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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受活》作为“荒诞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品，从发表以来就受到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在《受活》的分析中，对于荒诞与真实的探究早已是屡见不鲜，但多是从创作手法着手，本文试图在结合创作手法分析的同时，将真实与荒诞联系到作品的主题之上，并结合社会历史来分析其荒诞与真实并存的时代必然性。
关键词：荒诞 真实 时代性 农村 社会制度
《受活》是作家阎连科的代表作，它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新时期的社会历史中，社会边缘的残疾人村庄“受活庄”在经历了巨大的努力和挣扎之后，在双槐县县长柳鹰雀的带领下，经历的一段荒诞离奇的“致富计划”，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失败的“政治幻想家”柳鹰雀和执着的“受活领导人”茅枝婆这两个典型形象，刻画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人、事、物，深刻地揭示了狂热追求政治权力对人性的扭曲及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的主题。小说最大的特色就在于无论是创作风格上还是主题表达上，作者都将“真实”与“荒诞”的对立统一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一、荒诞与真实交织的两条线。从小说的情节来看，《受活》有两条非常清晰的主线——以双槐县县长柳鹰雀为主线的荒诞致富和以茅枝婆为主线的受活往事，这两条线原本各自发展互不相干，但作者在小说开头独具匠心地安排柳鹰雀出现在受活庄，巧妙地将二者联系起来，同时也将两个重要的元素——“真实”与“荒诞”隐藏其间，贯穿到了小说中。
《受活》就创作风格而言，已经超过了传统现实主义的范畴，作者在进行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夸张、变形、寓意、象征和荒诞的手法，将真实细致的细节描写、历史背景与奇景奇遇式的荒诞故事情节结合在一起，达到“反讽”的艺术效果，形成独具特色的“荒诞现实主义”风格。《受活》中这种被推向极致的荒诞情节还原出了比纪实性叙述更贴近现实的真实。所以，《受活》创作是一个从“荒诞”到“真实”的过程。
然而，阎连科对真实与荒诞的辩证理解并不仅仅停留于此，他认为现实中“每一样真实，每一次真实，被作家的头脑过滤之后，都已经成为虚假。当真实的血液，流过写作者的笔端，都已经成为了水浆”。既然《受活》是作者对现实主义的创新性理解，那是否可以说，现实的真实孕育的是作品内容的主观性（而非真实性），作品表达的真实仅仅只能代表作者意识的真实。当作者意欲表现荒诞时，作品的创作也即是一个从“真实”到“荒诞”的过程。
二、荒诞的真实。所谓荒诞的真实，是指隐藏在荒诞的手法或笔触下的真实本质，是荒诞到真实的创作过程。《受活》的创作中对荒诞把握得十分恰当——过度强烈的荒诞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反感，因此，在写作时，作者将荒诞横向地铺展开来，纵向上安排一次荒诞的高峰，达到了处处荒诞，却又主次分明的效果。
作者在描写小说最大的荒诞——柳鹰雀提出的异想天开要购买列宁尸体的计划之前，分散描写了些许小荒诞，缓和这种强烈的冲击感，同时，也通过这些事件进一步充实了柳鹰雀的人物形象。如柳鹰雀任乡长时，让全乡百姓用带红的布料铺满五十七里山路，跪下迎接一位南洋商人，只为得到捐赠；同样为了得到“购列”款的资助，他让全县百姓穿起白色孝衣，给一位新加坡商人的母亲当“孝子”哭坟；甚至怂恿乡里的男人进城当贼，妇女出去卖身，来达到他“致富乡里”、提升自己政绩的目的。这就是柳鹰雀式的荒诞政治模式——没有任何道德支撑和原则信仰地追逐权力，而他这种畸形的行为竟一次次地获得了成功，让他从一个公社通讯员一步步地爬到了县长的位置。从某种角度而言，这种荒诞的描写比赤裸裸地怒斥更具有讽刺意味，也更能表现作者对官场政治黑暗的真实批判；同时，这些事件的穿插叙述也缓解了之后“购列”计划对读者的视觉冲击，使之不会显得太突兀。
