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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面谈、邮件和视频，奥斯卡影帝西恩·潘描绘了墨西哥大毒枭古兹曼不为人知的世界。犹如电影情节，更是残酷鲜活的现实世界。
乔奎因·阿齐瓦尔多·古兹曼·洛埃拉（Joaquín Archivaldo Guzmán Loera）是墨西哥最大贩毒集团“锡那罗亚”的最高头目，因为身高不足一米六八，人们送了他一个绰号“El Chapo”，意思是“矮子”。
在奥斯卡影帝兼导演西恩·潘去年和他进行的七小时密谈中，他毫无歉意地声称，“我现在提供的海洛因、可卡因、冰毒和大麻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多，我有一整支由潜艇、飞机、卡车和船舶组成的战队。”
一月初的《滚石》杂志刊出了这段面谈经历，以及通过邮件和视频进行的后续采访。从这篇长文中，我们可以总结出采访世界头号毒枭的几个要点：使用自毁手机或者黑莓的即时通讯工具BBM进行联络；避开墨西哥和美国当局的监控；对古兹曼的所作所为不予置评；向古兹曼提交问题并等待他发送视频回答，等等等等。以及最后，在稿件刊发之前需要发给毒枭本人预审，尽管他并没有做出任何改动。
出生于1950年代墨西哥锡那罗亚的偏远山区，古兹曼六岁的时候就会做些小生意，卖的是橙子、饮料、糖果以及他母亲烤制的面包。十五岁时，他就开始在种植大麻和罂粟的农场帮忙以维持生计。他自己也曾经尝试吸毒但从未上瘾，而且至少近20年都没再碰过。
他对潘说，之所以从事毒品交易是因为家乡根本没有别的工作可做。“赚到饭钱的唯一办法是种罂粟、种大麻。我只能去种、去收割，然后卖出去。”
他问潘，“你写这篇文章他们付你多少钱？”潘表示自己偶尔参与新闻工作从来没有考虑过回报，但他知道古兹曼一定把这种行为视作傻瓜。古兹曼并不像其他黑帮那样，发家之后就去做正经生意来洗白，他似乎对贩毒事业的正当性越来越自信。在1993年接受采访时，他还否认自己跟毒品交易有关。“我种地，玉米、大豆之类的”，也否认拥有武装队伍或者大量财产。
即使接近10亿美元的财产血迹斑斑，他也不认为自己是个暴力分子。“其实我只是在保护自己，”他告诉潘，“我是挑事儿的人吗？从来不是。”
潘问到他在最近的一次越狱中，是否曾经打算以某人的性命为代价来换取自己的自由。“我从没想过伤害任何人。我所做的一切只是询问天父。现在我自由了，感谢上帝。”
的确，他的两次越狱完全没有流血冲突。2015年7月，他在入狱17个月之后，通过一条1.5公里长的暗道从墨西哥安全级别最高的高原联邦监狱逃走，结束了长期以来追捕与反追捕的又一个离奇回合。而前一回则是14年前，他藏在一辆洗衣车的床单下面逃了出来。那次逃脱花了他250万美金，并且导致71名狱警被拘留。
事实上早在古兹曼第二次越狱之前，负责更新其推特账号的大儿子伊万就在网上对18万粉丝暗示过，“耐心之人必有所得”。父亲成功逃脱之后，伊万更是得意洋洋地在网上羞辱墨西哥当局，“当条子们开始找牛的时候，爸爸已经拿着奶酪回家了。”
这一切都在监控摄像下堂而皇之地发生：古兹曼挪开淋浴池中一块水泥板，随即潜入露出来的50厘米见方洞口，然后就从视频里消失了。
隧道位于地下约10米的地方，宽0.8米、高1.7米，古斯曼走在其中甚至无需弯腰。修建隧道的工程师为此专门前往德国接受过培训，隧道内部安装有照明、通风设备和应急氧气罐，轨道摩托车也经过改装，可以在地下深处的低氧环境中运行。为了保证安全，他们还利用小鸟进行空气质量监测，如矿工用金丝雀检测一氧化碳那样。
