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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世纪中后期出现的城市大学顺应了英国工业发展的需要，社会需求是其重要的办学指向。城市大学体现出鲜明的城市嵌入性，代表了新式大学的发展方向。而经过数十载的发展，城市大学却逐渐向传统的象牙塔式大学看齐，表现出回归传统的倾向，试图从城市“脱嵌”。但是，这种转变也给城市大学带来了资金压力和角色冲突的挑战。“再嵌入”的理念则是化解城市大学发展危机的一剂良药。
关键词：英国；城市大学；嵌入；大学职能
美国著名学者欧内斯特博耶（Ernest L.Boyer）曾指出，一所办学有成效的大学必须负有明确的使命[1]。大学使命是大学精神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大学的核心价值的集中体现。大学使命的变迁不仅仅是一种言语方式的变化，而且具有非常丰富的教育学和社会学意涵。
从历史上看，英国城市大学①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城市大学是城市工商业发展的产物，顺应了工业化社会的发展需求。从诞生之日起，城市大学就肩负着培养实用型人才和服务城市经济发展的重任。这是一条完全不同于传统英国大学的发展道路，城市大学表现出明显的“重术轻学”取向。然而，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加剧，由于所处的环境和背景已发生深刻变化，城市大学似乎偏离了初始航线，在使命和定位上向传统大学倾斜和靠拢。其实，城市大学的定位与使命转变背后体现的是区域乃至国家经济与社会转型的缩影及微观基础。那么，城市大學是如何一步步实现这种使命转移和角色转变的呢？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大学将面临哪些组织挑战？他们又可以采取什么策略来规避这些风险呢？
一、主要理论分析工具：嵌入性理论
“嵌入”（embededness）的概念最早是由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其著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提出，是用以阐明市场以及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理论工具。波兰尼认为，无论人类处于经济社会化发展的哪个阶段，经济都不是独立存在的系统，而是与具体的社会背景结合在一起的，即经济并非像经济理论中说的那样纯粹出于理性计算，而是从属于特定的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个体行动者既不外在于社会环境，也不固守于其既有的社会规则与信条之中，而是“嵌入”于具体的、当前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嵌入”这一概念强调了经济活动的社会情境性，也就是说“人类的经济活动总是‘嵌含’于社会之中，且无法从中‘脱嵌’”[2]。在波兰尼的语境下，只有永恒的嵌入和虚假的脱嵌，而他所提出的脱嵌则不过是“用以阐明其主张的技巧性措辞”[3]。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嵌入程度和嵌入关系的一种改变。总之，波兰尼的“嵌入”强调的是社会对经济活动的塑造作用。
美国新经济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继承并发展了波兰尼的嵌入理论，他认为“嵌入”是经济活动的现有社会模式的情景联结，它广泛存在于各种社会形态中。嵌入会形成行动者之间的嵌入关系，使组织间充满信任与联系，而不仅仅依靠合同制约。格兰诺维特把嵌入分为关系嵌入（relational embededness）和结构嵌入（structural embededness）两种方式。前者指关系双方通过网络中的相互联系来获取信息收益，可进一步细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后者是指组织之间通过与第三方建立的关系进行连接形成的关联结构。还有一些新经济社会学家认为，嵌入性还包括一些其他概念，如“文化嵌入性”“政治嵌入性”“认知嵌入性”等。
社会学家吉登斯运用“脱嵌-再嵌入”的概念来分析现代社会制度和社会变革。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断裂”性（discontinuities），即“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而脱嵌/脱域则是现代性的动力之一，能促使现代社会从传统社会制度中脱离。具体而言，脱嵌指的是“将社会关系从当地互动的地方场景中脱离开来的过程”[4]；再嵌入则与脱嵌相对立，意为：“重新转移或重新构造已脱域的社会关系，以便使这些关系（不论是局部性的或暂时性的）与地域性的时空条件相契合”。
贝克进一步将“脱嵌-再嵌入”这组概念运用于个体化层面，分析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处境等方面的变化。脱嵌指“个体从传统社会范畴束缚（家庭、阶级等）下抽离、解放出来”[5]，成为游动的个体以及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单元。再嵌入指“新的整合形式和控制形式出现，个体被重新整合进某种纽带或社会体系当中。”[6]
综上可见，嵌入、脱嵌和再嵌入反映的都是不同组织或个体在不同的环境下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转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借鉴“嵌入-脱嵌”的概念框架，分析英国城市大学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使命定位和组织特征。研究发现，创办初期的英国城市学院表现出鲜明的社会嵌入性，根据经济发展的需求制定人才培养的目标和方向。而从20世纪初期起，城市学院不断转型，试图从城市领域抽离，城市的实际需求不再是城市大学办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城市大学的办学定位和职能观发生了改变，表现出回归传统和脱嵌的倾向。然而，在知识经济时代，城市大学面临多方压力，必须及时调试自身定位，以应对各项挑战，而实现再嵌入不失为良策。