除此以外，作者对柳鹰雀的性格刻画也是相当具有深意，尤其是在其荒诞性的表达上，隐而不匿。当牛书记问起“人家咋会把列宁的遗体卖给你们县？”时，柳鹰雀就从备好的包里取出了两份彼此相隔七年的内部《参考消息》，对照说明俄罗斯经济困难，无力支付列宁遗体的管理费，并有卖出列宁遗体的意向。说得头头是道，但这样的“头头是道”就像谬论一样，乍听没什么问题，却根本经不起理性的推敲。作者将谨慎和离谱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个性安排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就像是将正人君子的标签安在了一个贼身上，讽刺意味明显却又引起读者对如何正确追求政治权力的深思。
另外一个不得不提到的集中荒诞体主要体现在《受活》中对百姓的塑造上。百姓在小说中是一个庞大的受众集体，他们是柳鹰雀荒诞政治的牺牲者，却也是其支持者。作者同样用夸张的语调、荒诞的笔法还原了一群愚昧、盲目与贪婪的百姓真实形象。当柳鹰雀让他们跪时，他们便乖乖地跪，让他们披麻戴孝时，他们便乖乖地当孝子；柳鹰雀提出“购列”计划，他们也乖乖跟着实行，八十一万人的双槐县竟然没有一个持反对或是怀疑态度的人，就连地委牛书记也是这样，也仿佛没有了自己的理性，做着麻木而又盲目的木偶。这样的描写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是生动地反映出农民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并没有消除，愚昧无知、盲目崇拜仍旧是中国农民最大的弊病。在作品的最后，作者安排了这样发人深省的情景：
圆全人，明眼人，都在田头拿着一根棍棒儿，用黑布蒙着眼，这敲敲，那碰碰，在练习盲人听音儿……在耳朵眼里塞了棉花或是玉黍秆，耳朵上挂着木板、硬纸啥儿的，在庄头练习耳上放炮……从山梁上慢慢走过去，到处都是穿着寿衣的圆全人……一世界都挂满了寿字、祭字、奠字了。世界都是寿、祭、奠的世界了。
阎连科先生的文字让我们见识到了荒诞的震撼，也提醒我们正视现实的真实。
三、真实的荒诞。所谓“真实的荒诞”是根据作者的主观意图，在历史与社会的时代性的基础上的、从真实到荒诞的升华过程。阎连科先生在香港的《一个村庄里的文学与中国》讲座中谈道：“我的写作永远和那个村庄分不开，那个村庄是什么样子，其实读者完全不知道，但那个村庄却是我一生的全部，也是我写作的全部。我想讲一下这个真挚的村庄。这个村庄是无比的神奇，也无比的不同。我出生的这个村庄……很有可能代表整个中国，它是一个永恒的村庄。”诚然，他的题材离不开乡村，他的取材来源于现实，他熟悉的县委书记、县长，甚至是童年时见过的逃荒的哑巴女人也都成为了他创作的原型，可以说，他一直都是个忠实的还原历史、传递真实的作家。
《受活》这部作品蕴含着深刻的时代性，而时代是进步的，经过岁月的沉淀，《受活》给予读者的是对时代真实性与荒诞性更深的思考。
小说主要事件的时间跨度大约是四十年，从受活庄“入社”到“购列”计划的彻底失败，其间受活庄人经历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历史事件，又经历了柳鹰雀组建“绝术团”、表演筹钱，以及“购列”计划瞬间破灭等荒诞事件。小说就内容而言，尽管有大量虚构的情节，但是对一系列政治运动、历史事件，给社会、百姓带来的灾难却并没有夸张的成分。对阎连科先生以及经历过这些事件的人而言，受活庄所遭受的灾难无疑就是还原了历史的真实。同时，《受活》中存在着许多难以理解的不合理，这些不合理属于真实，却指向荒谬。在“大劫年”中，半夜抢粮的圆全人振振有词：“这老天不公平，我们圆全人一个一个活饿死，你们缺胳膊少腿的瞎子和瘸子，竟全村儿没有一个挨饿的，全村的坟上没有一个新坟堆。”“啥王法，圆全人就是你们残疾人的王法。”这样的言论裹挟着赤裸裸的自私自利，与所有现知的“平等”“人道”背道而驰。
所谓真实的荒诞是指主题上真实事件所影射出的时代的荒诞。所有荒谬的手法都是为了展现真实，而所有的真实又都旨在揭示时代的荒诞。其实，无论是写作技巧上的从荒诞到真实，还是写作意图上的从真实到荒诞，都是作者意欲通过强烈反差引发读者对社会历史思考意图的体现。《受活》的主题十分丰富，它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社会机制的设计与运行，应是为人民谋求福祉，而不是导致灾难。
参考文献：
[1] 文学·生活·想象：阎连科访谈录[J].语文教学与研究， 2001（18）.
[2] 阎连科，姚晓雷.“写作是因为对生活的厌恶与恐惧”[J]. 当代作家评论，（2）.