根据媒体的保守估计，古兹曼为这次越狱至少付出了5000万美金。矮子的越狱让美国缉毒署（DEA）和司法部火冒三丈，毕竟麻烦全都源自墨西哥内政部长米格尔·钟拒绝把古兹曼引渡到美国。加上国内许多人视他为民间英雄，涅托政府很快就被置于一个尴尬的国际境地。
墨西哥女演员凯特·德尔·卡斯蒂洛曾经在2011年的一部肥皂剧《南方女王》中，出演风情万种的女毒贩头子。她对自己的家乡抱有理想主义的乐观情绪，也向来是个大胆敢言的人。她曾经在推特上公开表达对当局的不信任，比方说，如果要在政府和贩毒集团之间做选择的话，她更倾向于古兹曼。
古兹曼的一名律师为此找到凯特，表示自己的雇主想要送花表示感谢。她紧张地给出了自己的地址，却由于飘忽不定的行程而错过了鲜花抵达的日期。
这种隔空的信任让古兹曼在第二次越狱、想要筹拍一部有关自己生平电影的时候，认定凯特是唯一一个他能够相信、并牵头完成自己电影项目的人，而电影的主演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
有关政治、性和宗教的言论让凯特受到排斥，她甚至因此受到墨西哥高层发来的恐吓信。但潘却认为，凯特身上有着民主制度应当保护、并且不可或缺的东西。她是一个极具勇气的人，她愿意以真实署名出现在潘的文章中。通过一名共同熟人得知凯特与古兹曼的关系后，潘找到了凯特，并向她询问是否有机会采访古兹曼。
这将是古兹曼第一次在审讯室以外的地方接受访谈，因此潘无法参考先例来评估这次行动的风险。但他表示，“我不能无视矮子对我们的信任。”
2015年10月2日早晨七点，他和凯特秘密乘坐包机从洛杉矶出发，抵达墨西哥中部的一个城市与古兹曼的律师阿隆索接头，也就是古兹曼最近一次越狱之前两小时还见过的最后一人——与其说是律师，不如说是他混入法律队伍的手下。
接下来是一个半钟头时速160公里的田野飙车，以及由古兹曼的儿子阿尔弗来德亲自驾驶两小时的直升机穿越。在钻进最后一程的SUV之前，潘记得自己去旁边的树丛清空了膀胱，这让他“再一次感受到了肉体的脆弱”。
目前还没有人知道，是不是这次会面导致了古兹曼被捕。尽管阿尔弗来德一直对潘表示，每一次有高纬侦察机出动的时候，他们安插在军方的内线都会提前告知，但潘仍然这样觉得，“我有强烈的直觉，DEA和墨西哥政府一定在追踪我们的一举一动。”在会谈的许多个瞬间，他都不由自主地想象，此时若有无人机出现在头顶，该是一种多么尴尬的场景。 潘和凯特到达密林中的一处山顶空地已是晚上九点，梳洗一新的古兹曼出现在他们面前，身穿真丝印花衬衫和黑色紧身牛仔裤，看上去身体状况非常好。他热情地帮凯特开车门，就好像一个父亲迎接上大学的女儿回家。
古兹曼的手下看上去穿戴得体而且彬彬有礼，也没有人抽烟，和墨西哥城的大学生没什么两样。潘还注意到，没有人佩带长管枪械，但后面的情况证明，这只是因为古兹曼担心凯特受到惊吓。
古兹曼几乎一直面带笑容，直到潘为证明会谈的真实而要求合影，他建议两人握手的同时，不带表情地看着镜头。“直到此时，古兹曼才努力收起了微笑。”照片由阿尔弗来德用手机拍下，然后在晚些时候发给了潘。
他们的交流大部分由凯特帮忙翻译。古兹曼问潘，美国民众是否对自己感兴趣，潘告诉他最近就有看到Fusion频道即将重新制作纪录片《追捕“矮子”》的消息。潘觉得，古兹曼对此表现出了一种“荒谬的愉悦感”。
作为一名采访者，没有纸和笔让潘觉得就像裸体一样难堪。于是他尽量地问一些能够记住答案的问题，比如“你见过埃斯科巴吗？”“我在他家见过他一次。嗯，豪宅。”帕布罗·埃斯科巴是1980年代哥伦比亚的大毒枭，后来在与当局的枪战中毙命，以他的故事为原型的自制剧《毒枭》去年收视率相当不错。
