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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意义上教科书的诞生，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是1897年南洋公学外院师范生所编的《蒙学课本》，因其体裁开始模仿西方课本，以生活中最易接近之物安排内容，不同于传统教本。
有人认为是1898年无锡三等学堂教师所编的《蒙学课本》。1898年8月，举人俞复、裘廷梁会同友人丁宝书、吴稚晖等创办三等学堂，他们在教学过程中历经数年时间编成《蒙学课本》。该读本被誉为“我国自有教科书以来之最完备者”。
还有人认为是《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它由上海顺成书局印行，由该学堂首任校长刘树屏于1901年间编辑而成，部分涉及现代政治、经济常识，引入了一些新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知识。
还有种种，不一一列举。但在笔者看来，现代教科书的最低标准是分科设学和学级制度，故而它们都不算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
“蒙学教科书”：中国现代意义上教科书的诞生
“蒙学教科书”由文明书局1903年后陆续出版。书局创办于1902年，恰与清政府《钦定学堂章程》的颁布前后相随。在新式教科书出版之风的鼓荡下，它发行的多种教科书，皆冠以“蒙学”二字，因此这套书被称为“蒙学教科书”。据笔者统计，1903年后，文明书局陆续发行的“蒙学教科书”包括文法、经训修身、修身、中国历史、西洋历史、东洋历史、中国地理、外国地理、笔算、心算、珠算、卫生、生理、天文、地文、地质、格致、化学、动物、植物、矿物、体操和毛笔习画帖等23种。此前没有任何一家出版机构具有如此敏锐的市场观念和良好的知识储备。
这些教科书的编纂者，也都是一时俊杰。
张相文，字蔚西，号沌谷居士，是《蒙学中国地理教科书》和《蒙学外国地理教科书》的编纂者。他曾與张謇在上海组织教育总会，1909年在天津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地理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被选为会长，还带领创办中国最早的地理学期刊《地学杂志》，堪称地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学的奠基人。
丁福保，字仲祜，号畴隐居士，他编纂了心算、笔算、卫生、生理等4种教科书。丁福保是文明书局的创办人之一，开办丁氏医院和医学书局；曾赴南京应医科考试，得最优等开业证书，还考察日本医学，发起组织“中西医学研究会”，出版医学报。
编著西洋历史和东洋历史两种教科书的秦瑞玠，字晋华，毕业于法政大学，曾赴日本留学，历任河南知县、江苏咨议局议员、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江苏第一高等审判厅监督推事、北京政府农商部参事，一度代理农商部次长，堪称晚清政法学界的实践家。
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和毛笔习画帖的丁宝书，丁福保之兄，字云轩，幼习经史，擅长书画。就学于江苏南菁书院时，常与吴稚晖谈论新学，并习英文、数学和理化等课程。创办东林、竞志等新式学堂，和吴稚晖等人创办无锡三等学堂。他还是文明书局特聘的美术编辑，并兼任书局附设小学的教员。
体操教科书的编者丁锦，字慕韩，号乾斋，光绪末年毕业于袁世凯在保定开办的北洋行营将弁学堂，后任陆军贵胄学堂教员，云南军事参议兼步兵统带。民国后任陆军部教育科长，参加过讨逆军起义等，一生军旅，军衔至陆军中将。
另外，“蒙学教科书”还有如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在新学制呼之欲出的时代，“蒙学教科书”体现了教育制度化的趋势。这是它甫一出版即广受欢迎的原因。
《钦定学堂章程》规定，蒙学堂须开设修身、字课、习字、读经、史学、舆地、算学、体操8门课程；初等和高等小学堂还要加上作文、读古文词、本国史、本国舆地、理科、图画等科目。而此前晚清没有任何一家出版机构像文明书局那样，推出一套学科基本健全、能应用于新式学堂教授的教科书。
第二，“蒙学教科书”的编纂较多效仿了日本教科书。
文明书局崭露头角的时候，正是汉译日本书籍在中国流行之时。从教本内容表现来看这个特点十分明显。《蒙学动物教科书》差不多是日本教科书的“修订简本”。《蒙学体操教科书》完全保留了日本教科书的原序和凡例，甚至没有新序说明，直接在正文开篇标有“文明书局译编”。
第三，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蒙学教科书”第一次较为完整地表现出近代学科意识，推动传统知识体系的更新，促进了中国人近代常识的建立。
