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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都
随着北伐的捷报频传，蒋介石在民间、在党内的威望也不断地攀升。但是与此同时，蒋介石独断专行的行事风格也引起了国民党人的不满，他们急切地希望汪精卫尽快回国，以限制蒋介石越来越高的声望，分散蒋介石手中的权力。
于是“拥护汪主席复职”的呼声日渐高涨，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和国民党左派的邓演达等人竟然成立了“迎汪行动委员会”。
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委员合影
蒋介石当然不愿意汪精卫回来分权，只好暂停北伐，从北伐前线赶回来，试图努力挽救自己在党内的形象。但是努力无效。因为事态已经无法控制，国民党左右两派、苏联顾问、共产党都支持汪精卫复职，蒋介石孤掌难鸣。所以蒋介石也只好站出来，欢迎身在法国的汪精卫回国主政。
汪精卫对于自己因为“中山舰事件”灰溜溜下台一事，也一直心有不甘，有此台阶自然乐意。于是在1927年2月下旬，汪精卫踏上归程。
在国共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的同时，一件事的发生使得矛盾提前爆发了。
这件事就是迁都。因为广州地理位置不佳，远离革命中心，因此在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广州国民政府就有了迁都之意，但迁到哪里去呢？这是一个问题。
此时，“钦差大臣”——苏联顾问鲍罗廷给出了他的答案：武汉。
鲍罗廷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主要是因为他对蒋介石不放心。
自从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中暴露了他打压共产党、分裂国共、搞一党专制的意图后，鲍罗廷就对蒋介石很是戒备：此人危险，他的这种搞法就是将共产党纳入他和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干革命，完全背离了“联共”的道路。
因此，鲍罗廷必须得想一个办法制约蒋介石。思来想去，鲍罗廷认为把首都迁到武汉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一来武汉的地理位置和工业实力不错;二来两湖的工农运动形势喜人，可以牵制蒋介石和他的北伐军;三来武汉有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唐生智撑场面，唐生智手握四个军，拥有近六万人马，看起来似乎有实力制衡蒋介石。
一旦武汉成为首都，就可以利用武汉的制衡力量顺利地削弱蒋介石的党政实权，并顺理成章地要求蒋介石将北伐指挥部从南昌迁到武汉，在军事决策上对他进行牵制。
蒋介石当然知道迁都武汉对他意味着什么，因此他采用如下方式进行了反抗：
在谭延闿等近六十名国民政府要员从广州北上武汉的途中，将他们邀请到南昌“做客”，把南昌打造成事实上的“首都”。
以“北伐指挥部需要离前线更近”此类的理由拒绝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
此举不仅令越来越多的人不满意蒋介石，也让“倒蒋迎汪”的潮流越来越汹涌。一片谴责声中，蒋介石只得同意迁都武汉。
虽说同意迁都武汉，但蒋介石既没有同意交权，也没有同意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因为他已下定决心展开反击，他发动了新的军事攻势，拿下南京、上海、杭州三大城市，控制江苏、浙江、上海这三处富饶之地，只要手中有实力，武汉就拿自己没办法！
“限蒋”
1927年2月发起浙江战役。一个月后的3月19日，北伐军占领杭州。又过了两天，陈独秀、周恩来等人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北伐军得以顺利进驻上海。再过三天，北伐军占领南京。至此，长江以南全部落入北伐军之手，北伐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就在蒋介石一路凯歌高奏的同时，国民党内部传来了不利于他的消息。
国民党从其前身同盟会起，就因为党内派系众多，催生出了一个内讧的“业余爱好”，吵来吵去，没完没了。
3月10日，由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主导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七天后胜利闭幕，主要成果是两项决议。其一，中央委员、各部部长基本都由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员出任。换句话说，国民政府已由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亲共产党的左派全权把持。其二，罢免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选定还在回国途中的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
这两项决议全部都是针对蒋介石的。与会者一致认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竟然拒绝将北伐总指挥部迁至武汉，这绝对是即将叛变革命的苗头！应该收其权，只保留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消除蒋介石独裁的可能性。