又比如，“你经常见你妈妈吗？”“经常见，下次我们可以去农场聊，这样你也能见见她。她比我更了解我自己。”他们约定，八天之后潘会再次造访，完成为期两天的正式访谈。
潘也提到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有报道称，特朗普对墨西哥移民口出恶言之后，古兹曼悬赏一亿美金取他的性命。“得了吧，我的朋友！”古兹曼如此回应。他说起话时的毫无防备，对生活的满足，以及对自己行为正当性的自信，让潘想起电影《疤面煞星》中饰演毒枭助手的阿尔·帕西诺。
潘很好奇中东的混乱局势会对古兹曼的生意造成什么影响，他问古兹曼“你打过交道的所有国家和文化中，哪个是最棘手的？”
古兹曼笑着摇摇头，毫不含糊地答道，“根本没有。”
七小时的会面之后已是凌晨四点，而他只躺了两个小时就被急急叫醒，“暴风雨来了，我们得赶紧撤。”昏天黑地中潘回到了洛杉矶，他打开助手带来的手机才知道，墨方军队在他们碰面的次日就突袭了古兹曼的藏身地。
随后，潘飞往秘鲁参加世界银行的一个座谈会。他在利马呆了几天，然后去尼加拉瓜拜访了一个老朋友。在10月11日，这个约定再次拜访古兹曼的日子，他买了一张去往附近墨西哥城市的机票，然后将自己的行踪告诉了阿隆索。从下午开始他就一直坐在机场，期望有自称是阿隆索朋友的人出现。然而他要等的人并没有等到，一直等到接近深夜，潘才搭乘飞机回到洛杉矶。
接下来的几周中，潘一直试图联系古兹曼，而与此同时，锡那罗亚集团中有数百人被捕、被拘留或者引渡到美国。潘一直担心凯特怀疑自己导致友谊破裂，直到他收到了一条秘密消息：“到手。你这个催命的混账。”
那是古兹曼自己录制的一则17分钟的视频，一名框外人物拿着潘通过BBM发送给古兹曼的问题依次提问，古兹曼则一一作答。
潘刊发于《滚石》杂志的文章开头即引用了法国哲学家蒙田的话：“良心的法则，我们自诩出自天性，其实却源于风俗。”
采访里，当被问到毒品买卖是否存在道德问题时，古兹曼表示，“毒品的破坏性是真实的，但不幸的是，我长大的地方别无选择，到今天依然如此。就算我从没存在过，毒品泛滥的现实也不会有任何不同。非法贩毒？这个说法本身就不对。”
他还补充说，“没有消费，就没有买卖。祖先发明的毒品买卖早就成为文化的一部分了，而且不只是在墨西哥。”
“暴力？那是因为有些人的成长过程本身存在问题，再加上嫉妒和矛盾，这才是暴力的源头，而不是毒品。”
由于事先的约定，在采访里潘隐去了一些具体地点，潘知道自己这样做或许会被视作包庇罪犯，但他认为，在对毒枭的主流叙述中，人们总是对“毒品消费者同样是帮凶”这个事实假装不知情。“本·拉登之后，还从来没有对于其他逃犯的追捕如此吸引公众的眼球。与拉登不同的是，对于这个世界头号毒品通缉犯，美国公众难道就真的没有参与到将其妖魔化的过程中去吗？”
“从这个角度来说，消费者都是共犯，我们参与建构了每一次有关毒品的谋杀，墨西哥政府机构的每一个腐败事件，以及美国政府对非法毒贩不依不饶的追捕。”
潘觉得，美国对毒品及贩毒的绞杀带着清教徒式的骄傲，一种“自以为是的道德感”，完全不考虑现实情况。纳税人每年为毒品战争付出250亿美金，而这部分钱原本可以花在其他更要紧的地方。
潘表示，古兹曼对大毒枭埃斯科巴的下场心知肚明。他问古兹曼如何看待自己生命的最终章。“我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死去，”他说，“我希望是自然死亡。”
“上帝给我的每一天，我都想和家人一起度过。”
2016年1月8日，“矮子”古兹曼在他的家乡、锡那罗亚州的洛斯莫奇斯第三次落网。墨西哥总统涅托更新了推特——“任务完成：我们抓到他了。”