二、英国城市学院的“嵌入性”特征
英国城市大学从19世纪中叶的城市学院时期，就选择了一条与诸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古典大学大相径庭的发展道路，“这些新建的城市学院不同于传统的大学，带有较强的职业教育性质，注重培养企业经理、设计师、工业技术人员和推销员，强调为地方经济服务”[7]。而英国的老牌大学截然相反，在招生方面，“出身、地位低下的学生实际上被排除在校门之外”[8]；在人才培养目标方面，“旨在通过大学教育培养绅士阶层，而不是某种特殊的世俗行业或职业人士”[9]。这样看来，城市大学在价值取向上似乎更重视职业性，而非学术性；更重视学生专业技能和应用能力的培养，而非高深学问和科学研究。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19世纪中期的英国出现了这样一批独树一帜的嵌入型大学呢？其实，城市学院的出现正是受到了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影响。而这些社会性因素的影响，也使得城市学院表现出鲜明的社会嵌入性。 （一）经济嵌入性
对于英国城市大学来说，经济嵌入是指大学组织并非独立于经济社会环境，必然会受到时代经济的影响。自18世纪中期起，英国便启动了工业化的进程。而这一场旷日持久的生产力变革，使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英国工业化发展势头迅猛，高速的发展进程使得英国各中小城市的经济实力不断增长，也加速了英国的城市化进程。然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职业人才和技术工人的大量短缺。一方面，传统的学徒制的技术教育存在低效、人才培养质量参差不齐等劣势，难以满足时代需求；另一方面，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为代表的英国传统大学有着根深蒂固的保守性与宗教性，没有及时对工业革命作出反应，更毋论为城市经济发展输送大批实用型人才。因此，英国社会亟需一股新力量，肩负起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担——城市学院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
除了受经济影响，城市学院所处城市的工业特色也影响其发展方向。具体来说，城市学院往往因地制宜，结合所在城市的工业特色开展课程和教学活动。如利物浦学院依托利物浦曾经的工业码头优势和海上贸易资源，大力发展航海业，设立了海洋学、造船、冶金等相关专业，后来利物浦学院成为了著名的航海业研究中心。其他城市学院也积极结合城市经济特色办学，利兹学院成为纺织业研究中心，伯明翰学院成为酿酒业研究中心，谢菲尔德学院成为钢铁业研究中心等。城市学院与城市的关系是双向的、互动的，“润滑油、煤矿抽水机、钒钢、镀铬皮革、煤气取暖器、火花塞、電台调潜、乳酷肥皂、啤酒、四冲程发动机等工艺和产品的开发与改进，都由于城市学院或大学的科研而取得了很大成效”[10]。总之，城市学院的创办与发展，不单单代表了自身的发展轨迹，更是城市和社会经济的微观缩影。
（二）政治嵌入性
对于城市学院来说，政治嵌入指社会政治环境、权力结构、资源和机会分配（尤指分配不均）等因素对学院的塑造作用。城市学院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在19世纪中期以前，英国的教育被英国国教会垄断，很多非国教派成员在生活和教育方面受到多重压迫。正如上文提到的，工业革命促进了大中小城市的经济发展，相应地，也为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日益崛起的中产阶级，不仅代表着新的收入群体，还建构了符合其社会阶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他们要求在公共领域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及其他基本权利。城市学院无疑成为中产阶级在教育领域权利扩大的体现。城市学院主要面向中产阶级，服务中产阶级，依据中产阶级需求调整办学。因此，不难看出城市学院的兴起和办学体现出鲜明的政治嵌入性。具体表现如下：其一，城市学院的办学资金主要来源于当地实业家和企业家的支持。例如，欧文斯学院的建立就得益于曼彻斯特的纺织商人约翰·欧文斯捐赠的10 万英镑，而这笔捐赠也成为了欧文斯学院的一笔重要启动资金。据统计，截至1905年，各主要城市学院的建筑物价值和捐赠基金总数分别是：曼彻斯特大学86万英镑，利兹大学45.6万英镑，谢菲尔德大学29.37万英镑，这些巨额资金主要来源于工业和商业地区的中产阶级[11]。其二，城市学院的办学目标和方向也主要依据中产阶级的需求而定。例如，伯明翰学院在创办时就提出办学方向应“促进全面系统的教育和训练，使之适合于英格兰中部地区的制造业和工业在实践、机械和艺术方面的需求……取消纯文学的教育和训练以及全部神学教学”[12]。其三，在城市学院的生源中，商人及商人子女占了很大比重。据统计，1867年的欧文斯学院学生中，65%来自中产阶级家庭，1893年的伯明翰大学学生有53%出身于中产阶级。[13]
（三）文化嵌入性
对于城市学院而言，文化嵌入是指城市学院深受英国文化影响。具体来说，是嵌入于相对宽松的英国宗教氛围。这也就是说英国的城市大学是深受自由宽松的宗教氛围影响的。一直以来，英国国教会对社会都有着绝对的控制权，非国教人员受到多重压迫。到了19世纪，以《天主教解放法》为开端，国教派的正统地位发生了变化，多种宗教开始活跃，逐步实现宗教自由。对于城市学院来说，宗教自由也打破了国家宗教对教育的垄断，使得城市学院的产生成为可能。具体来说，这种文化嵌入主要体现在城市学院的课程设置方面。城市学院不必效忠于宗教神学，而是成为“没有上帝的学校”，立足于社会的实际需求，培养工业社会所需的实用型人才。
三、城市大学“脱嵌”：转型、困境与挑战
（一）脱嵌的城市大学