自然科学教育是蒙学的基础，是培养理性观念和逻辑思维的第一步。“蒙学教科书”有笔算、心算、珠算、格致、化学等几种，其中《蒙学笔算教科书》对以往算术书的教学次序加以改良，32课课文含括加减乘除和简单的四则运算，知识设计合理、简明得当。相比“三字经”中唯一一句算学知识：“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的囫囵模糊，何者能够培养儿童牢固的数理基础，不证自明。
“格致”一科尤具代表性。它承担着传统“格致”概念向近代自然科学转变，使儿童了解科学知识、建立科学观念的重任。《蒙学格致教科书》共8章，每章约6课。第一章总论，第一课就是“释格致”——“就天然之现象，以窥其真迹，曰观察；从器械作用之现象，以得其佐证，曰实验。合观察实验，以为物理之研究，曰格致。”
把“观察”和“实验”作为自然科学的两大支柱方法，这个见解颇有深度，当是一大进步。
总论之后，各章分别讲解重学、声学、光学、热学、磁学、电学和气象学等内容，基本物理现象均有涉及。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儿童，可谓破天荒头一遭。这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不具有的知识，也是与“金木水火土”思维不一样的理解事物的方法。
培养科学意识的同时，“蒙学教科书”为儿童展示了真实丰富的世界图景。
传统私塾教育不仅没有声光化电常识，动物、植物、地质、矿物、生理卫生等知识，也多半被看成正经学问之外的“野狐禅”。这不仅压抑了儿童对于草木鱼虫的天然兴趣，更排斥了很多有趣的知识。 而销售良好的《蒙学动物教科书》，初版2年多就订正发行了8版。我们不难想象，当时的儿童一定惊叹于各种千奇百怪闻所未闻的动物，满怀兴味接受各种分类和概念。这部动物教科书还有一大特点是插图丰富准确，其中一幅草履虫结构图，百年之后在我们今天的中学动物教科书中，还能见到它作为原生动物的代表。
后来居上者：商务版“最新教科书”
在文明书局的“蒙学教科书”崭露头角之时，创建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正从一个印刷机构向教科书编撰出版机构转型。1904年后商务推出一套“最新教科书”，因为如下多方面因素，很快成为教育界和出版界的宠儿，影响远远超“蒙学教科书”。
第一，紧合学制。“最新教科书”包括供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用三类，与“癸卯学制”的学级划分相称。按照教育史家汪家熔先生的研究，这套教科书“仅初、高小就有11门32种156册，是当时中国小学教科书课目最完备的一套课本”。
“最新教科书”编辑周详。它在“编辑大意”中对书籍的适用对象、学习进度、语言难易、内容选材、版式设置诸方面均有详细说明，这种形式开启了近代中国教科书编辑的新形式。
“最新教科书”还编排了各科配套用书，包括“教授法”和各类挂图，与教科书同时发行。“教授法”即今天的教师用书，它讲求教学方法，重视知识背景之完备。比如，历史教科书配有“东洋史要地图”——包含22幅历史地图的小册子。该图册已非手绘，而是现代地图制作方法，标有比例尺和经纬度，符号标志基本符合现代规范，比同时期的地图更精准清晰。
第二，谢洪赉的贡献。谢洪赉，字赍侯，号寄尘，生于浙江慈溪一个基督教神职人员家庭，熟读四书五经。1895年后在上海中西书院教学，并为商务印书馆编译多种教科书。
谢洪赉的贡献首在翻译英语读本。他译介了著名的印度读本（Indian Readers），为商务教科书赢得了名声。他还说，“印度广学会另印读本一种，计五帙。不稱Reader而曰Book，大致与前者相仿。惟所选之料不同耳。海上市肆今罕售者。”从“Reader”到“Book”的变化证明了英美学校教学正在经历从读本到教科书的转变，作为“Text book”的“教科书”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进入中国的。这个发现是谢洪赉对近代教科书诞生所做的重要贡献。
“最新教科书”系列中谢洪赉参与最多，他编纂、编译及校订了地理、地质、理科、代数、几何、三角、化学、物理、生理等科目。
他在所编著的地理学教科书《瀛寰全志》中说，晚清是“震旦暗晦”的时代，“群龙尽见，睡狮独酣”，中国人睁眼环顾，“始悟四洲”，发现欧美世界早已“厅建独立，钟撞自由”，所以他要发愤把亚细亚洲、欧罗巴洲、亚非利加州、南北亚美利加州和大洋洲的地理国情一一述来，使中国学生尽早知道世界大势。
《瀛寰全志》内容丰富，重点分明，凡涉及位置、疆域、地势、天气、物产、人民、宗教、商务、交通无不叙述有章、要言不烦；该书尤重考察“国政”，对于一地之国家、政体性质均有论述。它还有意识地区别“社会”和“国家”，认为“社会者，人类相互之团体也”，它是“与生俱来”的，“社会发达之度”决定了“世界国民进化”之迟缓；“国家者，大社会之独立而有主权者也”，有人民、有主权，“若是者谓之国家”。该书初版于1903年，这些洞见不但超出同时代教科书，即便置于晚清思想文化的历史大背景中也别有锋芒，值得珍视。