[3] 李陀，阎连科.《受活》：超现实写作的新尝试[J].读书，2004（3）.
作 者：杨祉悦，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二学生；周春英，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导。
编 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
关键词：荒诞 真实 时代性 农村 社会制度
《受活》是作家阎连科的代表作，它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新时期的社会历史中，社会边缘的残疾人村庄“受活庄”在经历了巨大的努力和挣扎之后，在双槐县县长柳鹰雀的带领下，经历的一段荒诞离奇的“致富计划”，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失败的“政治幻想家”柳鹰雀和执着的“受活领导人”茅枝婆这两个典型形象，刻画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人、事、物，深刻地揭示了狂热追求政治权力对人性的扭曲及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的主题。小说最大的特色就在于无论是创作风格上还是主题表达上，作者都将“真实”与“荒诞”的对立统一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一、荒诞与真实交织的两条线。从小说的情节来看，《受活》有两条非常清晰的主线——以双槐县县长柳鹰雀为主线的荒诞致富和以茅枝婆为主线的受活往事，这两条线原本各自发展互不相干，但作者在小说开头独具匠心地安排柳鹰雀出现在受活庄，巧妙地将二者联系起来，同时也将两个重要的元素——“真实”与“荒诞”隐藏其间，贯穿到了小说中。
《受活》就创作风格而言，已经超过了传统现实主义的范畴，作者在进行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夸张、变形、寓意、象征和荒诞的手法，将真实细致的细节描写、历史背景与奇景奇遇式的荒诞故事情节结合在一起，达到“反讽”的艺术效果，形成独具特色的“荒诞现实主义”风格。《受活》中这种被推向极致的荒诞情节还原出了比纪实性叙述更贴近现实的真实。所以，《受活》创作是一个从“荒诞”到“真实”的过程。
然而，阎连科对真实与荒诞的辩证理解并不仅仅停留于此，他认为现实中“每一样真实，每一次真实，被作家的头脑过滤之后，都已经成为虚假。当真实的血液，流过写作者的笔端，都已经成为了水浆”。既然《受活》是作者对现实主义的创新性理解，那是否可以说，现实的真实孕育的是作品内容的主观性（而非真实性），作品表达的真实仅仅只能代表作者意识的真实。当作者意欲表现荒诞时，作品的创作也即是一个从“真实”到“荒诞”的过程。
二、荒诞的真实。所谓荒诞的真实，是指隐藏在荒诞的手法或笔触下的真实本质，是荒诞到真实的创作过程。《受活》的创作中对荒诞把握得十分恰当——过度强烈的荒诞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反感，因此，在写作时，作者将荒诞横向地铺展开来，纵向上安排一次荒诞的高峰，达到了处处荒诞，却又主次分明的效果。
作者在描写小说最大的荒诞——柳鹰雀提出的异想天开要购买列宁尸体的计划之前，分散描写了些许小荒诞，缓和这种强烈的冲击感，同时，也通过这些事件进一步充实了柳鹰雀的人物形象。如柳鹰雀任乡长时，让全乡百姓用带红的布料铺满五十七里山路，跪下迎接一位南洋商人，只为得到捐赠；同样为了得到“购列”款的资助，他让全县百姓穿起白色孝衣，给一位新加坡商人的母亲当“孝子”哭坟；甚至怂恿乡里的男人进城当贼，妇女出去卖身，来达到他“致富乡里”、提升自己政绩的目的。这就是柳鹰雀式的荒诞政治模式——没有任何道德支撑和原则信仰地追逐权力，而他这种畸形的行为竟一次次地获得了成功，让他从一个公社通讯员一步步地爬到了县长的位置。从某种角度而言，这种荒诞的描写比赤裸裸地怒斥更具有讽刺意味，也更能表现作者对官场政治黑暗的真实批判；同时，这些事件的穿插叙述也缓解了之后“购列”计划对读者的视觉冲击，使之不会显得太突兀。
除此以外，作者对柳鹰雀的性格刻画也是相当具有深意，尤其是在其荒诞性的表达上，隐而不匿。当牛书记问起“人家咋会把列宁的遗体卖给你们县？”时，柳鹰雀就从备好的包里取出了两份彼此相隔七年的内部《参考消息》，对照说明俄罗斯经济困难，无力支付列宁遗体的管理费，并有卖出列宁遗体的意向。说得头头是道，但这样的“头头是道”就像谬论一样，乍听没什么问题，却根本经不起理性的推敲。作者将谨慎和离谱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个性安排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就像是将正人君子的标签安在了一个贼身上，讽刺意味明显却又引起读者对如何正确追求政治权力的深思。