蒋介石得到消息后，当即在南昌发表 《告黄埔同学书》，向这些北伐的骨干表示他绝不接受上述决议。他认为决议根本不能代表国民党，在苏联的强力压制下，武汉国民政府已经“赤化”。共产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其背后那个强大的苏联。苏联是利用给予国民政府的援助，通过共产党来谋得对中国政府的控制权。
蒋介石下定决心与苏联顾问、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翻脸，另立中央，分庭抗礼。他为此干了三件事情。
第一，鉴于目前自己势孤力单的客观现实，他找来大哥张静江，委托对方帮自己联络一些党内元老，建立统一战线，为他日出来单干做准备。张静江对蒋介石很够意思，立即出马，找来了不少元老级别的人物，如蔡元培、吴稚晖等。
第二，拜托大哥张静江找江浙一带的富豪们，尤其是找蒋介石自己的宁波老乡和当年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起奋斗过的老同事虞洽卿想想办法，搞些钱花。没钱是造不了反的。当然了，让大哥张静江多出点血也是必须的。
第三，由他亲自出马，联系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这种国民党内军权在手、政治地位目前不高却企盼提升的少壮派，让他们跟着自己一起对付共产党。
虽然有了造反的心思，但北伐的工作还得继续干。
两个星期后，即3月23日，北伐军攻陷南京，蒋介石将北伐总指挥部也迁至南京。
进入南京的第二天，即3月24日，“南京事件”发生。 更严重的是，美、英等国摆出了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样子，居然向上海等地派兵万余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这起事件引发的外国军事干涉击中了蒋介石的软肋。
作为一个不想失去权力，还想继续北伐直至胜利的人，蒋介石却面临着即将失去苏联援助，并遭受其他列强武力干涉的糟糕局面。
“南京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赶紧跑去上海向列强保证，事件不会扩大，不会以武力收回租界。这种在帝国主义面前退让的做法，让蒋介石没少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批评，很没面子。
但蒋介石还没有下定决心，毕竟支持武汉政府而反对他的力量可不小。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他，近一半的国军大佬反对他，如一直想取蒋介石而代之的唐生智、同情共产党的张发奎都发表了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武汉，连摇摆不定的朱培德和程潜也表示支持武汉。
政变
蒋介石为“清党”犹豫不决的时候，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汪精卫在党内有不少拥护者，有些威望。因此，蒋介石决定在上海跟汪精卫碰个头，开会商议一下。如果能把汪精卫争取过来最好，万一谈不成再动武也不迟。
经过两轮会谈，蒋介石与汪精卫达成如下协议：其一，蒋介石表示坚决拥护汪精卫复职;其二，由汪精卫在4月15日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在会上讨论决定苏联顾问和共产党的问题;其三，通告武汉中央，在汪精卫复职之前，武汉发出的命令无效;其四，工人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均服从蒋总司令指挥，否则视作“反革命”组织，严加取缔;其五，共产党暂停在国民党内的活动。
接下来，汪精卫找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介绍了蒋介石的情况，并告诫他：你一定要控制住你们党的活动，千万别给蒋介石挑事的机会。
陈独秀此时也是进退维谷。就在前些天，中共中央下定决心在上海等地发动工人运动收回租界，打击帝国主义，给蒋介石来些强硬的，但他们万万没想到，斯大林从现实利益的角度出发，要求他们对蒋介石做出一些让步，保持目前国共合作的局面，不要把蒋介石逼向其他帝国主义一边（杨奎松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陈独秀正为此事发愁之时，汪精卫就自己送上门来了。
于是，4月5日，汪精卫和陈独秀联合发表“汪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重申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及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核心地位，无产阶级是不会搞独裁那一套的，工农武装坚决服从政府管理，国民党也不要怀疑联共政策，关于国民党驱逐共产党员、解散工人纠察队的说法都是谣言，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事业携手奋斗到底，绝不受任何不良用心者挑拨离间。
这篇联合宣言实际上是汪、陈两人企图缓和局势之举。可两人高估了自己在党内同志们面前的威信，结果事情没办好反把自己搭了进去。首先是陈独秀。由于苏联和共产国际一直越过他这个总书记直接给共产党发号施令，他手中根本没有实权。而在党内同志对蒋介石的排共政策生出诸多不满的时候，他却发表如此退让的声明，令其党内威信大为降低。
至于汪精卫，其处境也好不了太多。国民党右派本来是既反对联共又反对蒋介石，结果看到汪精卫宣言中坚定的联共立场后，气急败坏，居然转而支持蒋介石。毕竟在右派眼里，他们和蒋介石毕竟只是党内矛盾，但和共产党却有着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