他更大的贡献则在于普及自然科学常识。笔者认为，谢洪赉所编著的教科书中，最为流畅精彩的是《最新理科教科书》。
“理科”是《奏定学堂章程》规定的初等、高等小学堂必修科目，包括了几乎所有自然科学门类。这样一部教科书对于编者的要求极高，因为只能“编纂”，无从“编译”。如此丰富的科目门类，由它们连缀成的教科书今天阅读起来竟如行云流水一般，过渡自然，难易合理，知识贯通。课文开篇以早春的“梅”把学生带入植物世界，穿插介绍“菜”“蝴蝶”和“豌豆”，然后小结“花与虫及风之关系”，巧妙地把自然常识熔为一炉。在介绍一些粗浅的动植物知识后，以“动植物之异同”一课联络这两大门类，说明世界万物生态循环的紧密关系。再例如，介绍光学原理时，以眼球构造相比喻，兼说明照相机、显微镜和望远镜的功用。如此种种，引人入胜。
谢洪赉编译的中学用书则更能体现他对引介西方“科学”的重视。比如地质学，谢洪赉认为地质学不是西洋独有，禹贡开创的中国地质学渊源久远，但历史的流变使它“杂以荒唐之说”，使今天中国人不明“天地间成毁之枢机”，“瞠乎无所闻见”。所以他编译美国人赖康忒（Joseph Le Conte）的地质学著作为中学课本，希望“予人以科学知识而唤醒其考察之习惯”。
第三，海外影响。“最新教科书”的影响不限于国内，它在当时就引起了西方人的注意。
在华新教传教士于1877年成立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为开拓更广泛的事业，在1890年改组为“中华教育会”。它的机关报——《中国报道》1904年用一个专栏报道了“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认为这些教科书“将非常有助于新教育改革，而这新教育变革对中国的学校又将起到革命性作用”。在1907年的一则报道中，它认为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的出版，是“过去几年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标志着中国的儿童从传统经典的束缚下解放了出来，进入到充满趣味与知识的新的文学作品中”。
商务印书馆和它的“最新教科书”以其超群的影响力开启了中国学生的“教科书时代”。甚至可以说它是塑造现代中国人的重要起点。
姗姗来迟的“国定本”教科书
当江南地区民间出版业博兴，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拳头产品已经迅速占领市场的时候，清政府才反应过来，并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着手编纂新式教科书。《东亚普通读本》 初版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是中国近代教科书诞生初期一部稀见的中日合编教本，也是笔者所见最早的“国定本”教科书。该书现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和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有藏。这部读本只在台湾学者司琦教授主编的《小学教科书发展史》中有介绍。 该书为线装，封面整肃庄严，写有：泰东同文局撰；大日本国勅任贵族院议员/大清国钦赐二等双龙宝星伊泽修二监修；大日本国泰东同文局前协修/大清国京师大学堂教官江绍铨校补；大清国直隶学务处督办/五品卿衔翰林院编修严修阅。版权页上注明著者是伊泽修二，泰东同文局发行，印刷于东京。封底写有“明治三十八年五月/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刊行”，以及“书经存案不许翻印”字样。
书分六卷，每卷一至四章不等。每卷前饰以龙云花边的“圣谕”，说明该卷主旨，例如第一卷圣谕“孝顺父母”，第四卷为“教训子孙”。各章前均配有插图。十六章题目分别为：孝行、友爱、妇道、勤学、立志、交通、勤勉、节俭、廉洁、诚实、仁慈、忍耐、谦让、忠节、智识和刚勇。每章内容都包括叙论、嘉言和懿行三部分，依次诠释说明该章主题、选辑经典中有关语录名言，以及选录古今圣贤行为。
以第一章“孝行”为例。叙论先讲父母养育之恩，然后阐发“孝为百行之首”的道理，并將孝分为属于父母者和属于其身者两类，以孔子、曾子之言为代表，说明孝包括事父母和立自身两方面内涵。关于孝道的嘉言，是从《孝经》《礼记》《论语》《诗经》《中庸》和《大学》等典籍中选取。至于古今圣贤懿行，则节取《史记》等典籍中有关虞舜、曹娥等42例事迹。
这套读本以日本学者伊泽修二的编著为基础。伊泽修二早年曾赴美留学，甲午战争后出任台湾总督府学务长，是日本近代教育的奠基者和日治初期对台湾近代教育有重要影响的学者。20世纪初，时任日本文部省编译官的伊泽修二和来访日本、积极引进日本近代教育体系的中国学者罗振玉有过不少接触。伊泽和罗振玉“详论译书事，意欲合中日之力，译印教科书，而定版权之法制”，伊泽多次表达两国合作、帮助清政府进行教育改革的意向，他还告诫来访的罗振玉，中国编教科书“不可遽忘乎道德教育，将来中学以上，必讲孝经论语孟子，然后及群经”。
