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小约翰·柯布（John B. Cobb，Jr.）是世界著名后现代思想家、生态经济学家、过程哲学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创院院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特聘教授。柯布院士多年来一直从事过程哲学、后现代文化和生态文明研究，发表著作50余部，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后现代思想家，他既是世界第一部生态哲学专著（《是否太晚？》）的作者，也是西方世界最早提出“绿色GDP”的思想家之一。柯布院士一直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支持者，是率先在国际社会提出“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的国际知名学者。柯布院士曾在哈尔滨师范大学作了题为《考试、学校与教育》（Exams， School， and Education）的演讲，提出了对现代主流考试、学校与教育观念的反思。本刊节选了柯布院士此次演讲的第三至五部分，以飨读者。文章标题及各部分标题系编译者所加。
　　一、回应社会需求，
　　培养有德、有智、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我怀疑社会对研究人员的需求是否到了需要高等教育专注于研究这一目标的程度。如果好的研究人员与好人、好思想家或好公民之间存在高相关性，问题可能还不严重。但事实上，价值中立的大学并没有引导学生思考金钱之外值得拥有的东西，在促进道德、智力或人际沟通能力提升方面也是缺位的。他们不鼓励讨论除研究和财富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正确的目标。
　　让一些大学专门从事研究当然没有错，但不讨论社会最需要研究什么，那就错了。在美国，这种漠不关心的结果是：大学的研究过度地依赖于外界所支付的费用。如上所述，如果不讨论价值，钱就是默认的价值。
　　但我的主要观点是：高等教育应该尽力满足社会需求。社会需要更多有德、有智、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如果我们的学校系统对这些价值不感兴趣，我们的社会是否有其他方式来促进这些价值或品质的形成？让全额公共资助的社会性机构只教如何获得专业信息和赚钱，这代价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在中国，所有这些问题也许在一般公众层面、大学教授之中以及教育学院内被彻底讨论过。但在美国，大多数人似乎都漠不关心，对此我深恶痛绝。但美国的资本主义统治者并不感到困扰。确实，我们的教育制度与资本主义是完全契合的。资本主义的拥趸假定，如果我们让每个人自由地追寻经济进步，结果就会是好的。支持这种观点的高等教育体系便是理想的体系。这种高等教育根本没有底气去批判资本主义，然而大多数人都是资本主义统治的受害者，生态系统的健康也遭到了损害。减少苦难和保护生态圈可能对某些人有吸引力，但大学却教导说这些价值没有客观性，就无权要求人们去做。
　　我担忧中国的大学也主要由价值中立的学科所构成，也许我的担忧是错的。我知道学生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与我所秉承的价值观高度一致。但我的问题是这些价值观能否会在大学教学中发挥作用。如果没有，我的担忧仍然存在。
　　二、转变观念，提供价值充实的教育
　　令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中国承诺不会像美国那样消灭农村人口。中国正在振兴乡村。据我所知，2017年，中国从城市到农村去的人要多于从农村到城市来的。对此我表示祝贺，美国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然而，为了实现成功转变，我们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改变。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时候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城市居民认为自己是精英，对农村居民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生产粮食被视为粗鄙的劳动。尽管许多地主和贵族住在乡村，但几乎在所有地方，农村人都被看做是“农民”，他们往往是农奴或奴隶。即便他们看似自由，地主和城里人也几乎攫取了他们所有的剩余产品，令他们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地一直贫穷下去。
