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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月2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向媒体介绍了意见的有关情况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统一裁判尺度
记者：作为最高审判机关，最高法如何确保各地法院裁判尺度统一？
陶凯元：司法标准的统一对于整个法治的发展和保障非常重要。法律的价值是让公众形成规则意识。法官作为裁判者，要保证这些规则统一执行，使公众对法律后果有稳定的预期。最高人民法院作为最高审判机关，主要通过案件审理、及时制定司法解释、适时制定司法政策、发布知识产权指导性案例、不断加强对知识产权法官的培训和教育力度5个途径，保证司法裁判尺度统一。
据统计，最高法院制定知识产权司法解释36件。截至2017年年底，最高法发布的92个指导性案例中，20个涉及知识产权，比例超过五分之一。
记者：意见提出要完善知识产权案例指导制度。请介绍一下，我国案例指导制度是如何定位的？
陶凯元：不论判例法国家还是成文法国家，都非常重视判例、案例的编撰，这对于司法裁判、法学教育，甚至国家立法都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我国的指导性案例提炼出具有共性的法律规则，供下级法院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
201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正式建立起规范化的案例指导制度。除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外，还建立了多样化案例指导制度，每年公布知识产权十大案件和50件典型案例。此外，2015年4月，最高法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设立知识产权案例指导研究北京基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
加深国际合作
记者：在知识产权方面，有没有国外比较成功的案例影响到中国？
陶凯元：北上广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是借鉴西方成功经验的典型，我国很多知识产权案例被国外充分尊重和吸纳。最典型的案例是最高法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王闯担任审判长，审理的腾讯和奇虎360不正当竞争案，我国司法机关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确立，贡献了中国智慧，创造了中国模式。同时，西方成功的案例和经验、做法，也会被我国司法机关充分尊重和吸取。
记者：现在，我国与欧美大国在科技领域，包括知识产权领域的竞争与合作，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今后如何更好地竞争与合作？怎样更好地保护彼此的知识产权？
陶凯元：我国与西方的知识产权制度，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差异。我国加入了WTO和相关公约，包括非常重要的TRIPS协定，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我国严格按照该协定立法、执法和司法，建立符合我国特色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和制度，在执法和司法领域也做了很大努力。
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包含很多知识产权问题。海外知识产权的援助和有关机制的建立，值得重点思考。我们会在制定司法解释时听取代表性企业的意见，了解重大利益需求和诉求。
打造“优选地”
记者：近期，美国苹果公司和高通公司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进行专利诉讼，引发社会关注。您提到，希望打造当事人信赖的解决国际知识产权争端“优选地”。怎样吸引当事人选择我国的法院打知识产权官司？
陶凯元：“优选地”的说法不是自封的。2017年7月7日，美国外交学者网站发布《中国如何成为全球创新和知识产权的领导者》的文章，对中国知识产权法院的建设情况给予高度评价。文中提到：由于司法程序快捷，中国现在也被视为知识产权诉讼较为可取的诉讼地。
“优选地”靠的是高水平的审判质效。意见提到，要加快知识产权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作为改革的主要目标。下一步，要大力提高知识产权审判质效，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法官队伍的能力和素质。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涉外案件已达30%，一些案件中双方当事人都涉外。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境外当事人、权利人比以往更加愿意选择到中国，尤其是到知识产权法院进行诉讼。最高法在对外交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2014年9月，位于上海的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交流上海基地设立，截至目前，共与5家国际机构、组织举办多场高层论坛，效果非常好。
去年，最高法首席大法官周强访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部与总干事弗朗西斯·高瑞签订合作备忘录，建立双边战略合作关系。目前，双方合作正在向纵深推广和加强。所有这些表明，我们有能力、有自信，中国已经日益成为国际知识产权诉讼的“优选地”。
记者：您提到要提高审判质量效率，请谈一谈提高效率的同时如何保证质量？怎样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
陶凯元：“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要求确保案件审理的质量和效率。
一组数据反映出我国法院审判质效在不断提高：2013年，全國法院一审案件100800件，2017年达到213480件。2017年，全国法院知识产权一审案件首次突破20万件大关，与2016年同期相比增长40.36%。与此同时，知识产权法官人数并没有很大增长。审结的案件数和结案数大幅上升，再审率和改判发回重审率双双下降，说明这是一种良性循环。