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对此大为失望：汪精卫完全没有兑现承诺，不但没有暂停共产党活动的表示，居然还自作主张，保证国民政府没有制裁共产党的意图！
看到事情偏离了预计的轨道，蒋介石下定了最后的决心。4月12日，蒋介石发布“武力清党”命令。
这是血腥的一天，上海街头枪声大作。三百多人被杀，五百多人被捕，数千人失踪，工人领袖、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牺牲，周恩来侥幸逃生。
4月15日，广东李济深起兵响应蒋介石，“讨伐”共产党。这次有更多的著名共产党人倒在枪口之下，熊雄、萧楚女等牺牲，黄埔军校数百名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的同学被枪杀，省港罢工委员会被查封，工人纠察队被强行解散。
随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开始武力“清党”，白色恐怖骤起，无数人头落地。
陈独秀、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纷纷避往武汉。
“四一二”的枪声击碎了国共携手前进的所有幻想和期待，从此共产党称蒋介石为“反动派”。远在武汉的汪精卫急坏了：咱们不是已经达成共识了吗，你蒋介石怎么背信弃义？于是他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蒋介石的“武力清党”只是一种借口，是反革命，是丧心病狂，是自绝于党，是自绝于民众，罪该万死。汪精卫随即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其所有职务，悬赏二十五万元捉拿蒋介石，杀之者亦奖赏十万元。
武汉对蒋介石的攻击达到了炽热的程度，这使得身在武汉的蒋介石支持者无不噤若寒蝉，纷纷秘密出走。蒋介石看汪精卫已经撕破脸，也就干脆一路黑到底，在南京建了一个国民政府，自任中央军委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至于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人选，他已经找好了，此人就是唯一资历能与汪精卫匹敌、因为“刺廖案”赋闲的国民党右派领袖胡汉民。
由此，国民党一分为二，史称“宁 （南京） 汉（武汉） 分裂”。北伐本来是要统一中国，结果打到半截，竟然出现了奉系北京民国政府、汪记武汉国民政府、蒋记南京国民政府三个政府。
蒋介石原以为“分共”后就可实现国民党内的团结。可他没想到，分共是实现了，可国民党也分裂了。政治上，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各有主张;军事上，蒋介石和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互相攻伐不已，几乎无日不战。国家陷入了更深层的混乱。
（选自《历史深处的民国 叁 重生》/江城 著/华文出版社/ 2015年10月版）
随着北伐的捷报频传，蒋介石在民间、在党内的威望也不断地攀升。但是与此同时，蒋介石独断专行的行事风格也引起了国民党人的不满，他们急切地希望汪精卫尽快回国，以限制蒋介石越来越高的声望，分散蒋介石手中的权力。
于是“拥护汪主席复职”的呼声日渐高涨，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和国民党左派的邓演达等人竟然成立了“迎汪行动委员会”。
蒋介石当然不愿意汪精卫回来分权，只好暂停北伐，从北伐前线赶回来，试图努力挽救自己在党内的形象。但是努力无效。因为事态已经无法控制，国民党左右两派、苏联顾问、共产党都支持汪精卫复职，蒋介石孤掌难鸣。所以蒋介石也只好站出来，欢迎身在法国的汪精卫回国主政。
汪精卫对于自己因为“中山舰事件”灰溜溜下台一事，也一直心有不甘，有此台阶自然乐意。于是在1927年2月下旬，汪精卫踏上归程。
在国共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的同时，一件事的发生使得矛盾提前爆发了。
这件事就是迁都。因为广州地理位置不佳，远离革命中心，因此在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广州国民政府就有了迁都之意，但迁到哪里去呢？这是一个问题。
此时，“钦差大臣”——苏联顾问鲍罗廷给出了他的答案：武汉。
鲍罗廷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主要是因为他对蒋介石不放心。
自从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中暴露了他打压共产党、分裂国共、搞一党专制的意图后，鲍罗廷就对蒋介石很是戒备：此人危险，他的这种搞法就是将共产党纳入他和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干革命，完全背离了“联共”的道路。
因此，鲍罗廷必须得想一个办法制约蒋介石。思来想去，鲍罗廷认为把首都迁到武汉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一来武汉的地理位置和工业实力不错;二来两湖的工农运动形势喜人，可以牵制蒋介石和他的北伐军;三来武汉有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唐生智撑场面，唐生智手握四个军，拥有近六万人马，看起来似乎有实力制衡蒋介石。
一旦武汉成为首都，就可以利用武汉的制衡力量顺利地削弱蒋介石的党政实权，并顺理成章地要求蒋介石将北伐指挥部从南昌迁到武汉，在军事决策上对他进行牵制。
蒋介石当然知道迁都武汉对他意味着什么，因此他采用如下方式进行了反抗：
在谭延闿等近六十名国民政府要员从广州北上武汉的途中，将他们邀请到南昌“做客”，把南昌打造成事实上的“首都”。
