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书展可能是全世界最诚实的书展,它面对所有市民的需要。
　　
　　本届香港书展尚未揭幕时,香港两位作家——马家辉和梁文道就先开始打前站了。他们受香港贸发局邀请,以“香港书展大使”身份,前往两岸四地巡回路演。身为“书展大使”,马家辉道出他对香港文化出版以及书展的个人观察。
　　
　　记者:在这次巡回路演中,有没有发现两岸四地与香港的閱读习惯有所不同?
　　马家辉:其实可以从各地的图书销量排行榜上窥探一二。北京人对大传统、大格局、宏观的观点较有兴趣;在上海,与国际视野有关的资讯、趋势、潮流,即所谓的摩登资讯则备受欢迎;广州则与香港较为接近,喜欢生活的美学,吃喝玩乐等书;而台北始终走在华文出版界的前端,可以看到书架上不少翻译文学作品,甚至较冷门的日本文学、韩国文学的翻译作品,都可以在台北书市上出现。
　　或许是因为不同阅读品位的关系,在路演期间,我也发现读者的反应有很大区别。在上海,观众看到宣传片中的林夕便喧然,而北京人对金庸、莫言有较大反应;广州人就非常喜欢蔡澜。北京及上海的读者虽然都是因为有兴趣才来参加座谈会,但不论如何都会跟演讲者保持一段距离。到广州的时候,读者的表现很直接,光从表面便能看出他们是因为喜欢你才来听演讲的,反应热烈,排队签名、合影,甚至冲上台拉住我们握手。台北人则相对很冷静,参与的人谈的话题也很深入,像是一场学术讨论。
　　记者:每到一个地方,跟当地的嘉宾都谈些什么?
　　马家辉:主要谈他们个人的书展经历。他们大部分都曾参与过香港书展,像王安忆、张大春、詹宏志等,都曾在香港书展举办过讲座。另一个话题是关于他们阅读香港书籍的经验。陈丹青和贾樟柯分析他们如何通过香港市场上的书籍了解世界。还有台北的詹宏志,他说少年时在台湾南部乡下便接触到香港摄制的电影,也通过香港当时翻译的书,了解整个中国与世界的变化。有趣的是,当时台湾地区有不少香港学生,每次回台读书时,都会用报纸包起一些禁书,拿给台湾本地学生看。所以詹宏志才说:“每个在台湾成长并认真对待阅读的人,都欠香港一个情。”
　　记者:这么说,香港读者应该算是幸福的一群人了。
　　马家辉:“幸福”要看如何定义了。我们有很多接触世界文化活动的机会,身边充斥着很多资讯,但我们不懂得利用、不去利用甚至没有兴趣去利用,那么,这些得到“幸福”的机会便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便有这种亲身经历。在上世纪80年代的所谓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很多资讯不容易得到,但我们知道哪家书店哪个地方会有我们需要的资料。当时书店将禁书和色情书籍放在一起,遇到巡查时我们便将禁书藏在色情书籍内,他们捉禁书不捉色情书。
　　对于书,我们不能太精英主义,批评图书不够水平、不够文化。我觉得香港书展可能是全世界最诚实的书展,它面对所有市民的需要。有些地方的书展可能会过于偏重文化人的口味去设计,但香港的书展包容性很大,有明星签名区,有深奥的演讲,也有精致的作家对谈。书展结束后还有动漫展,满足多元化的需求及欲望。
　　记者:路演中你提到“两岸三地的书展中,台北、北京分别以深度和广度见长,香港书展则堪称是密度之冠”,这个“密度”指的是每年递增的入场人数么?
　　马家辉:香港书展的入场人数连詹宏志都感叹。“按人口比例来计算,香港书展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华文书展”。除此之外还有书籍、座谈会、活动等,聚集了大量不同角度的文化观点。就因为这么高密度的人流及活动,造就一个庞大的交流平台,不少合作计划也在不知不觉中形成。这是书展表面看不到的。书展过后,这些合作计划便渐渐浮现,在书架上添上新书。这些都是所谓“广度”衍生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