当时很多日本教育界人士对于来访中国官员的建议，都是以尊崇儒家教育为宗旨。清政府学习日本后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以《孝经》《四书》《礼记》节本为初等小学必读之经”；“以《诗经》《书经》《易经》及《仪礼》之一篇，为高等小学必读之经”。从《东亚普通读本》的内容来看，可以说体现了伊泽修二和清政府教育宗旨的共同意愿。就在该读本出版的同年，伊泽修二所著《教育学》被翻译为中文，同样由东京的泰东同文局印行。
中方阅稿者为时任直隶学务处督办的著名学者、教育家严修。他1902年、1904年两赴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被袁世凯由贵州学政提任直隶学务处督办。严修在督办任上校阅了此书，还筹设开办了今天南开大学前身——私立敬业中学堂。该读本出版当年，他又在袁世凯举荐下就任学部侍郎，施行新教育改革。
校补者江绍铨不是别人，正是几年后因创办“中国社会党”而留名于史的江亢虎。当时他年方22岁，已学习日语并两赴日本考察政治，与片山潜、幸德秋水等日本社会主义者有所接触。校补此书时，他正担任京师大学堂日文教员。此时他已开始从一个维新勇进之士转向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乃至“社会主义大师”。
著作最后告示本著同时在中日两国发售，书后所附众多的发售地说明该书在中日两国有较广的销售范围。
值得一提的还有当年“民间本”和“国定本”之争。
1902/1903年“壬寅-癸卯学制”颁布，近代学制建立。清政府着手规划各项文教政策，包括制定新式教科书的编审制度。时有“国定制”和“审定制”两类意见：“国定制”以前后两任管学大臣孙家鼐和张百熙等官员为代表，认为学堂教科书均“急待国家编定，方有教法”；“审定制”以张之洞等人为代表，指出“官编课本未能尽善”，应该允许民间纂译课本，但需呈请学部鉴定。通观晚清时期，中央政府虽然力图实现“国定”教科书目标，但受各种条件所限，实际实行的是并不严格的“审定制”。
据统计，从1905年学部成立到宣统元年、二年（1909/1910年）间，学部编译图书局共编纂或改编出版了修身、国文、算学等教科书93册，编译图书局总揽其编纂、印刷和发行。这是清政府第一次组织较有规模的教科书编纂发行。由于总量不多，存留于世者较为稀少。今天教育史研究者可见的“国定本教科书”，一般即指学部所编教本。这部《东亚普通读本》初版于1905年四五月间，此时教科书的编审职能正由京师大学堂向新建立的学部过渡。成立于1905年底的学部不曾参与读本的编纂校补诸事，诸务皆为京师大学堂主持。这部读本无序文、无编辑大意、无凡例、无章节、无目次，处处体现尊崇“圣谕”，其“国定”色彩比几年后学部所编教科书尤为强烈。
作为“国定本”教科书，不论《东亚普通读本》还是其后学部所编教科书，相比同时期民间教育界和出版界推出的教科书，都是大大落后。它不具有近代分科意识，各章主题之间缺乏逻辑、不讲衔接，内容和体例都表现出落伍与傲慢。它也多重复传统教化、强调遵从清廷的等级尊卑意识。包括其后学部编纂印行的教科书，皆因内容不完善、印刷质量差、独断市场滋生腐败等弊端而饱受陆费逵、严复等学者和《申报》等舆论界批评。这部京师大学堂主持的“国定本”教科书，就其传布的知识和教育理念来看，恐怕连被批评的资格都够不上，它很快在教科书市场上消失湮灭了。
从晚清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开始迅速壮大的民营出版业，到1906年已是十分壮观，加入上海书业商会的民营出版机构有商务印书馆、彪蒙书室、开明书店、时中书局、点石斋书局、会文学社、文明书局、小说林、广智书局等22家。民营出版机构在教科书出版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1906年，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共102册，其中民营出版机构发行的就有85册，为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和时中书局三家所包揽：商务印书馆（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等54册），文明书局（初级蒙学修身学等30册），时中书局（普通各科教授法1册）。
尽管清政府选派优秀学者、规划有利的销售渠道，但由于其教育理念和知识结构落后，“国定教科书”最终写下一个失败的结局。承载新知识和新观念的民间编纂的教科书，它们所秉持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迎合了新教育转型的方向。民间自由编纂教科书、出版社相互竞争的传统基本上持续了整个近代时期，显示出蓬勃和活力。
