的假设。他们忽略那些思想领域之间的界限，致力于跨学科研究、创新性研究。现代大学并不鼓励这种研究，我将它称为智性的活动。
二、美国大学的组织方式并不鼓励智性的活动
那么您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说美国大学是反智主义的呢？
柯布：我的依据有下列三点：一是不问预设，二是信奉价值中立，三是商业化。所谓不问预设，就是对大前提不感兴趣。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缺乏假设的兴趣。大学里的各个学科并不鼓励教授和学生努力表达他们的假设，只是使学生适应假设与程序的既定模式。二是无意追问预设。各学科的学者鲜少提及他们的假设，可能假定它们都没有问题。接受当前的假设是被鼓励的，这就极大地压缩了批判性讨论的空间，也就是智性的活动的空间。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是当代相对论的假设并不与当代量子论的假设一致。这对任何具有智性兴趣的人都提出了许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然而，大学的组织却不鼓励对这类问题的讨论。
爱因斯坦是不能被挑战的。一个学科中的人批评另一个学科中发生的事情是一种没礼貌的行为。
实际上，真实的情况比我所描述的更糟糕。缺乏对假设的追问留下了一些未经审查的形而上的假设，这些假设迫使学者们对证据视而不见，并为那些明显是假的立场辩护。
追问的任务不可以交给哲学系吗？
柯布：今天，美国大学里的哲学系更像大学里的其他系一样。哲学被认为应该像其他学科一样，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拥有与其他学科不一样的主题，以及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方法论。而我所说的智性的活动则是思辨的、跨学科的，而这是不被鼓勵的。在许多学科中，其目标是增加知识，而要获得知识，就必然将自己局限于严格的分析，而非综合以及对现实存在的问题做出回应。我的看法是一个对深度问题和广度问题感兴趣的学生在今天大多数大学的哲学系里获得的帮助不大。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美国大学的反智主义？
柯布：这和美国对“价值中立”的标榜分不开。当然，“价值中立”的本意不乏积极意义。但今日美国大学对“价值中立”的迷恋程度过了。当你将事实与价值完全分开，当你一脚把价值踢开，离开价值讲事实的时候，怎么可能有智性和智慧可言？因此，服膺价值中立既是美国大学中的反智主义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也是其一个重要理论内容。当前美国大学追求价值中立的倾向十分突出。价值中立的本意是禁止研究人员和教师在科研和教学过程中渗透自己的宗教观、政治观和道德观，但由于大学本身是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教育机构，其教育目标和教育过程总是不可避免地涉及某种价值观。例如，研究人员要真实、准确地报告研究结果；研究人员不能剽窃他人的研究数据等；学生考试不能作弊，不能有校园暴力行为等。可见大学追求价值中立的做法不但不能导致价值中立反而对学生的成长造成不利影响。试想如果大学处于价值缺席状态，学生的个人欲望就会膨胀，就会把追求经济利益放在首位。大学科研人员也会撇开应有的社会责任而宁愿为给自己提供科研经费的机构进行研究，投其所好。事实上，美国许多大学的研究受国防部资助。只是因为大学价值中立，所以他们就不加判断地服务于各种各样的利益。保持价值中立的大学将他们的服务卖给出价最高的买主。 美国不少大学教授还是很有担当的，有自己的价值追求。
柯布：是的，许多教授有着强烈的价值担当与承诺。他们希望他们的学生分享他们的担当。随着人类的发展，更多的教授们感受到需要影响学生注意到这个危险所带来的问题。但拯救世界并不是大学的任务。如果教授们想用他们的业余时间做此事，是可以的，但不要将它与作为教师所教授的内容混为一谈。因为拯救世界并不是大学的事情。美国有个著名的教育家斯丹尼·费什为教授们写了一本书，题目就是：《在你的业余时间拯救世界》。[1]
除此之外，美国大学的反智主义是否还跟学科碎化有关？与学科崇拜有关？
柯布：对，在我看来，现代研究型大学在根子上是笛卡尔式的。
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兰认为，经典科学研究方法的两大弊病：一是化简，二是割裂。受这种笛卡尔式方法论的支配，必然造成社会畸形发展、生态破坏等许多问题。
这种对学科自恋式崇拜，对知识学科化的迷恋，使得美国研究型大学内下设不同的学科。通常包括42个学科，尽管每个学科都宣称自己的重要性，但人们普遍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比人文科学更重要，而STEM学科——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更是在这学科金字塔的顶端，被认为“比其他学科更重要”。[2]
在这42个学科中，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确定的研究范围和领域，每个学科都具有一个与其他学科有明确区别的研究主题，每个学科还要求有自己特有的方法论，所开创和使用的方法致力于推进该领域的知识。这就必然要求在学科之间划出界限，导致学科之间壁垒森严。在这样一个体制内，思想、智性活动的空间受到极度压缩。
三、大学应通过研究自身、社会与全球危机来服务人类与世界
您心目中的大学是怎样的？
柯布：怀特海认为，人类的组织应该是服务于人类的。高校作为一类组织，应该将服务于人类与世界作为主旨。这些年我和过程研究世界的同仁一直酝酿建立一个新型大学——怀特海大学或生态文明大学。这种新型大学的目的不是职业培训所，而是教育学生关心人类，关心世界命运。教会学生如何解决他们所身处的社区和世界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除了使命不同外，这种生态文明大学在机构设置上有哪些特殊的安排呢？
柯布：在我看来，下列三个机构是这种新型大学的标配，各个国家和地区应该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做出调整。
第一，大学应该建立一个院系、系或机构来持续研究自身。该机构负责评估大学所做的贡献，研究来自外部以及自己施加的对其探求知识的自由的威胁，而且它还会问它的自由是如何被负责地行使的。它可以继续研究几个学科相似的和不同的假设、它们彼此联系的方式以及它们与更广阔的社会的联系方式。这样一个机构不应以价值中立自居。其目标将是提升大学内的自我理解和鼓励变革。