城市学院的初期定位是以职业教育和科学技术教育为核心的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因此建校后并不具备传统大学的学位授予权，也就未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受社会认可的高等教育机构，更难以与英国古典大学相抗衡。到了20世纪初期，这一局面有所改变。城市学院开始试图从地方场景中脱离，从地方型学院转向综合性大学，一步步向传统大学靠拢，开启了脱嵌进程。这种变化直观反映在三个方面。第一，学校名称的改变。许多城市学院在20世纪初，升格成为大学，详情参见表1。“只要一升格为完全的大学，就会迫不及待地放弃与职业技术相关的课程，而向传统大学的学术标准看齐”[14]。因此，相应地，第二个明显的表现在于课程方面的变化。升格后的城市大学不断增设人文社会课程，开展人文教育。例如，利物浦学院在这一时期就开设了英国语言与文学、法学、历史学等人文课程。第三，重视基础科学研究。这一时期很多城市学院都注重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并创造了辉煌的学术成就。其中部分城市学院不仅在后来发展成为享誉世界的研究型大学，还培养出了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从重视职业训练到加强基础研究，从关注专业教育到加强自由教育，种种迹象表明，城市大学的定位已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转变，在脱嵌之路上留下一个个脚印。
（二）脱嵌与内生式组织转型
从应用型城市学院到综合性城市大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组织转型的过程。组织转型并非凭空而来，背后体现的是权力关系、利益博弈甚至价值理念的变化。根据变革力量来源和组织转型启动方式，可以将变革划分为内生式组织转型和外生式组织转型。内生式组织转型指的是当组织内价值取向朝着组织变革方向倾斜，且组织行动具有一定的自由度和较强的执行能力时所发生的组织变革过程。对于内生式组织变革来说，组织内部已经具有了转型的动力基础，当组织仅仅需要外部制度因素的许可时，组织变革就得以发生；相反，外生式组织变革的发生则必须依靠外部制度因素的压力。 在城市学院内部，其实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转型动力基础。尽管城市学院是以传统大学的挑战者这一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但他们根植于同样的自由教育的文化土壤，区别或许仅在于城市学院当中掺杂了些许现代科学技术教育的色彩。因此，城市学院从产生时期就携带着传统大学的“基因”，有着与传统大学相似的特质。用英国学者阿什比的观点来解释，城市大学的这种脱嵌在某种程度上是大学发展“内在逻辑”的结果。城市大学初创时期偏重职业性，是按需而设的，而随着不断发展变化，大学骨髓里透露出的学术本位倾向愈发显现，体现在大学的教学与科研职能当中。另外，城市学院初创期并不具备学位授予权和皇家特许状。对于保守的英国人来说没有学位授予权就等于没有受到上层社会的认可。这无疑深刻影响着城市学院的社会声望与进一步发展。然而，对于城市学院那些富有洞察力和前瞻性的领导者而言，他们都致力于突破发展瓶颈，带领整个组织在竞争体系中更上一层楼。
综上所述，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成为官方认可的正统大学，城市学院内部早已暗自酝酿起一股转型和脱嵌之力。组织转型的力场分析（force field analysis）理论认为，有两股相互对立的力量始终存在于组织中，当两股力量基本持平时，组织也处于惯性的准平衡状态；而当组织所处力场中的力量发生变化时，组织也会发生变化[15]。因此，城市学院的这种脱嵌式转型也就顺理成章了。
对于城市大学的脱嵌而言，外部制度因素的许可也是不可忽视的。在政治方面，英国有着浓厚的大学自治传统。在《大宪章》中就有规定，公民享有充分的自由权与合法权益，如果国王未经授权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公民有权反抗国王的统治。这就为英国大学自主自治的传统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制度保障。因此，城市大学向传统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靠拢，逐步形成脱嵌时，英国政府也并未多加干预。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看到英国城市大学的办学定位和发展使命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偏移与转向：从前期通过培养工商业所需的实用和技术型人才直接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服务，转变为通过高精尖的科学研究和学术产出争取为社会作出杰出贡献。其实，城市大学的使命和定位不再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或者说，城市大学依旧有社会服务的意识，只是这种服务成了纽曼强调的广义有用性上的社会功用性，充满了脱嵌的意味。
（三）脱嵌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城市大学的脱嵌从长远上来说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城市大学的脱嵌过程也确实给其带来了一系列压力与挑战。
首先，城市大学面临办学资金的压力。初期的城市学院承载了当地企业家的期待，企业家纷纷慷慨解囊，捐助大批资金资助城市学院的运营。这些资金也成为初期城市学院的重要经费来源。然而，好景不长，20世纪英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城市化率也仅略微上升。低迷的经济形势无形地加大了城市大学的财政压力。尽管城市大学努力寻求国家资助，但直至1889年保守党政府才同意拨款给曼彻斯特大学1800英磅，利物浦大学1500英磅，伯明翰大学、利兹大学和诺丁汉大学各1400英磅，布里斯托尔大学和谢菲尔德大学各1200英磅。与前文城市大学初创时动辄几十万英镑的捐赠资金对比，这个数字显然是杯水车薪。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校长史蒂夫·史密斯指出，由于英国高等教育的研究基金愈发集中，目前大约有40所大学完全以研究为导向，在未来几年内这一数字会进一步减少[16]。显而易见，转型后的城市大学无法持续获得殷实的办学资金。如何跨越这一障碍，是城市大学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城市大学转向纯粹的科研之路必定充满荆棘。