各级法院通过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引入专家型人民陪审员，大力提升审判质效。法官的专业性进一步提升，对于提高审判质效也起到推动作用。
统一裁判尺度
记者：作为最高审判机关，最高法如何确保各地法院裁判尺度统一？
陶凯元：司法标准的统一对于整个法治的发展和保障非常重要。法律的价值是让公众形成规则意识。法官作为裁判者，要保证这些规则统一执行，使公众对法律后果有稳定的预期。最高人民法院作为最高审判机关，主要通过案件审理、及时制定司法解释、适时制定司法政策、发布知识产权指导性案例、不断加强对知识产权法官的培训和教育力度5个途径，保证司法裁判尺度统一。
据统计，最高法院制定知识产权司法解释36件。截至2017年年底，最高法发布的92个指导性案例中，20个涉及知识产权，比例超过五分之一。
记者：意见提出要完善知识产权案例指导制度。请介绍一下，我国案例指导制度是如何定位的？
陶凯元：不论判例法国家还是成文法国家，都非常重视判例、案例的编撰，这对于司法裁判、法学教育，甚至国家立法都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我国的指导性案例提炼出具有共性的法律规则，供下级法院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
201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正式建立起规范化的案例指导制度。除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外，还建立了多样化案例指导制度，每年公布知识产权十大案件和50件典型案例。此外，2015年4月，最高法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设立知识产权案例指导研究北京基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
加深国际合作
记者：在知识产权方面，有没有国外比较成功的案例影响到中国？
陶凯元：北上广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是借鉴西方成功经验的典型，我国很多知识产权案例被国外充分尊重和吸纳。最典型的案例是最高法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王闯担任审判长，审理的腾讯和奇虎360不正当竞争案，我国司法机关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确立，贡献了中国智慧，创造了中国模式。同时，西方成功的案例和经验、做法，也会被我国司法机关充分尊重和吸取。
记者：现在，我国与欧美大国在科技领域，包括知识产权领域的竞争与合作，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今后如何更好地竞争与合作？怎样更好地保护彼此的知识产权？
陶凯元：我国与西方的知识产权制度，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差异。我国加入了WTO和相关公约，包括非常重要的TRIPS协定，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我国严格按照该协定立法、执法和司法，建立符合我国特色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和制度，在执法和司法领域也做了很大努力。
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包含很多知识产权问题。海外知识产权的援助和有关机制的建立，值得重点思考。我们会在制定司法解释时听取代表性企业的意见，了解重大利益需求和诉求。
打造“优选地”
记者：近期，美国苹果公司和高通公司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进行专利诉讼，引发社会关注。您提到，希望打造当事人信赖的解决国际知识产权争端“优选地”。怎样吸引当事人选择我国的法院打知识产权官司？
陶凯元：“优选地”的说法不是自封的。2017年7月7日，美国外交学者网站发布《中国如何成为全球创新和知识产权的领导者》的文章，对中国知识产权法院的建设情况给予高度评价。文中提到：由于司法程序快捷，中国现在也被视为知识产权诉讼较为可取的诉讼地。
“优选地”靠的是高水平的审判质效。意见提到，要加快知识产权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作为改革的主要目标。下一步，要大力提高知识产权审判质效，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法官队伍的能力和素质。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涉外案件已达30%，一些案件中双方当事人都涉外。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境外当事人、权利人比以往更加愿意选择到中国，尤其是到知识产权法院进行诉讼。最高法在对外交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2014年9月，位于上海的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交流上海基地设立，截至目前，共与5家国际机构、组织举办多场高层论坛，效果非常好。
去年，最高法首席大法官周强访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部与总干事弗朗西斯·高瑞签订合作备忘录，建立双边战略合作关系。目前，双方合作正在向纵深推广和加强。所有这些表明，我们有能力、有自信，中国已经日益成为国际知识产权诉讼的“优选地”。
记者：您提到要提高审判质量效率，请谈一谈提高效率的同时如何保证质量？怎样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
陶凯元：“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要求确保案件审理的质量和效率。
一组数据反映出我国法院审判质效在不断提高：2013年，全國法院一审案件100800件，2017年达到213480件。2017年，全国法院知识产权一审案件首次突破20万件大关，与2016年同期相比增长40.36%。与此同时，知识产权法官人数并没有很大增长。审结的案件数和结案数大幅上升，再审率和改判发回重审率双双下降，说明这是一种良性循环。
各级法院通过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引入专家型人民陪审员，大力提升审判质效。法官的专业性进一步提升，对于提高审判质效也起到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