（摘自3月5日《经济观察报》。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有人认为是1898年无锡三等学堂教师所编的《蒙学课本》。1898年8月，举人俞复、裘廷梁会同友人丁宝书、吴稚晖等创办三等学堂，他们在教学过程中历经数年时间编成《蒙学课本》。该读本被誉为“我国自有教科书以来之最完备者”。
还有人认为是《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它由上海顺成书局印行，由该学堂首任校长刘树屏于1901年间编辑而成，部分涉及现代政治、经济常识，引入了一些新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知识。
还有种种，不一一列举。但在笔者看来，现代教科书的最低标准是分科设学和学级制度，故而它们都不算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
“蒙学教科书”：中国现代意义上教科书的诞生
“蒙学教科书”由文明书局1903年后陆续出版。书局创办于1902年，恰与清政府《钦定学堂章程》的颁布前后相随。在新式教科书出版之风的鼓荡下，它发行的多种教科书，皆冠以“蒙学”二字，因此这套书被称为“蒙学教科书”。据笔者统计，1903年后，文明书局陆续发行的“蒙学教科书”包括文法、经训修身、修身、中国历史、西洋历史、东洋历史、中国地理、外国地理、笔算、心算、珠算、卫生、生理、天文、地文、地质、格致、化学、动物、植物、矿物、体操和毛笔习画帖等23种。此前没有任何一家出版机构具有如此敏锐的市场观念和良好的知识储备。
这些教科书的编纂者，也都是一时俊杰。
张相文，字蔚西，号沌谷居士，是《蒙学中国地理教科书》和《蒙学外国地理教科书》的编纂者。他曾與张謇在上海组织教育总会，1909年在天津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地理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被选为会长，还带领创办中国最早的地理学期刊《地学杂志》，堪称地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学的奠基人。
丁福保，字仲祜，号畴隐居士，他编纂了心算、笔算、卫生、生理等4种教科书。丁福保是文明书局的创办人之一，开办丁氏医院和医学书局；曾赴南京应医科考试，得最优等开业证书，还考察日本医学，发起组织“中西医学研究会”，出版医学报。
编著西洋历史和东洋历史两种教科书的秦瑞玠，字晋华，毕业于法政大学，曾赴日本留学，历任河南知县、江苏咨议局议员、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江苏第一高等审判厅监督推事、北京政府农商部参事，一度代理农商部次长，堪称晚清政法学界的实践家。
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和毛笔习画帖的丁宝书，丁福保之兄，字云轩，幼习经史，擅长书画。就学于江苏南菁书院时，常与吴稚晖谈论新学，并习英文、数学和理化等课程。创办东林、竞志等新式学堂，和吴稚晖等人创办无锡三等学堂。他还是文明书局特聘的美术编辑，并兼任书局附设小学的教员。
体操教科书的编者丁锦，字慕韩，号乾斋，光绪末年毕业于袁世凯在保定开办的北洋行营将弁学堂，后任陆军贵胄学堂教员，云南军事参议兼步兵统带。民国后任陆军部教育科长，参加过讨逆军起义等，一生军旅，军衔至陆军中将。
另外，“蒙学教科书”还有如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在新学制呼之欲出的时代，“蒙学教科书”体现了教育制度化的趋势。这是它甫一出版即广受欢迎的原因。
《钦定学堂章程》规定，蒙学堂须开设修身、字课、习字、读经、史学、舆地、算学、体操8门课程；初等和高等小学堂还要加上作文、读古文词、本国史、本国舆地、理科、图画等科目。而此前晚清没有任何一家出版机构像文明书局那样，推出一套学科基本健全、能应用于新式学堂教授的教科书。
第二，“蒙学教科书”的编纂较多效仿了日本教科书。
文明书局崭露头角的时候，正是汉译日本书籍在中国流行之时。从教本内容表现来看这个特点十分明显。《蒙学动物教科书》差不多是日本教科书的“修订简本”。《蒙学体操教科书》完全保留了日本教科书的原序和凡例，甚至没有新序说明，直接在正文开篇标有“文明书局译编”。
第三，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蒙学教科书”第一次较为完整地表现出近代学科意识，推动传统知识体系的更新，促进了中国人近代常识的建立。