另外一个不得不提到的集中荒诞体主要体现在《受活》中对百姓的塑造上。百姓在小说中是一个庞大的受众集体，他们是柳鹰雀荒诞政治的牺牲者，却也是其支持者。作者同样用夸张的语调、荒诞的笔法还原了一群愚昧、盲目与贪婪的百姓真实形象。当柳鹰雀让他们跪时，他们便乖乖地跪，让他们披麻戴孝时，他们便乖乖地当孝子；柳鹰雀提出“购列”计划，他们也乖乖跟着实行，八十一万人的双槐县竟然没有一个持反对或是怀疑态度的人，就连地委牛书记也是这样，也仿佛没有了自己的理性，做着麻木而又盲目的木偶。这样的描写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是生动地反映出农民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并没有消除，愚昧无知、盲目崇拜仍旧是中国农民最大的弊病。在作品的最后，作者安排了这样发人深省的情景：
圆全人，明眼人，都在田头拿着一根棍棒儿，用黑布蒙着眼，这敲敲，那碰碰，在练习盲人听音儿……在耳朵眼里塞了棉花或是玉黍秆，耳朵上挂着木板、硬纸啥儿的，在庄头练习耳上放炮……从山梁上慢慢走过去，到处都是穿着寿衣的圆全人……一世界都挂满了寿字、祭字、奠字了。世界都是寿、祭、奠的世界了。
阎连科先生的文字让我们见识到了荒诞的震撼，也提醒我们正视现实的真实。
三、真实的荒诞。所谓“真实的荒诞”是根据作者的主观意图，在历史与社会的时代性的基础上的、从真实到荒诞的升华过程。阎连科先生在香港的《一个村庄里的文学与中国》讲座中谈道：“我的写作永远和那个村庄分不开，那个村庄是什么样子，其实读者完全不知道，但那个村庄却是我一生的全部，也是我写作的全部。我想讲一下这个真挚的村庄。这个村庄是无比的神奇，也无比的不同。我出生的这个村庄……很有可能代表整个中国，它是一个永恒的村庄。”诚然，他的题材离不开乡村，他的取材来源于现实，他熟悉的县委书记、县长，甚至是童年时见过的逃荒的哑巴女人也都成为了他创作的原型，可以说，他一直都是个忠实的还原历史、传递真实的作家。
《受活》这部作品蕴含着深刻的时代性，而时代是进步的，经过岁月的沉淀，《受活》给予读者的是对时代真实性与荒诞性更深的思考。
小说主要事件的时间跨度大约是四十年，从受活庄“入社”到“购列”计划的彻底失败，其间受活庄人经历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历史事件，又经历了柳鹰雀组建“绝术团”、表演筹钱，以及“购列”计划瞬间破灭等荒诞事件。小说就内容而言，尽管有大量虚构的情节，但是对一系列政治运动、历史事件，给社会、百姓带来的灾难却并没有夸张的成分。对阎连科先生以及经历过这些事件的人而言，受活庄所遭受的灾难无疑就是还原了历史的真实。同时，《受活》中存在着许多难以理解的不合理，这些不合理属于真实，却指向荒谬。在“大劫年”中，半夜抢粮的圆全人振振有词：“这老天不公平，我们圆全人一个一个活饿死，你们缺胳膊少腿的瞎子和瘸子，竟全村儿没有一个挨饿的，全村的坟上没有一个新坟堆。”“啥王法，圆全人就是你们残疾人的王法。”这样的言论裹挟着赤裸裸的自私自利，与所有现知的“平等”“人道”背道而驰。
所谓真实的荒诞是指主题上真实事件所影射出的时代的荒诞。所有荒谬的手法都是为了展现真实，而所有的真实又都旨在揭示时代的荒诞。其实，无论是写作技巧上的从荒诞到真实，还是写作意图上的从真实到荒诞，都是作者意欲通过强烈反差引发读者对社会历史思考意图的体现。《受活》的主题十分丰富，它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社会机制的设计与运行，应是为人民谋求福祉，而不是导致灾难。
参考文献：
[1] 文学·生活·想象：阎连科访谈录[J].语文教学与研究， 2001（18）.
[2] 阎连科，姚晓雷.“写作是因为对生活的厌恶与恐惧”[J]. 当代作家评论，（2）.
[3] 李陀，阎连科.《受活》：超现实写作的新尝试[J].读书，2004（3）.
作 者：杨祉悦，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二学生；周春英，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导。
编 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