（来源：滚石、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等）
乔奎因·阿齐瓦尔多·古兹曼·洛埃拉（Joaquín Archivaldo Guzmán Loera）是墨西哥最大贩毒集团“锡那罗亚”的最高头目，因为身高不足一米六八，人们送了他一个绰号“El Chapo”，意思是“矮子”。
在奥斯卡影帝兼导演西恩·潘去年和他进行的七小时密谈中，他毫无歉意地声称，“我现在提供的海洛因、可卡因、冰毒和大麻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多，我有一整支由潜艇、飞机、卡车和船舶组成的战队。”
一月初的《滚石》杂志刊出了这段面谈经历，以及通过邮件和视频进行的后续采访。从这篇长文中，我们可以总结出采访世界头号毒枭的几个要点：使用自毁手机或者黑莓的即时通讯工具BBM进行联络；避开墨西哥和美国当局的监控；对古兹曼的所作所为不予置评；向古兹曼提交问题并等待他发送视频回答，等等等等。以及最后，在稿件刊发之前需要发给毒枭本人预审，尽管他并没有做出任何改动。
昂贵的越狱
出生于1950年代墨西哥锡那罗亚的偏远山区，古兹曼六岁的时候就会做些小生意，卖的是橙子、饮料、糖果以及他母亲烤制的面包。十五岁时，他就开始在种植大麻和罂粟的农场帮忙以维持生计。他自己也曾经尝试吸毒但从未上瘾，而且至少近20年都没再碰过。
他对潘说，之所以从事毒品交易是因为家乡根本没有别的工作可做。“赚到饭钱的唯一办法是种罂粟、种大麻。我只能去种、去收割，然后卖出去。”
他问潘，“你写这篇文章他们付你多少钱？”潘表示自己偶尔参与新闻工作从来没有考虑过回报，但他知道古兹曼一定把这种行为视作傻瓜。古兹曼并不像其他黑帮那样，发家之后就去做正经生意来洗白，他似乎对贩毒事业的正当性越来越自信。在1993年接受采访时，他还否认自己跟毒品交易有关。“我种地，玉米、大豆之类的”，也否认拥有武装队伍或者大量财产。
即使接近10亿美元的财产血迹斑斑，他也不认为自己是个暴力分子。“其实我只是在保护自己，”他告诉潘，“我是挑事儿的人吗？从来不是。”
潘问到他在最近的一次越狱中，是否曾经打算以某人的性命为代价来换取自己的自由。“我从没想过伤害任何人。我所做的一切只是询问天父。现在我自由了，感谢上帝。”
的确，他的两次越狱完全没有流血冲突。2015年7月，他在入狱17个月之后，通过一条1.5公里长的暗道从墨西哥安全级别最高的高原联邦监狱逃走，结束了长期以来追捕与反追捕的又一个离奇回合。而前一回则是14年前，他藏在一辆洗衣车的床单下面逃了出来。那次逃脱花了他250万美金，并且导致71名狱警被拘留。
事实上早在古兹曼第二次越狱之前，负责更新其推特账号的大儿子伊万就在网上对18万粉丝暗示过，“耐心之人必有所得”。父亲成功逃脱之后，伊万更是得意洋洋地在网上羞辱墨西哥当局，“当条子们开始找牛的时候，爸爸已经拿着奶酪回家了。”
这一切都在监控摄像下堂而皇之地发生：古兹曼挪开淋浴池中一块水泥板，随即潜入露出来的50厘米见方洞口，然后就从视频里消失了。
隧道位于地下约10米的地方，宽0.8米、高1.7米，古斯曼走在其中甚至无需弯腰。修建隧道的工程师为此专门前往德国接受过培训，隧道内部安装有照明、通风设备和应急氧气罐，轨道摩托车也经过改装，可以在地下深处的低氧环境中运行。为了保证安全，他们还利用小鸟进行空气质量监测，如矿工用金丝雀检测一氧化碳那样。
根据媒体的保守估计，古兹曼为这次越狱至少付出了5000万美金。矮子的越狱让美国缉毒署（DEA）和司法部火冒三丈，毕竟麻烦全都源自墨西哥内政部长米格尔·钟拒绝把古兹曼引渡到美国。加上国内许多人视他为民间英雄，涅托政府很快就被置于一个尴尬的国际境地。