自然科学教育是蒙学的基础，是培养理性观念和逻辑思维的第一步。“蒙学教科书”有笔算、心算、珠算、格致、化学等几种，其中《蒙学笔算教科书》对以往算术书的教学次序加以改良，32课课文含括加减乘除和简单的四则运算，知识设计合理、简明得当。相比“三字经”中唯一一句算学知识：“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的囫囵模糊，何者能够培养儿童牢固的数理基础，不证自明。
“格致”一科尤具代表性。它承担着传统“格致”概念向近代自然科学转变，使儿童了解科学知识、建立科学观念的重任。《蒙学格致教科书》共8章，每章约6课。第一章总论，第一课就是“释格致”——“就天然之现象，以窥其真迹，曰观察；从器械作用之现象，以得其佐证，曰实验。合观察实验，以为物理之研究，曰格致。”
把“观察”和“实验”作为自然科学的两大支柱方法，这个见解颇有深度，当是一大进步。
总论之后，各章分别讲解重学、声学、光学、热学、磁学、电学和气象学等内容，基本物理现象均有涉及。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儿童，可谓破天荒头一遭。这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不具有的知识，也是与“金木水火土”思维不一样的理解事物的方法。
培养科学意识的同时，“蒙学教科书”为儿童展示了真实丰富的世界图景。
传统私塾教育不仅没有声光化电常识，动物、植物、地质、矿物、生理卫生等知识，也多半被看成正经学问之外的“野狐禅”。这不仅压抑了儿童对于草木鱼虫的天然兴趣，更排斥了很多有趣的知识。 而销售良好的《蒙学动物教科书》，初版2年多就订正发行了8版。我们不难想象，当时的儿童一定惊叹于各种千奇百怪闻所未闻的动物，满怀兴味接受各种分类和概念。这部动物教科书还有一大特点是插图丰富准确，其中一幅草履虫结构图，百年之后在我们今天的中学动物教科书中，还能见到它作为原生动物的代表。
后来居上者：商务版“最新教科书”
在文明书局的“蒙学教科书”崭露头角之时，创建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正从一个印刷机构向教科书编撰出版机构转型。1904年后商务推出一套“最新教科书”，因为如下多方面因素，很快成为教育界和出版界的宠儿，影响远远超“蒙学教科书”。
第一，紧合学制。“最新教科书”包括供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用三类，与“癸卯学制”的学级划分相称。按照教育史家汪家熔先生的研究，这套教科书“仅初、高小就有11门32种156册，是当时中国小学教科书课目最完备的一套课本”。
“最新教科书”编辑周详。它在“编辑大意”中对书籍的适用对象、学习进度、语言难易、内容选材、版式设置诸方面均有详细说明，这种形式开启了近代中国教科书编辑的新形式。
“最新教科书”还编排了各科配套用书，包括“教授法”和各类挂图，与教科书同时发行。“教授法”即今天的教师用书，它讲求教学方法，重视知识背景之完备。比如，历史教科书配有“东洋史要地图”——包含22幅历史地图的小册子。该图册已非手绘，而是现代地图制作方法，标有比例尺和经纬度，符号标志基本符合现代规范，比同时期的地图更精准清晰。
第二，谢洪赉的贡献。谢洪赉，字赍侯，号寄尘，生于浙江慈溪一个基督教神职人员家庭，熟读四书五经。1895年后在上海中西书院教学，并为商务印书馆编译多种教科书。
谢洪赉的贡献首在翻译英语读本。他译介了著名的印度读本（Indian Readers），为商务教科书赢得了名声。他还说，“印度广学会另印读本一种，计五帙。不稱Reader而曰Book，大致与前者相仿。惟所选之料不同耳。海上市肆今罕售者。”从“Reader”到“Book”的变化证明了英美学校教学正在经历从读本到教科书的转变，作为“Text book”的“教科书”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进入中国的。这个发现是谢洪赉对近代教科书诞生所做的重要贡献。
“最新教科书”系列中谢洪赉参与最多，他编纂、编译及校订了地理、地质、理科、代数、几何、三角、化学、物理、生理等科目。
他在所编著的地理学教科书《瀛寰全志》中说，晚清是“震旦暗晦”的时代，“群龙尽见，睡狮独酣”，中国人睁眼环顾，“始悟四洲”，发现欧美世界早已“厅建独立，钟撞自由”，所以他要发愤把亚细亚洲、欧罗巴洲、亚非利加州、南北亚美利加州和大洋洲的地理国情一一述来，使中国学生尽早知道世界大势。
《瀛寰全志》内容丰富，重点分明，凡涉及位置、疆域、地势、天气、物产、人民、宗教、商务、交通无不叙述有章、要言不烦；该书尤重考察“国政”，对于一地之国家、政体性质均有论述。它还有意识地区别“社会”和“国家”，认为“社会者，人类相互之团体也”，它是“与生俱来”的，“社会发达之度”决定了“世界国民进化”之迟缓；“国家者，大社会之独立而有主权者也”，有人民、有主权，“若是者谓之国家”。该书初版于1903年，这些洞见不但超出同时代教科书，即便置于晚清思想文化的历史大背景中也别有锋芒，值得珍视。
他更大的贡献则在于普及自然科学常识。笔者认为，谢洪赉所编著的教科书中，最为流畅精彩的是《最新理科教科书》。
