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62年，我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当时全班同学共30人。后来知道，由于经济困难，当年全国新闻专业总共招生也就30人。而在此前一年，也就是1961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唯一的沪语节目“阿富根谈生产”开播，听众主要是沪郊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一向紧跟中央的上海，估计也以沪郊众多农民听不懂普通话而无法有效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由申请开播此节目。不管怎么样，反正入学不久，在参访各新闻单位时，到了电台，台长邹凡扬就请第一代“阿富根”播音员为我们作示范播音。“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对农村广播节目现在开始。接下来是‘阿富根谈生产’。”“哎，阿富根”“小妹啊”，男女播音员操着标准的尖团音上海话，引起上海籍同学莫大兴趣，纷纷模仿、学习；外地籍同学对于标准上海方言也有不少兴趣。
在复旦大学读书的5年间，每年下乡“三夏”、“三秋”劳动及后来的搞“四清”运动，包括“文革”初期，听到“喇叭头”里的“阿富根”，都倍感亲切。后来贬至安徽农村，听不到“阿富根”的声音，回到上海探亲，也听不到了。回上海读研究生班，以至到报社工作，虽说离北京东路2号（电台所在地）咫尺之遥，也无缘再见“阿富根”。直至今年3月的一天，手机里传来陌生的声音：“江老师吗？我是‘阿富根’节目编导唐亮……”
再见阿富根
“阿富根”节目自1961年开播，51年中曾经中断10年，先后有过三位主持人。开播祖师爷是范仰祖，第二代是顾超，第三代是叶进。范已病故，顾遇车祸去世，第三代朱奕俊，播音名“叶进”。现在，“阿富根”节目的“老搭子茶馆店”（周三早上6：00播），其中的“大菜师傅”版块希望我能去介绍一些餐馆。因为51年来，主持人传了三代，听众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村里“喇叭头”没有了，城市里中老年听众成了主力军。此外，出租车司机也听得多。有时，乘客一听介绍餐馆就调转方向，朝那些餐馆开了。
我对上海话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失十分痛心，当下爽快同意去当这个“导吃老头”。但因为寒舍离电台远，我不喜欢去电台直播。再说，正如播音员看到话筒、耳麦灵感会来一样，我是见了佳肴，口水会汩汩流出，所以建议去餐馆录音。当下商定，见面会放在兴国路372弄1号的Mardi Gras，让日籍老板山崎皓字正腔圆的老派上海话刺激一下新老上海人的耳膜。那天，唐亮、叶进、肖玲（“小妹”播音员）都去了，大家美美地品尝了老派法国菜，在楼上雪茄吧侃侃而谈。耳朵里充满着正宗上海话的感觉真好。
优势互补
“优势互补”是一句时髦话，对于已进入“淘汰”倒计时的我（指生命，“武功”是早已被废），这句话已经与我无缘了。但“阿富根”让我开始了“第二春”，这倒是始料未及的。
电台的朋友们随我去采访“东泰祥”，对“老派生煎”和“疑似柴爿馄饨”，还有香鲜可口的“葱开”，真是恍若隔世。老板宗沛东因为吃不到可口点心，“自家开一爿”的初衷，令大家都很敬佩。我们还从广播大厦驱车到“盆景汇”去品尝红烧状元徐建华大师的红烧肉、虾子大乌参，听他谈对菜的理念。唐亮干脆请徐大师去电台直播。