其次，英国城市大学脱嵌的时代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将城市大学置于全球领域，激烈的全球竞争无疑对城市大学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在与国际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和教学机构的较量中，城市大学很容易处于下风。如今，高等教育市场化趋势愈发明显。相应地，学生以及教师拥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他们与高等教育机构间的关系也更加商业化。对于城市大学来说，不仅有流失本土学生和优秀师资这一“内忧”，还有来自国际国内其他优秀大学竞争这一“外患”。就目前而言，尽管城市大学对英国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有着巨大贡献，但不可否认的是，城市大学仍处于英国大学第二梯队。如果城市大学不能及时适应全球化趋势和调整办学思路以提升自己的实力和社会声誉，那么极有可能淹没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中。
最后，全球性的挑战和社会问题——如老龄化、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就业、创新等——层出不穷，人们普遍对大学寄予厚望，希望大学肩负起服务和引领社会的神圣使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多次在高等教育白皮书中强调高等教育要为社会发展服务，要为国家创造财富。英国教育大臣克拉克甚至宣称：“我并不在意是否有中世纪研究的专家，那只有装饰的目的，国家没有理由资助这样的研究……大学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使英国的经济和社会能够应对全球变化对国家所形成的挑战”[17]。尽管这一看法有一些极端和狭隘，但却为那些仍固守“象牙塔”作风的大学敲响了警钟。城市大学的脱嵌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这一端倪。学者戈达德等人于2010年开展了一项在线问卷调查，旨在探究在位于3个英国城市（布里斯托尔、纽卡斯尔以及谢菲尔德）的6所大学的教师心目中对于高校的研究工作以及其他的外联活动（如决策咨询、专业实践等）给社会带来的学术或非学术影响的具体看法。结果显示，近80%的教师认为自己的研究主要是对自身学科的发展有贡献；而在教师們的心目中，科学研究对于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的贡献是次要的。尽管这一想法在某种程度上能让教师们更专注于纯粹的科学研究，不受外界利益的驱动。但值得警醒的是，对于现代大学来说，服务社会是不可避免的话题。
四、城市大学摆脱困境的对策——再嵌入
正如上文分析，实现脱嵌的过程会给城市大学组织带来种种困难与挑战，那么城市大学究竟应该走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呢？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才能实现良性过渡？怎样做才能使自身在全球化和国际化的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在笔者看来，再嵌入观念似乎是促使城市大学摆脱发展困境的一剂良药。对于城市大学而言，实现再嵌入的核心就在于重新立足于社会实际需要，强调社会参与和社会服务的理念。 近年来，学者们对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认识不断加深，申明参与（engagement）是现代大学发展的必然走向。何谓参与？美国公共和赠地大学理事会作出了几点说明。第一，参与是一种跨越教学、研究和服务的学术形式。第二，參与意味着互惠。第三，参与将大学的科学知识与社区的经验知识混合起来，建立共同学习的环境。第四，参与是一种实践，使教师能够成为更好的学者，提高学生的学习经验，增加机构对外部人员的影响。其实，现代大学作为社会的重要机构之一，理应肩负起服务社会的使命。学者阿什比指出：“如今在所有的社会组织机构中，能胜任人类远大目标的指导任务和人类利益的管理任务的，似乎以大学最为适宜。如果这是大学恰如其分的职能，那么，大学为公众服务最需要的工作……是把大学独具的多类学科的多种智慧，用到解决适应社会变化的研究中去”[18]。我们不难发现，当代大学的价值是充分利用自身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优势，肩负起社会引领者的角色；而社会参与和服务既是大学的先进理念的体现，也是大学实现这一使命的重要战略。
约翰·戈达德还进一步提出了参与型城市大学的概念，是指“那些能为社会提供机会的大学。它以一种整体的而非碎片化的形式参与到周围的环境中去……尽管城市大学在全球层面运作，但他们深知正是自身的定位成就了今天的他们”[19]。其实，参与型城市大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强烈的区域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而这种参与是深深嵌入到它的核心使命——教学与科研当中的。具体来说，在城市大学内部，社会服务和城市参与是嵌入大学的各项活动之中的，而不是自成体系的。教学、科研与服务，无论是两两重叠交叉，还是三者的共同交叉，都将产生新的组织功能，激发组织活力，产生“1 1>2”的效应。大学领导层的关注点在于营造一个有利环境，以促使各领域的成功。因此，城市大学与社会的边界是弹性的，当大学持续地对社会的需求做出回应时，他们的界限也会随之改变。