“理科”是《奏定学堂章程》规定的初等、高等小学堂必修科目，包括了几乎所有自然科学门类。这样一部教科书对于编者的要求极高，因为只能“编纂”，无从“编译”。如此丰富的科目门类，由它们连缀成的教科书今天阅读起来竟如行云流水一般，过渡自然，难易合理，知识贯通。课文开篇以早春的“梅”把学生带入植物世界，穿插介绍“菜”“蝴蝶”和“豌豆”，然后小结“花与虫及风之关系”，巧妙地把自然常识熔为一炉。在介绍一些粗浅的动植物知识后，以“动植物之异同”一课联络这两大门类，说明世界万物生态循环的紧密关系。再例如，介绍光学原理时，以眼球构造相比喻，兼说明照相机、显微镜和望远镜的功用。如此种种，引人入胜。
谢洪赉编译的中学用书则更能体现他对引介西方“科学”的重视。比如地质学，谢洪赉认为地质学不是西洋独有，禹贡开创的中国地质学渊源久远，但历史的流变使它“杂以荒唐之说”，使今天中国人不明“天地间成毁之枢机”，“瞠乎无所闻见”。所以他编译美国人赖康忒（Joseph Le Conte）的地质学著作为中学课本，希望“予人以科学知识而唤醒其考察之习惯”。
第三，海外影响。“最新教科书”的影响不限于国内，它在当时就引起了西方人的注意。
在华新教传教士于1877年成立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为开拓更广泛的事业，在1890年改组为“中华教育会”。它的机关报——《中国报道》1904年用一个专栏报道了“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认为这些教科书“将非常有助于新教育改革，而这新教育变革对中国的学校又将起到革命性作用”。在1907年的一则报道中，它认为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的出版，是“过去几年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标志着中国的儿童从传统经典的束缚下解放了出来，进入到充满趣味与知识的新的文学作品中”。
商务印书馆和它的“最新教科书”以其超群的影响力开启了中国学生的“教科书时代”。甚至可以说它是塑造现代中国人的重要起点。
姗姗来迟的“国定本”教科书
当江南地区民间出版业博兴，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拳头产品已经迅速占领市场的时候，清政府才反应过来，并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着手编纂新式教科书。《东亚普通读本》 初版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是中国近代教科书诞生初期一部稀见的中日合编教本，也是笔者所见最早的“国定本”教科书。该书现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和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有藏。这部读本只在台湾学者司琦教授主编的《小学教科书发展史》中有介绍。 该书为线装，封面整肃庄严，写有：泰东同文局撰；大日本国勅任贵族院议员/大清国钦赐二等双龙宝星伊泽修二监修；大日本国泰东同文局前协修/大清国京师大学堂教官江绍铨校补；大清国直隶学务处督办/五品卿衔翰林院编修严修阅。版权页上注明著者是伊泽修二，泰东同文局发行，印刷于东京。封底写有“明治三十八年五月/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刊行”，以及“书经存案不许翻印”字样。
书分六卷，每卷一至四章不等。每卷前饰以龙云花边的“圣谕”，说明该卷主旨，例如第一卷圣谕“孝顺父母”，第四卷为“教训子孙”。各章前均配有插图。十六章题目分别为：孝行、友爱、妇道、勤学、立志、交通、勤勉、节俭、廉洁、诚实、仁慈、忍耐、谦让、忠节、智识和刚勇。每章内容都包括叙论、嘉言和懿行三部分，依次诠释说明该章主题、选辑经典中有关语录名言，以及选录古今圣贤行为。
以第一章“孝行”为例。叙论先讲父母养育之恩，然后阐发“孝为百行之首”的道理，并將孝分为属于父母者和属于其身者两类，以孔子、曾子之言为代表，说明孝包括事父母和立自身两方面内涵。关于孝道的嘉言，是从《孝经》《礼记》《论语》《诗经》《中庸》和《大学》等典籍中选取。至于古今圣贤懿行，则节取《史记》等典籍中有关虞舜、曹娥等42例事迹。
这套读本以日本学者伊泽修二的编著为基础。伊泽修二早年曾赴美留学，甲午战争后出任台湾总督府学务长，是日本近代教育的奠基者和日治初期对台湾近代教育有重要影响的学者。20世纪初，时任日本文部省编译官的伊泽修二和来访日本、积极引进日本近代教育体系的中国学者罗振玉有过不少接触。伊泽和罗振玉“详论译书事，意欲合中日之力，译印教科书，而定版权之法制”，伊泽多次表达两国合作、帮助清政府进行教育改革的意向，他还告诫来访的罗振玉，中国编教科书“不可遽忘乎道德教育，将来中学以上，必讲孝经论语孟子，然后及群经”。