以“北伐指挥部需要离前线更近”此类的理由拒绝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
此举不仅令越来越多的人不满意蒋介石，也让“倒蒋迎汪”的潮流越来越汹涌。一片谴责声中，蒋介石只得同意迁都武汉。
虽说同意迁都武汉，但蒋介石既没有同意交权，也没有同意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因为他已下定决心展开反击，他发动了新的军事攻势，拿下南京、上海、杭州三大城市，控制江苏、浙江、上海这三处富饶之地，只要手中有实力，武汉就拿自己没办法！
“限蒋”
1927年2月发起浙江战役。一个月后的3月19日，北伐军占领杭州。又过了两天，陈独秀、周恩来等人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北伐军得以顺利进驻上海。再过三天，北伐军占领南京。至此，长江以南全部落入北伐军之手，北伐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就在蒋介石一路凯歌高奏的同时，国民党内部传来了不利于他的消息。
国民党从其前身同盟会起，就因为党内派系众多，催生出了一个内讧的“业余爱好”，吵来吵去，没完没了。
3月10日，由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主导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七天后胜利闭幕，主要成果是两项决议。其一，中央委员、各部部长基本都由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员出任。换句话说，国民政府已由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亲共产党的左派全权把持。其二，罢免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选定还在回国途中的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
这两项决议全部都是针对蒋介石的。与会者一致认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竟然拒绝将北伐总指挥部迁至武汉，这绝对是即将叛变革命的苗头！应该收其权，只保留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消除蒋介石独裁的可能性。
蒋介石得到消息后，当即在南昌发表 《告黄埔同学书》，向这些北伐的骨干表示他绝不接受上述决议。他认为决议根本不能代表国民党，在苏联的强力压制下，武汉国民政府已经“赤化”。共产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其背后那个强大的苏联。苏联是利用给予国民政府的援助，通过共产党来谋得对中国政府的控制权。
蒋介石下定决心与苏联顾问、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翻脸，另立中央，分庭抗礼。他为此干了三件事情。
第一，鉴于目前自己势孤力单的客观现实，他找来大哥张静江，委托对方帮自己联络一些党内元老，建立统一战线，为他日出来单干做准备。张静江对蒋介石很够意思，立即出马，找来了不少元老级别的人物，如蔡元培、吴稚晖等。
第二，拜托大哥张静江找江浙一带的富豪们，尤其是找蒋介石自己的宁波老乡和当年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起奋斗过的老同事虞洽卿想想办法，搞些钱花。没钱是造不了反的。当然了，让大哥张静江多出点血也是必须的。
第三，由他亲自出马，联系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这种国民党内军权在手、政治地位目前不高却企盼提升的少壮派，让他们跟着自己一起对付共产党。
虽然有了造反的心思，但北伐的工作还得继续干。
两个星期后，即3月23日，北伐军攻陷南京，蒋介石将北伐总指挥部也迁至南京。
进入南京的第二天，即3月24日，“南京事件”发生。 更严重的是，美、英等国摆出了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样子，居然向上海等地派兵万余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这起事件引发的外国军事干涉击中了蒋介石的软肋。
作为一个不想失去权力，还想继续北伐直至胜利的人，蒋介石却面临着即将失去苏联援助，并遭受其他列强武力干涉的糟糕局面。
“南京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赶紧跑去上海向列强保证，事件不会扩大，不会以武力收回租界。这种在帝国主义面前退让的做法，让蒋介石没少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批评，很没面子。
但蒋介石还没有下定决心，毕竟支持武汉政府而反对他的力量可不小。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他，近一半的国军大佬反对他，如一直想取蒋介石而代之的唐生智、同情共产党的张发奎都发表了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武汉，连摇摆不定的朱培德和程潜也表示支持武汉。
政变
蒋介石为“清党”犹豫不决的时候，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汪精卫在党内有不少拥护者，有些威望。因此，蒋介石决定在上海跟汪精卫碰个头，开会商议一下。如果能把汪精卫争取过来最好，万一谈不成再动武也不迟。