但不要忘记，“阿富根”是跑农村“出身”，而且今天依然在广袤的田野驰骋，同各级农委的关系也极好。我在《食品与生活》杂志上看到“下沙烧麦”一年只做两个月，肉馅中有春笋丁，很想尝一尝。唐亮说，“这好办，我们正好去南汇采访桃花节，下沙就在那边，下周就去那边吧。”结果在那里遇到“下沙烧麦”（已申遗）的传人郑女士，吃了正宗的烧麦，还知道了“鹤沙”（下沙古称）很多历史。
我们还去了金山两次，一次是在廊下开“鲜花节”，得到农委王主任款待，吃了很多好菜。第二次是在“海鲜节”，在山阳吃了很多好吃的海鲜。再有一次是去青浦枇杷生态园，见到园主沈董，享受了没有空调的“循环水降温法”，那些农家菜、水果菜真是太好吃。
阿富根在行动
有一次录音间隙，我曾问唐亮，怎么会想到我的？唐亮说：“偶而看到您一篇《伏羊》的文章，其中说到在奉贤庄行‘伏羊节’时听到阿富根节目现场报道，叶进和镇宣传部佘部长交谈，引起兴趣。想不到大美食家也在听阿富根节目，就马上想见到您。”我告诉他：“我是‘馋痨痞’，但更是一个生于上海、长在上海的第二代新上海人，热爱这片土地，首先是土地上的文化。你们能坚守这块阵地，保护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要向你们致敬，愿意配合你们工作。”
唐亮每次节目播出后都刻张盘给我，我统计一下，截至9月底有Mardi Gras、东泰祥、屋里香、浦东下沙烧麦、轩乐诗、八咏楼、良轩、东鼎、南翔古猗园小笼、阿明小菜、金凤凰、绍兴饭店龙华店、白家餐室、枇杷园、孔家花园、盆景汇、宁国府、东莱·海上、老丰阁阳曲店、掌柜的店、点石斋小宴、广州蕉叶、阿婆蒸菜馆、丰收日等20多家。中秋、国庆长假还专门介绍了东西南北上海的美食，我也在电台直播室亮了一次相。这些播音员、导演有的比我小近20岁，有的同我儿子差不多大，都是“忘年交”。我同他们在一起感受了青春的活力，焕发了青春，切实感到“夕阳无限好”的魅力，暂时抛开“只是近黄昏”，心境更宽广，愿景更美好。
阿富根在行动，不是纯粹的吃吃喝喝。社会上开始注意到上海话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贵，竭力增加沪语广播、电视，肯定是好的苗头。但千万不要搞笑，不要作秀，不要误导，不要忽悠。上海话是在发展，但总有个标准。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市区通用的“准官话”为标准是必要的。也不要在现有汉字之外，再搞一套杜撰的“新文字”，不但小学生看不懂，记不住，增加认字的负担，连我们这样的老上海人也看不懂，就没有意思了。学术研究只是学术研究，在普遍认同之前切勿轻易推广。孩童和新上海人以此为标准，可能会有“邯郸学步”的效应。但愿阿富根和我的这些想法只是杞人忧天。
在复旦大学读书的5年间，每年下乡“三夏”、“三秋”劳动及后来的搞“四清”运动，包括“文革”初期，听到“喇叭头”里的“阿富根”，都倍感亲切。后来贬至安徽农村，听不到“阿富根”的声音，回到上海探亲，也听不到了。回上海读研究生班，以至到报社工作，虽说离北京东路2号（电台所在地）咫尺之遥，也无缘再见“阿富根”。直至今年3月的一天，手机里传来陌生的声音：“江老师吗？我是‘阿富根’节目编导唐亮……”
再见阿富根
“阿富根”节目自1961年开播，51年中曾经中断10年，先后有过三位主持人。开播祖师爷是范仰祖，第二代是顾超，第三代是叶进。范已病故，顾遇车祸去世，第三代朱奕俊，播音名“叶进”。现在，“阿富根”节目的“老搭子茶馆店”（周三早上6：00播），其中的“大菜师傅”版块希望我能去介绍一些餐馆。因为51年来，主持人传了三代，听众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村里“喇叭头”没有了，城市里中老年听众成了主力军。此外，出租车司机也听得多。有时，乘客一听介绍餐馆就调转方向，朝那些餐馆开了。