当时很多日本教育界人士对于来访中国官员的建议，都是以尊崇儒家教育为宗旨。清政府学习日本后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以《孝经》《四书》《礼记》节本为初等小学必读之经”；“以《诗经》《书经》《易经》及《仪礼》之一篇，为高等小学必读之经”。从《东亚普通读本》的内容来看，可以说体现了伊泽修二和清政府教育宗旨的共同意愿。就在该读本出版的同年，伊泽修二所著《教育学》被翻译为中文，同样由东京的泰东同文局印行。
中方阅稿者为时任直隶学务处督办的著名学者、教育家严修。他1902年、1904年两赴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被袁世凯由贵州学政提任直隶学务处督办。严修在督办任上校阅了此书，还筹设开办了今天南开大学前身——私立敬业中学堂。该读本出版当年，他又在袁世凯举荐下就任学部侍郎，施行新教育改革。
校补者江绍铨不是别人，正是几年后因创办“中国社会党”而留名于史的江亢虎。当时他年方22岁，已学习日语并两赴日本考察政治，与片山潜、幸德秋水等日本社会主义者有所接触。校补此书时，他正担任京师大学堂日文教员。此时他已开始从一个维新勇进之士转向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乃至“社会主义大师”。
著作最后告示本著同时在中日两国发售，书后所附众多的发售地说明该书在中日两国有较广的销售范围。
值得一提的还有当年“民间本”和“国定本”之争。
1902/1903年“壬寅-癸卯学制”颁布，近代学制建立。清政府着手规划各项文教政策，包括制定新式教科书的编审制度。时有“国定制”和“审定制”两类意见：“国定制”以前后两任管学大臣孙家鼐和张百熙等官员为代表，认为学堂教科书均“急待国家编定，方有教法”；“审定制”以张之洞等人为代表，指出“官编课本未能尽善”，应该允许民间纂译课本，但需呈请学部鉴定。通观晚清时期，中央政府虽然力图实现“国定”教科书目标，但受各种条件所限，实际实行的是并不严格的“审定制”。
据统计，从1905年学部成立到宣统元年、二年（1909/1910年）间，学部编译图书局共编纂或改编出版了修身、国文、算学等教科书93册，编译图书局总揽其编纂、印刷和发行。这是清政府第一次组织较有规模的教科书编纂发行。由于总量不多，存留于世者较为稀少。今天教育史研究者可见的“国定本教科书”，一般即指学部所编教本。这部《东亚普通读本》初版于1905年四五月间，此时教科书的编审职能正由京师大学堂向新建立的学部过渡。成立于1905年底的学部不曾参与读本的编纂校补诸事，诸务皆为京师大学堂主持。这部读本无序文、无编辑大意、无凡例、无章节、无目次，处处体现尊崇“圣谕”，其“国定”色彩比几年后学部所编教科书尤为强烈。
作为“国定本”教科书，不论《东亚普通读本》还是其后学部所编教科书，相比同时期民间教育界和出版界推出的教科书，都是大大落后。它不具有近代分科意识，各章主题之间缺乏逻辑、不讲衔接，内容和体例都表现出落伍与傲慢。它也多重复传统教化、强调遵从清廷的等级尊卑意识。包括其后学部编纂印行的教科书，皆因内容不完善、印刷质量差、独断市场滋生腐败等弊端而饱受陆费逵、严复等学者和《申报》等舆论界批评。这部京师大学堂主持的“国定本”教科书，就其传布的知识和教育理念来看，恐怕连被批评的资格都够不上，它很快在教科书市场上消失湮灭了。
从晚清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开始迅速壮大的民营出版业，到1906年已是十分壮观，加入上海书业商会的民营出版机构有商务印书馆、彪蒙书室、开明书店、时中书局、点石斋书局、会文学社、文明书局、小说林、广智书局等22家。民营出版机构在教科书出版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1906年，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共102册，其中民营出版机构发行的就有85册，为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和时中书局三家所包揽：商务印书馆（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等54册），文明书局（初级蒙学修身学等30册），时中书局（普通各科教授法1册）。
尽管清政府选派优秀学者、规划有利的销售渠道，但由于其教育理念和知识结构落后，“国定教科书”最终写下一个失败的结局。承载新知识和新观念的民间编纂的教科书，它们所秉持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迎合了新教育转型的方向。民间自由编纂教科书、出版社相互竞争的传统基本上持续了整个近代时期，显示出蓬勃和活力。
（摘自3月5日《经济观察报》。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