其实，重申城市参与这一概念对于城市大学来说，正是实现再嵌入的过程，反映的是大学组织在经历脱嵌之后，在新环境下作出的重大的组织发展决策。这种再嵌入，在许多方面已经不再等同于初始的嵌入了。其中最主要的一点便是大学的自主性已发生改变。初期的嵌入，是城市工商业发展的迫切需求和传统大学实用人才培养造成的巨大缺口这两大因素共同造成的。城市学院“临危受命”，肩负起培养职业技术型人才的使命，以解城市工商业发展的燃眉之急。可以说，城市学院是时代需求的产物。而今的这种再嵌入，意味着城市学院与社会的关系再次转变，不仅是回归嵌入状态，更是嵌入基础上的升华。城市学院不仅仅立足于当地工商业的发展状况，还应肩负起社会能量站和服务站的角色，立足地方，面向全球。其实，社会服务是现代大学的职能的基本要求，也是大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正因为大学无可比拟的重要性，成就了大学的当代价值。另外，服务城市也是英国城市大学的理性选择。一方面可以独辟蹊径地赶超位于第一梯队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另一方面也是一所“负责任的”大学应有的思想觉悟。总之，实现再嵌入不失为城市大学新时期下的一种明智决策。
注释：
①本文研究的城市大学，是指19世纪中后期出现在英国的城市学院，他们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为具有地方大学性质的城市大学。为反映不同时期的名称变化，本文将依据具体情境，灵活运用“城市学院”和“城市大学”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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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许方舟 校对 朱婷婷
关键词：英国；城市大学；嵌入；大学职能
美国著名学者欧内斯特博耶（Ernest L.Boyer）曾指出，一所办学有成效的大学必须负有明确的使命[1]。大学使命是大学精神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大学的核心价值的集中体现。大学使命的变迁不仅仅是一种言语方式的变化，而且具有非常丰富的教育学和社会学意涵。
从历史上看，英国城市大学①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城市大学是城市工商业发展的产物，顺应了工业化社会的发展需求。从诞生之日起，城市大学就肩负着培养实用型人才和服务城市经济发展的重任。这是一条完全不同于传统英国大学的发展道路，城市大学表现出明显的“重术轻学”取向。然而，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加剧，由于所处的环境和背景已发生深刻变化，城市大学似乎偏离了初始航线，在使命和定位上向传统大学倾斜和靠拢。其实，城市大学的定位与使命转变背后体现的是区域乃至国家经济与社会转型的缩影及微观基础。那么，城市大學是如何一步步实现这种使命转移和角色转变的呢？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大学将面临哪些组织挑战？他们又可以采取什么策略来规避这些风险呢？
一、主要理论分析工具：嵌入性理论
“嵌入”（embededness）的概念最早是由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其著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提出，是用以阐明市场以及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理论工具。波兰尼认为，无论人类处于经济社会化发展的哪个阶段，经济都不是独立存在的系统，而是与具体的社会背景结合在一起的，即经济并非像经济理论中说的那样纯粹出于理性计算，而是从属于特定的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个体行动者既不外在于社会环境，也不固守于其既有的社会规则与信条之中，而是“嵌入”于具体的、当前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嵌入”这一概念强调了经济活动的社会情境性，也就是说“人类的经济活动总是‘嵌含’于社会之中，且无法从中‘脱嵌’”[2]。在波兰尼的语境下，只有永恒的嵌入和虚假的脱嵌，而他所提出的脱嵌则不过是“用以阐明其主张的技巧性措辞”[3]。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嵌入程度和嵌入关系的一种改变。总之，波兰尼的“嵌入”强调的是社会对经济活动的塑造作用。
美国新经济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继承并发展了波兰尼的嵌入理论，他认为“嵌入”是经济活动的现有社会模式的情景联结，它广泛存在于各种社会形态中。嵌入会形成行动者之间的嵌入关系，使组织间充满信任与联系，而不仅仅依靠合同制约。格兰诺维特把嵌入分为关系嵌入（relational embededness）和结构嵌入（structural embededness）两种方式。前者指关系双方通过网络中的相互联系来获取信息收益，可进一步细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后者是指组织之间通过与第三方建立的关系进行连接形成的关联结构。还有一些新经济社会学家认为，嵌入性还包括一些其他概念，如“文化嵌入性”“政治嵌入性”“认知嵌入性”等。
社会学家吉登斯运用“脱嵌-再嵌入”的概念来分析现代社会制度和社会变革。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断裂”性（discontinuities），即“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而脱嵌/脱域则是现代性的动力之一，能促使现代社会从传统社会制度中脱离。具体而言，脱嵌指的是“将社会关系从当地互动的地方场景中脱离开来的过程”[4]；再嵌入则与脱嵌相对立，意为：“重新转移或重新构造已脱域的社会关系，以便使这些关系（不论是局部性的或暂时性的）与地域性的时空条件相契合”。
贝克进一步将“脱嵌-再嵌入”这组概念运用于个体化层面，分析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处境等方面的变化。脱嵌指“个体从传统社会范畴束缚（家庭、阶级等）下抽离、解放出来”[5]，成为游动的个体以及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单元。再嵌入指“新的整合形式和控制形式出现，个体被重新整合进某种纽带或社会体系当中。”[6]