　　学校教育完全是一小部分城市男性的事，这是他们作为官僚角色的必要条件。随着“文明”的传播，识字在公民甚至乡绅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但是，教育是为人们能够去城市生活和求职服务的。学校对农业不感兴趣。如果某个农村的男孩恰好有机会接受了教育，那人们就假定他是要去城里找工作的。
　　这种态度今天仍然普遍存在。西方人已经将学校引入到了第三世界国家，其中有一些是建在农村的。通常情况下，教师们总是对那些离开村庄、留在城市的毕业生感到自豪。
　　近年来，事情发生了许多变化，一些普通学校也在努力教给农民“更好”的耕作方式。在此我不展开讨论西方农业教学的利大或弊大的问题，我是倾向于后者的。从我服膺的过程哲学的角度看，西方对农业的规范主要来自城市。在城市，人们学会了用人造动能取代人工劳作;在城市，自然被视为需要开发的资源。
　　整个世界在农业生产方面都面临非常严重的问题。农业现代化以破坏性的方式开发耕地，增加了耕地对石化燃料的依赖。它还依赖有毒物质的大量使用，并导致種子同化，失去多样性，而种子多样性是有助于农场适应气候变化的。
　　相当一部分当代农业靠正在日益被耗尽的地下水维持，还有相当一部分靠冰川融化变成的河流维持。同时，对水的需求还随温度升高而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生产优良作物会是日益严峻的挑战，工业化农业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各地对需求和可能性的回应需要极大的技巧。
　　对于下一代和可预见的未来，农业将是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行业，需要最多的信息和技能。在这种情况下，学校还在鼓励农民子女为去城市生活做准备，这完全适得其反。我们需要发展一种支持农村人口的教育体系，增强他们对土地的热爱，支持他们与土地切身打交道的意愿，并教给他们需要知道的东西，以便激励他们生产出更多、更好的食物。
　　这不是对我们现有学科进行微调的问题，加一些农业相关的学科是无济于事的。我们需要一种价值充实的教育，这种教育能够激励农民深刻认识到他们对土地及其生灵的责任，对那些大多数生活必需品依赖于农民的人的责任。在这一背景下，农民需要大量有关土壤、种子以及化学品和气候的信息，甚至更多地需要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创意。
　　农民需要学会共同工作，并相互学习什么实验有效、如何有效以及为什么有效。他们在应对所面临的强大挑战时需要团结一致，目前这种鼓励个人主义的行业竞争根本不能养活世界。
　　三、深入改变学科之间的关系，发挥高校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引领与支撑作用
　　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对某类人的需求与目前专业学术研究的教学截然不同，我们接着就要重新思考整个教育。教育的总体目标应该是什么？如果教育包括了对一些人进行做研究的训练、对另一些人进行养活世界的准备，以应对不断增加的不利因素，那么这两类学校和其他形式的学校，将去向何方？
　　中国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这是一个规划全部学校教育（其实是全部教育）目标的极好机会。可以做一下研究，搞清楚什么是生态产业、生态经济学、生态法律制度、生态政治。大学也可以研究我们如何走向生态文明。我相信，我上面所描述的学习做农民无疑是生态文明的一个重要内容。
　　我们可以从现有的学科开始。思考这些学科要如何改变才能让它们的构想表达出对世界的生态性理解。它们都是从世界被描绘为原子论和机械论的时期发展而来的。它们可能需要转换到某种概念，在这种概念中，每一个个体都是由与其他个体的关系构成的，而真正的个体是这种关系的创造性综合。目前，许多学科（如物理学等）已经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但根深蒂固的习惯阻止了这一深刻的变化。
　　要改变一个个学科，必须要深入改变它们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需要向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生态学家学习，了解经济要为怎样的社会目标作出贡献;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生态学家需要向经济学家学习，了解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真正信任市场，从而使所有参与市场的人受益。
　　总之，目前最负盛名的大学的组织结构、教学内容以及对价值的拒绝都是与生态文明背道而驰的。如果他们能够相信“人类的健康生存”是值得称道的价值，并相应地重新思考大学的作用，那么，我们可能不会在自我毁灭的状态越陷越深。也许中国在追求自己的目标过程中会率先发挥大学的巨大潜力。我衷心祝愿中国取得成功。如果中国成功了，未来世界适于人类居住的机会将大大增多。
　　编辑 吕伊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