第二，大学应该建立一个研究宇宙学的院系。这里的宇宙学不是指天体物理学的一个分支，尽管来自那个学科的信息应该发挥它的作用。相反，其目标是吸收利用大学中所有学科产生的知识，来建立一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统一描述。它应该通过与那些学科进行生动的互动来实现这一点。除了被动地接受偶然产生出来的任何知识，它还会提出问题和发表建议。它所问的问题，来自它自己将从人文研究中学到的东西与从心理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中学到的东西联系起来所做的努力。
第三，大学应该设立一个研究社会危机和全球危机的院系。每个人都意识到社会秩序（而且实际上生活本身）受到了威胁。这方面的零碎信息在若干学科中显现出来。但是大学里没有哪个机构做任何努力去概述这些问题是什么，以及这些问题是如何彼此联系的。而当研究社会危机和全球危机的院系，看到了这些在学科化的方法中并没有显现的关系的时候，它会从所有学科收集信息并对所有学科提出问题。设立这个院系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鼓励在各个院系内组织研究来应对时代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是为了与大学的各个院系就这种可能性进行交流，即大学作为一个整体，是否有责任根据社会需要来组织。
第四，大学应该建立一个跨学科研究中心。如果获得足够一致的意见，那么大学也可以建立跨学科研究中心，就地球和它的居民的健康生存这样重要的问题组织起来进行跨学科研究。由于该问题涉及资源消耗、能源、水资源、人口、全球秩序、一个有效的经济政策、道德价值、人类健康、政治和社区问题等一系列问题，教授们可以根据他们的兴趣和能力，运用各种方法进行整合性的研究。
您理想中的教育又是什么样子？
柯布：当今，西方社会的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支持和推动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价值理念。资本主义需要温顺、善良的工人，需要有能把学生教育成温顺青年的大学。然而，教育如果关注推进生态文明，则社会的实施方案和发展前景可能完全不同。生态文明需要人们有强烈的社会合作意识。教育者的同理心将起着核心作用。学校会帮助孩子们以团队合作的精神学习，且从学习中享受更多的乐趣。孩子们将学会对自己的学习承担大部分责任，学校将灵活地使课程适应学生自己的需求和愿望。教育的目标是让最有才华的人最大程度地自由发挥自己的才能，且能够在最大范围内“与众不同”地对社会作出相应的贡献。学生们也需要学会尊重和欣赏年长者及尊重更有经验的人提供的建议并接受他们的指导。讲座和授课虽然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但仅仅只是辅助学生实施自己的项目和实现自己的目标的一种工具。在这个到处危机重重的世界中，青年人最需要学习的是如何生活，如何减缓这些危机，如何适应新的或者有可能已趋向恶化的环境。我们的教育目标是智慧，而不单单是研究，是基于智慧为学生和这个世界开展相应的研究。
年轻人完全可能通过自身经历来学习和了解这个自然世界，这种方式与通过学习现成的科研成果同等重要。他们可能面临种种现实剖析与处理，但更重要的是需要学习保护自然环境与能够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现实解决方案。他们会观察到，自然本身具有深远智慧，且这种智慧往住能够顺应新的环境。因此，自然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老师。
我相信如果大学采用这种思维方式来理解教育目标的话，将可能促使初等和中等教育发生重大变化。当然，大学也将会更容易朝这个方向推进，前提是大学招收的高中学生是曾接受过这种教育的学生。当然，大学包括职业学校和研究生院，也应该这样，这些都很重要。医学院校可以在身体健康方面借鉴传统的治疗方法提供指导，这方面的专家可以与心理学专家、社会学专家共同合作，从而给整个社会提供重要指导。商学院可以把企业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作为一个整体来展示，可以展示在商业管理中合作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管理层和员工之间合作关系的重要性等。随着生存危机越来越严重，社会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只有相互协作，才能生存。但是，当前大学的运行方式却是与这种正确方式和目标背道而驰的。改变迫在眉睫。
四、期待中国高等教育培养出为生态文明服务的人才
对于在中国高校开展生态文明教育，您有何建议？
柯布：我猜“生态教育”这个问题被认为仅仅是这个课程的一小部分。当然这也是很重要的。当一个课程中的其他大部分存在误导性时，我们就要充分利用这小小的部分使其最大程度地发挥引导作用。当然，我对中国当下发生的事情了解不多，也可能做不出更多、更好的建议。
您的许多设想很富有启发性。它为我们指明了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大方向，那就是根据生态文明的需要，重新调整学科研究方向和学科设置，以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为中心组织课题研究，通过帮助解决重大急迫问题来推动“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柯布：多谢你们的采访，如果我所说的多少有点益处，我就很满足了。我最大的担心是中国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把美国当作标杆。如果中国能够从美国高等教育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整合自己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走一条自己的高等教育之路，培养出成千上万为生态文明服务的人才，那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参考文献：
[1]Frederic Turner.Design for New Academy： An End to Division by Department[J]. Harper Magazine，1986（9）：53.
[2][美]杰伊·邁克丹尼尔.超越四十二个学科——关于跨学科问题的思考[N].光明日报，2013-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