经过两轮会谈，蒋介石与汪精卫达成如下协议：其一，蒋介石表示坚决拥护汪精卫复职;其二，由汪精卫在4月15日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在会上讨论决定苏联顾问和共产党的问题;其三，通告武汉中央，在汪精卫复职之前，武汉发出的命令无效;其四，工人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均服从蒋总司令指挥，否则视作“反革命”组织，严加取缔;其五，共产党暂停在国民党内的活动。
接下来，汪精卫找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介绍了蒋介石的情况，并告诫他：你一定要控制住你们党的活动，千万别给蒋介石挑事的机会。
陈独秀此时也是进退维谷。就在前些天，中共中央下定决心在上海等地发动工人运动收回租界，打击帝国主义，给蒋介石来些强硬的，但他们万万没想到，斯大林从现实利益的角度出发，要求他们对蒋介石做出一些让步，保持目前国共合作的局面，不要把蒋介石逼向其他帝国主义一边（杨奎松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陈独秀正为此事发愁之时，汪精卫就自己送上门来了。
于是，4月5日，汪精卫和陈独秀联合发表“汪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重申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及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核心地位，无产阶级是不会搞独裁那一套的，工农武装坚决服从政府管理，国民党也不要怀疑联共政策，关于国民党驱逐共产党员、解散工人纠察队的说法都是谣言，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事业携手奋斗到底，绝不受任何不良用心者挑拨离间。
这篇联合宣言实际上是汪、陈两人企图缓和局势之举。可两人高估了自己在党内同志们面前的威信，结果事情没办好反把自己搭了进去。首先是陈独秀。由于苏联和共产国际一直越过他这个总书记直接给共产党发号施令，他手中根本没有实权。而在党内同志对蒋介石的排共政策生出诸多不满的时候，他却发表如此退让的声明，令其党内威信大为降低。
至于汪精卫，其处境也好不了太多。国民党右派本来是既反对联共又反对蒋介石，结果看到汪精卫宣言中坚定的联共立场后，气急败坏，居然转而支持蒋介石。毕竟在右派眼里，他们和蒋介石毕竟只是党内矛盾，但和共产党却有着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
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对此大为失望：汪精卫完全没有兑现承诺，不但没有暂停共产党活动的表示，居然还自作主张，保证国民政府没有制裁共产党的意图！
看到事情偏离了预计的轨道，蒋介石下定了最后的决心。4月12日，蒋介石发布“武力清党”命令。
这是血腥的一天，上海街头枪声大作。三百多人被杀，五百多人被捕，数千人失踪，工人领袖、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牺牲，周恩来侥幸逃生。
4月15日，广东李济深起兵响应蒋介石，“讨伐”共产党。这次有更多的著名共产党人倒在枪口之下，熊雄、萧楚女等牺牲，黄埔军校数百名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的同学被枪杀，省港罢工委员会被查封，工人纠察队被强行解散。
随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开始武力“清党”，白色恐怖骤起，无数人头落地。
陈独秀、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纷纷避往武汉。
“四一二”的枪声击碎了国共携手前进的所有幻想和期待，从此共产党称蒋介石为“反动派”。远在武汉的汪精卫急坏了：咱们不是已经达成共识了吗，你蒋介石怎么背信弃义？于是他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蒋介石的“武力清党”只是一种借口，是反革命，是丧心病狂，是自绝于党，是自绝于民众，罪该万死。汪精卫随即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其所有职务，悬赏二十五万元捉拿蒋介石，杀之者亦奖赏十万元。
武汉对蒋介石的攻击达到了炽热的程度，这使得身在武汉的蒋介石支持者无不噤若寒蝉，纷纷秘密出走。蒋介石看汪精卫已经撕破脸，也就干脆一路黑到底，在南京建了一个国民政府，自任中央军委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至于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人选，他已经找好了，此人就是唯一资历能与汪精卫匹敌、因为“刺廖案”赋闲的国民党右派领袖胡汉民。
由此，国民党一分为二，史称“宁 （南京） 汉（武汉） 分裂”。北伐本来是要统一中国，结果打到半截，竟然出现了奉系北京民国政府、汪记武汉国民政府、蒋记南京国民政府三个政府。
蒋介石原以为“分共”后就可实现国民党内的团结。可他没想到，分共是实现了，可国民党也分裂了。政治上，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各有主张;军事上，蒋介石和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互相攻伐不已，几乎无日不战。国家陷入了更深层的混乱。
（选自《历史深处的民国 叁 重生》/江城 著/华文出版社/ 2015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