危险的见面
墨西哥女演员凯特·德尔·卡斯蒂洛曾经在2011年的一部肥皂剧《南方女王》中，出演风情万种的女毒贩头子。她对自己的家乡抱有理想主义的乐观情绪，也向来是个大胆敢言的人。她曾经在推特上公开表达对当局的不信任，比方说，如果要在政府和贩毒集团之间做选择的话，她更倾向于古兹曼。
古兹曼的一名律师为此找到凯特，表示自己的雇主想要送花表示感谢。她紧张地给出了自己的地址，却由于飘忽不定的行程而错过了鲜花抵达的日期。
这种隔空的信任让古兹曼在第二次越狱、想要筹拍一部有关自己生平电影的时候，认定凯特是唯一一个他能够相信、并牵头完成自己电影项目的人，而电影的主演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
有关政治、性和宗教的言论让凯特受到排斥，她甚至因此受到墨西哥高层发来的恐吓信。但潘却认为，凯特身上有着民主制度应当保护、并且不可或缺的东西。她是一个极具勇气的人，她愿意以真实署名出现在潘的文章中。通过一名共同熟人得知凯特与古兹曼的关系后，潘找到了凯特，并向她询问是否有机会采访古兹曼。
这将是古兹曼第一次在审讯室以外的地方接受访谈，因此潘无法参考先例来评估这次行动的风险。但他表示，“我不能无视矮子对我们的信任。”
2015年10月2日早晨七点，他和凯特秘密乘坐包机从洛杉矶出发，抵达墨西哥中部的一个城市与古兹曼的律师阿隆索接头，也就是古兹曼最近一次越狱之前两小时还见过的最后一人——与其说是律师，不如说是他混入法律队伍的手下。
接下来是一个半钟头时速160公里的田野飙车，以及由古兹曼的儿子阿尔弗来德亲自驾驶两小时的直升机穿越。在钻进最后一程的SUV之前，潘记得自己去旁边的树丛清空了膀胱，这让他“再一次感受到了肉体的脆弱”。
目前还没有人知道，是不是这次会面导致了古兹曼被捕。尽管阿尔弗来德一直对潘表示，每一次有高纬侦察机出动的时候，他们安插在军方的内线都会提前告知，但潘仍然这样觉得，“我有强烈的直觉，DEA和墨西哥政府一定在追踪我们的一举一动。”在会谈的许多个瞬间，他都不由自主地想象，此时若有无人机出现在头顶，该是一种多么尴尬的场景。 潘和凯特到达密林中的一处山顶空地已是晚上九点，梳洗一新的古兹曼出现在他们面前，身穿真丝印花衬衫和黑色紧身牛仔裤，看上去身体状况非常好。他热情地帮凯特开车门，就好像一个父亲迎接上大学的女儿回家。
古兹曼的手下看上去穿戴得体而且彬彬有礼，也没有人抽烟，和墨西哥城的大学生没什么两样。潘还注意到，没有人佩带长管枪械，但后面的情况证明，这只是因为古兹曼担心凯特受到惊吓。
古兹曼几乎一直面带笑容，直到潘为证明会谈的真实而要求合影，他建议两人握手的同时，不带表情地看着镜头。“直到此时，古兹曼才努力收起了微笑。”照片由阿尔弗来德用手机拍下，然后在晚些时候发给了潘。
他们的交流大部分由凯特帮忙翻译。古兹曼问潘，美国民众是否对自己感兴趣，潘告诉他最近就有看到Fusion频道即将重新制作纪录片《追捕“矮子”》的消息。潘觉得，古兹曼对此表现出了一种“荒谬的愉悦感”。
作为一名采访者，没有纸和笔让潘觉得就像裸体一样难堪。于是他尽量地问一些能够记住答案的问题，比如“你见过埃斯科巴吗？”“我在他家见过他一次。嗯，豪宅。”帕布罗·埃斯科巴是1980年代哥伦比亚的大毒枭，后来在与当局的枪战中毙命，以他的故事为原型的自制剧《毒枭》去年收视率相当不错。
又比如，“你经常见你妈妈吗？”“经常见，下次我们可以去农场聊，这样你也能见见她。她比我更了解我自己。”他们约定，八天之后潘会再次造访，完成为期两天的正式访谈。