综上可见，嵌入、脱嵌和再嵌入反映的都是不同组织或个体在不同的环境下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转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借鉴“嵌入-脱嵌”的概念框架，分析英国城市大学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使命定位和组织特征。研究发现，创办初期的英国城市学院表现出鲜明的社会嵌入性，根据经济发展的需求制定人才培养的目标和方向。而从20世纪初期起，城市学院不断转型，试图从城市领域抽离，城市的实际需求不再是城市大学办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城市大学的办学定位和职能观发生了改变，表现出回归传统和脱嵌的倾向。然而，在知识经济时代，城市大学面临多方压力，必须及时调试自身定位，以应对各项挑战，而实现再嵌入不失为良策。
二、英国城市学院的“嵌入性”特征
英国城市大学从19世纪中叶的城市学院时期，就选择了一条与诸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古典大学大相径庭的发展道路，“这些新建的城市学院不同于传统的大学，带有较强的职业教育性质，注重培养企业经理、设计师、工业技术人员和推销员，强调为地方经济服务”[7]。而英国的老牌大学截然相反，在招生方面，“出身、地位低下的学生实际上被排除在校门之外”[8]；在人才培养目标方面，“旨在通过大学教育培养绅士阶层，而不是某种特殊的世俗行业或职业人士”[9]。这样看来，城市大学在价值取向上似乎更重视职业性，而非学术性；更重视学生专业技能和应用能力的培养，而非高深学问和科学研究。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19世纪中期的英国出现了这样一批独树一帜的嵌入型大学呢？其实，城市学院的出现正是受到了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影响。而这些社会性因素的影响，也使得城市学院表现出鲜明的社会嵌入性。 （一）经济嵌入性
对于英国城市大学来说，经济嵌入是指大学组织并非独立于经济社会环境，必然会受到时代经济的影响。自18世纪中期起，英国便启动了工业化的进程。而这一场旷日持久的生产力变革，使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英国工业化发展势头迅猛，高速的发展进程使得英国各中小城市的经济实力不断增长，也加速了英国的城市化进程。然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职业人才和技术工人的大量短缺。一方面，传统的学徒制的技术教育存在低效、人才培养质量参差不齐等劣势，难以满足时代需求；另一方面，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为代表的英国传统大学有着根深蒂固的保守性与宗教性，没有及时对工业革命作出反应，更毋论为城市经济发展输送大批实用型人才。因此，英国社会亟需一股新力量，肩负起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担——城市学院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
除了受经济影响，城市学院所处城市的工业特色也影响其发展方向。具体来说，城市学院往往因地制宜，结合所在城市的工业特色开展课程和教学活动。如利物浦学院依托利物浦曾经的工业码头优势和海上贸易资源，大力发展航海业，设立了海洋学、造船、冶金等相关专业，后来利物浦学院成为了著名的航海业研究中心。其他城市学院也积极结合城市经济特色办学，利兹学院成为纺织业研究中心，伯明翰学院成为酿酒业研究中心，谢菲尔德学院成为钢铁业研究中心等。城市学院与城市的关系是双向的、互动的，“润滑油、煤矿抽水机、钒钢、镀铬皮革、煤气取暖器、火花塞、電台调潜、乳酷肥皂、啤酒、四冲程发动机等工艺和产品的开发与改进，都由于城市学院或大学的科研而取得了很大成效”[10]。总之，城市学院的创办与发展，不单单代表了自身的发展轨迹，更是城市和社会经济的微观缩影。
（二）政治嵌入性
对于城市学院来说，政治嵌入指社会政治环境、权力结构、资源和机会分配（尤指分配不均）等因素对学院的塑造作用。城市学院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在19世纪中期以前，英国的教育被英国国教会垄断，很多非国教派成员在生活和教育方面受到多重压迫。正如上文提到的，工业革命促进了大中小城市的经济发展，相应地，也为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日益崛起的中产阶级，不仅代表着新的收入群体，还建构了符合其社会阶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他们要求在公共领域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及其他基本权利。城市学院无疑成为中产阶级在教育领域权利扩大的体现。城市学院主要面向中产阶级，服务中产阶级，依据中产阶级需求调整办学。因此，不难看出城市学院的兴起和办学体现出鲜明的政治嵌入性。具体表现如下：其一，城市学院的办学资金主要来源于当地实业家和企业家的支持。例如，欧文斯学院的建立就得益于曼彻斯特的纺织商人约翰·欧文斯捐赠的10 万英镑，而这笔捐赠也成为了欧文斯学院的一笔重要启动资金。据统计，截至1905年，各主要城市学院的建筑物价值和捐赠基金总数分别是：曼彻斯特大学86万英镑，利兹大学45.6万英镑，谢菲尔德大学29.37万英镑，这些巨额资金主要来源于工业和商业地区的中产阶级[11]。其二，城市学院的办学目标和方向也主要依据中产阶级的需求而定。例如，伯明翰学院在创办时就提出办学方向应“促进全面系统的教育和训练，使之适合于英格兰中部地区的制造业和工业在实践、机械和艺术方面的需求……取消纯文学的教育和训练以及全部神学教学”[12]。其三，在城市学院的生源中，商人及商人子女占了很大比重。据统计，1867年的欧文斯学院学生中，65%来自中产阶级家庭，1893年的伯明翰大学学生有53%出身于中产阶级。[13]