我对上海话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失十分痛心，当下爽快同意去当这个“导吃老头”。但因为寒舍离电台远，我不喜欢去电台直播。再说，正如播音员看到话筒、耳麦灵感会来一样，我是见了佳肴，口水会汩汩流出，所以建议去餐馆录音。当下商定，见面会放在兴国路372弄1号的Mardi Gras，让日籍老板山崎皓字正腔圆的老派上海话刺激一下新老上海人的耳膜。那天，唐亮、叶进、肖玲（“小妹”播音员）都去了，大家美美地品尝了老派法国菜，在楼上雪茄吧侃侃而谈。耳朵里充满着正宗上海话的感觉真好。
优势互补
“优势互补”是一句时髦话，对于已进入“淘汰”倒计时的我（指生命，“武功”是早已被废），这句话已经与我无缘了。但“阿富根”让我开始了“第二春”，这倒是始料未及的。
电台的朋友们随我去采访“东泰祥”，对“老派生煎”和“疑似柴爿馄饨”，还有香鲜可口的“葱开”，真是恍若隔世。老板宗沛东因为吃不到可口点心，“自家开一爿”的初衷，令大家都很敬佩。我们还从广播大厦驱车到“盆景汇”去品尝红烧状元徐建华大师的红烧肉、虾子大乌参，听他谈对菜的理念。唐亮干脆请徐大师去电台直播。
但不要忘记，“阿富根”是跑农村“出身”，而且今天依然在广袤的田野驰骋，同各级农委的关系也极好。我在《食品与生活》杂志上看到“下沙烧麦”一年只做两个月，肉馅中有春笋丁，很想尝一尝。唐亮说，“这好办，我们正好去南汇采访桃花节，下沙就在那边，下周就去那边吧。”结果在那里遇到“下沙烧麦”（已申遗）的传人郑女士，吃了正宗的烧麦，还知道了“鹤沙”（下沙古称）很多历史。
我们还去了金山两次，一次是在廊下开“鲜花节”，得到农委王主任款待，吃了很多好菜。第二次是在“海鲜节”，在山阳吃了很多好吃的海鲜。再有一次是去青浦枇杷生态园，见到园主沈董，享受了没有空调的“循环水降温法”，那些农家菜、水果菜真是太好吃。
阿富根在行动
有一次录音间隙，我曾问唐亮，怎么会想到我的？唐亮说：“偶而看到您一篇《伏羊》的文章，其中说到在奉贤庄行‘伏羊节’时听到阿富根节目现场报道，叶进和镇宣传部佘部长交谈，引起兴趣。想不到大美食家也在听阿富根节目，就马上想见到您。”我告诉他：“我是‘馋痨痞’，但更是一个生于上海、长在上海的第二代新上海人，热爱这片土地，首先是土地上的文化。你们能坚守这块阵地，保护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要向你们致敬，愿意配合你们工作。”
唐亮每次节目播出后都刻张盘给我，我统计一下，截至9月底有Mardi Gras、东泰祥、屋里香、浦东下沙烧麦、轩乐诗、八咏楼、良轩、东鼎、南翔古猗园小笼、阿明小菜、金凤凰、绍兴饭店龙华店、白家餐室、枇杷园、孔家花园、盆景汇、宁国府、东莱·海上、老丰阁阳曲店、掌柜的店、点石斋小宴、广州蕉叶、阿婆蒸菜馆、丰收日等20多家。中秋、国庆长假还专门介绍了东西南北上海的美食，我也在电台直播室亮了一次相。这些播音员、导演有的比我小近20岁，有的同我儿子差不多大，都是“忘年交”。我同他们在一起感受了青春的活力，焕发了青春，切实感到“夕阳无限好”的魅力，暂时抛开“只是近黄昏”，心境更宽广，愿景更美好。
阿富根在行动，不是纯粹的吃吃喝喝。社会上开始注意到上海话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贵，竭力增加沪语广播、电视，肯定是好的苗头。但千万不要搞笑，不要作秀，不要误导，不要忽悠。上海话是在发展，但总有个标准。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市区通用的“准官话”为标准是必要的。也不要在现有汉字之外，再搞一套杜撰的“新文字”，不但小学生看不懂，记不住，增加认字的负担，连我们这样的老上海人也看不懂，就没有意思了。学术研究只是学术研究，在普遍认同之前切勿轻易推广。孩童和新上海人以此为标准，可能会有“邯郸学步”的效应。但愿阿富根和我的这些想法只是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