潘也提到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有报道称，特朗普对墨西哥移民口出恶言之后，古兹曼悬赏一亿美金取他的性命。“得了吧，我的朋友！”古兹曼如此回应。他说起话时的毫无防备，对生活的满足，以及对自己行为正当性的自信，让潘想起电影《疤面煞星》中饰演毒枭助手的阿尔·帕西诺。
潘很好奇中东的混乱局势会对古兹曼的生意造成什么影响，他问古兹曼“你打过交道的所有国家和文化中，哪个是最棘手的？”
古兹曼笑着摇摇头，毫不含糊地答道，“根本没有。”
七小时的会面之后已是凌晨四点，而他只躺了两个小时就被急急叫醒，“暴风雨来了，我们得赶紧撤。”昏天黑地中潘回到了洛杉矶，他打开助手带来的手机才知道，墨方军队在他们碰面的次日就突袭了古兹曼的藏身地。
随后，潘飞往秘鲁参加世界银行的一个座谈会。他在利马呆了几天，然后去尼加拉瓜拜访了一个老朋友。在10月11日，这个约定再次拜访古兹曼的日子，他买了一张去往附近墨西哥城市的机票，然后将自己的行踪告诉了阿隆索。从下午开始他就一直坐在机场，期望有自称是阿隆索朋友的人出现。然而他要等的人并没有等到，一直等到接近深夜，潘才搭乘飞机回到洛杉矶。
接下来的几周中，潘一直试图联系古兹曼，而与此同时，锡那罗亚集团中有数百人被捕、被拘留或者引渡到美国。潘一直担心凯特怀疑自己导致友谊破裂，直到他收到了一条秘密消息：“到手。你这个催命的混账。”
那是古兹曼自己录制的一则17分钟的视频，一名框外人物拿着潘通过BBM发送给古兹曼的问题依次提问，古兹曼则一一作答。
毒品的迷思
潘刊发于《滚石》杂志的文章开头即引用了法国哲学家蒙田的话：“良心的法则，我们自诩出自天性，其实却源于风俗。”
采访里，当被问到毒品买卖是否存在道德问题时，古兹曼表示，“毒品的破坏性是真实的，但不幸的是，我长大的地方别无选择，到今天依然如此。就算我从没存在过，毒品泛滥的现实也不会有任何不同。非法贩毒？这个说法本身就不对。”
他还补充说，“没有消费，就没有买卖。祖先发明的毒品买卖早就成为文化的一部分了，而且不只是在墨西哥。”
“暴力？那是因为有些人的成长过程本身存在问题，再加上嫉妒和矛盾，这才是暴力的源头，而不是毒品。”
由于事先的约定，在采访里潘隐去了一些具体地点，潘知道自己这样做或许会被视作包庇罪犯，但他认为，在对毒枭的主流叙述中，人们总是对“毒品消费者同样是帮凶”这个事实假装不知情。“本·拉登之后，还从来没有对于其他逃犯的追捕如此吸引公众的眼球。与拉登不同的是，对于这个世界头号毒品通缉犯，美国公众难道就真的没有参与到将其妖魔化的过程中去吗？”
“从这个角度来说，消费者都是共犯，我们参与建构了每一次有关毒品的谋杀，墨西哥政府机构的每一个腐败事件，以及美国政府对非法毒贩不依不饶的追捕。”
潘觉得，美国对毒品及贩毒的绞杀带着清教徒式的骄傲，一种“自以为是的道德感”，完全不考虑现实情况。纳税人每年为毒品战争付出250亿美金，而这部分钱原本可以花在其他更要紧的地方。
潘表示，古兹曼对大毒枭埃斯科巴的下场心知肚明。他问古兹曼如何看待自己生命的最终章。“我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死去，”他说，“我希望是自然死亡。”
“上帝给我的每一天，我都想和家人一起度过。”
2016年1月8日，“矮子”古兹曼在他的家乡、锡那罗亚州的洛斯莫奇斯第三次落网。墨西哥总统涅托更新了推特——“任务完成：我们抓到他了。”
（来源：滚石、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