（三）文化嵌入性
对于城市学院而言，文化嵌入是指城市学院深受英国文化影响。具体来说，是嵌入于相对宽松的英国宗教氛围。这也就是说英国的城市大学是深受自由宽松的宗教氛围影响的。一直以来，英国国教会对社会都有着绝对的控制权，非国教人员受到多重压迫。到了19世纪，以《天主教解放法》为开端，国教派的正统地位发生了变化，多种宗教开始活跃，逐步实现宗教自由。对于城市学院来说，宗教自由也打破了国家宗教对教育的垄断，使得城市学院的产生成为可能。具体来说，这种文化嵌入主要体现在城市学院的课程设置方面。城市学院不必效忠于宗教神学，而是成为“没有上帝的学校”，立足于社会的实际需求，培养工业社会所需的实用型人才。
三、城市大学“脱嵌”：转型、困境与挑战
（一）脱嵌的城市大学
城市学院的初期定位是以职业教育和科学技术教育为核心的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因此建校后并不具备传统大学的学位授予权，也就未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受社会认可的高等教育机构，更难以与英国古典大学相抗衡。到了20世纪初期，这一局面有所改变。城市学院开始试图从地方场景中脱离，从地方型学院转向综合性大学，一步步向传统大学靠拢，开启了脱嵌进程。这种变化直观反映在三个方面。第一，学校名称的改变。许多城市学院在20世纪初，升格成为大学，详情参见表1。“只要一升格为完全的大学，就会迫不及待地放弃与职业技术相关的课程，而向传统大学的学术标准看齐”[14]。因此，相应地，第二个明显的表现在于课程方面的变化。升格后的城市大学不断增设人文社会课程，开展人文教育。例如，利物浦学院在这一时期就开设了英国语言与文学、法学、历史学等人文课程。第三，重视基础科学研究。这一时期很多城市学院都注重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并创造了辉煌的学术成就。其中部分城市学院不仅在后来发展成为享誉世界的研究型大学，还培养出了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从重视职业训练到加强基础研究，从关注专业教育到加强自由教育，种种迹象表明，城市大学的定位已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转变，在脱嵌之路上留下一个个脚印。
（二）脱嵌与内生式组织转型
从应用型城市学院到综合性城市大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组织转型的过程。组织转型并非凭空而来，背后体现的是权力关系、利益博弈甚至价值理念的变化。根据变革力量来源和组织转型启动方式，可以将变革划分为内生式组织转型和外生式组织转型。内生式组织转型指的是当组织内价值取向朝着组织变革方向倾斜，且组织行动具有一定的自由度和较强的执行能力时所发生的组织变革过程。对于内生式组织变革来说，组织内部已经具有了转型的动力基础，当组织仅仅需要外部制度因素的许可时，组织变革就得以发生；相反，外生式组织变革的发生则必须依靠外部制度因素的压力。 在城市学院内部，其实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转型动力基础。尽管城市学院是以传统大学的挑战者这一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但他们根植于同样的自由教育的文化土壤，区别或许仅在于城市学院当中掺杂了些许现代科学技术教育的色彩。因此，城市学院从产生时期就携带着传统大学的“基因”，有着与传统大学相似的特质。用英国学者阿什比的观点来解释，城市大学的这种脱嵌在某种程度上是大学发展“内在逻辑”的结果。城市大学初创时期偏重职业性，是按需而设的，而随着不断发展变化，大学骨髓里透露出的学术本位倾向愈发显现，体现在大学的教学与科研职能当中。另外，城市学院初创期并不具备学位授予权和皇家特许状。对于保守的英国人来说没有学位授予权就等于没有受到上层社会的认可。这无疑深刻影响着城市学院的社会声望与进一步发展。然而，对于城市学院那些富有洞察力和前瞻性的领导者而言，他们都致力于突破发展瓶颈，带领整个组织在竞争体系中更上一层楼。
综上所述，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成为官方认可的正统大学，城市学院内部早已暗自酝酿起一股转型和脱嵌之力。组织转型的力场分析（force field analysis）理论认为，有两股相互对立的力量始终存在于组织中，当两股力量基本持平时，组织也处于惯性的准平衡状态；而当组织所处力场中的力量发生变化时，组织也会发生变化[15]。因此，城市学院的这种脱嵌式转型也就顺理成章了。
对于城市大学的脱嵌而言，外部制度因素的许可也是不可忽视的。在政治方面，英国有着浓厚的大学自治传统。在《大宪章》中就有规定，公民享有充分的自由权与合法权益，如果国王未经授权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公民有权反抗国王的统治。这就为英国大学自主自治的传统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制度保障。因此，城市大学向传统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靠拢，逐步形成脱嵌时，英国政府也并未多加干预。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看到英国城市大学的办学定位和发展使命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偏移与转向：从前期通过培养工商业所需的实用和技术型人才直接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服务，转变为通过高精尖的科学研究和学术产出争取为社会作出杰出贡献。其实，城市大学的使命和定位不再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或者说，城市大学依旧有社会服务的意识，只是这种服务成了纽曼强调的广义有用性上的社会功用性，充满了脱嵌的意味。
（三）脱嵌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城市大学的脱嵌从长远上来说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城市大学的脱嵌过程也确实给其带来了一系列压力与挑战。
首先，城市大学面临办学资金的压力。初期的城市学院承载了当地企业家的期待，企业家纷纷慷慨解囊，捐助大批资金资助城市学院的运营。这些资金也成为初期城市学院的重要经费来源。然而，好景不长，20世纪英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城市化率也仅略微上升。低迷的经济形势无形地加大了城市大学的财政压力。尽管城市大学努力寻求国家资助，但直至1889年保守党政府才同意拨款给曼彻斯特大学1800英磅，利物浦大学1500英磅，伯明翰大学、利兹大学和诺丁汉大学各1400英磅，布里斯托尔大学和谢菲尔德大学各1200英磅。与前文城市大学初创时动辄几十万英镑的捐赠资金对比，这个数字显然是杯水车薪。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校长史蒂夫·史密斯指出，由于英国高等教育的研究基金愈发集中，目前大约有40所大学完全以研究为导向，在未来几年内这一数字会进一步减少[16]。显而易见，转型后的城市大学无法持续获得殷实的办学资金。如何跨越这一障碍，是城市大学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城市大学转向纯粹的科研之路必定充满荆棘。
其次，英国城市大学脱嵌的时代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将城市大学置于全球领域，激烈的全球竞争无疑对城市大学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在与国际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和教学机构的较量中，城市大学很容易处于下风。如今，高等教育市场化趋势愈发明显。相应地，学生以及教师拥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他们与高等教育机构间的关系也更加商业化。对于城市大学来说，不仅有流失本土学生和优秀师资这一“内忧”，还有来自国际国内其他优秀大学竞争这一“外患”。就目前而言，尽管城市大学对英国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有着巨大贡献，但不可否认的是，城市大学仍处于英国大学第二梯队。如果城市大学不能及时适应全球化趋势和调整办学思路以提升自己的实力和社会声誉，那么极有可能淹没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中。
最后，全球性的挑战和社会问题——如老龄化、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就业、创新等——层出不穷，人们普遍对大学寄予厚望，希望大学肩负起服务和引领社会的神圣使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多次在高等教育白皮书中强调高等教育要为社会发展服务，要为国家创造财富。英国教育大臣克拉克甚至宣称：“我并不在意是否有中世纪研究的专家，那只有装饰的目的，国家没有理由资助这样的研究……大学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使英国的经济和社会能够应对全球变化对国家所形成的挑战”[17]。尽管这一看法有一些极端和狭隘，但却为那些仍固守“象牙塔”作风的大学敲响了警钟。城市大学的脱嵌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这一端倪。学者戈达德等人于2010年开展了一项在线问卷调查，旨在探究在位于3个英国城市（布里斯托尔、纽卡斯尔以及谢菲尔德）的6所大学的教师心目中对于高校的研究工作以及其他的外联活动（如决策咨询、专业实践等）给社会带来的学术或非学术影响的具体看法。结果显示，近80%的教师认为自己的研究主要是对自身学科的发展有贡献；而在教师們的心目中，科学研究对于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的贡献是次要的。尽管这一想法在某种程度上能让教师们更专注于纯粹的科学研究，不受外界利益的驱动。但值得警醒的是，对于现代大学来说，服务社会是不可避免的话题。
四、城市大学摆脱困境的对策——再嵌入
正如上文分析，实现脱嵌的过程会给城市大学组织带来种种困难与挑战，那么城市大学究竟应该走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呢？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才能实现良性过渡？怎样做才能使自身在全球化和国际化的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在笔者看来，再嵌入观念似乎是促使城市大学摆脱发展困境的一剂良药。对于城市大学而言，实现再嵌入的核心就在于重新立足于社会实际需要，强调社会参与和社会服务的理念。 近年来，学者们对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认识不断加深，申明参与（engagement）是现代大学发展的必然走向。何谓参与？美国公共和赠地大学理事会作出了几点说明。第一，参与是一种跨越教学、研究和服务的学术形式。第二，參与意味着互惠。第三，参与将大学的科学知识与社区的经验知识混合起来，建立共同学习的环境。第四，参与是一种实践，使教师能够成为更好的学者，提高学生的学习经验，增加机构对外部人员的影响。其实，现代大学作为社会的重要机构之一，理应肩负起服务社会的使命。学者阿什比指出：“如今在所有的社会组织机构中，能胜任人类远大目标的指导任务和人类利益的管理任务的，似乎以大学最为适宜。如果这是大学恰如其分的职能，那么，大学为公众服务最需要的工作……是把大学独具的多类学科的多种智慧，用到解决适应社会变化的研究中去”[18]。我们不难发现，当代大学的价值是充分利用自身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优势，肩负起社会引领者的角色；而社会参与和服务既是大学的先进理念的体现，也是大学实现这一使命的重要战略。
约翰·戈达德还进一步提出了参与型城市大学的概念，是指“那些能为社会提供机会的大学。它以一种整体的而非碎片化的形式参与到周围的环境中去……尽管城市大学在全球层面运作，但他们深知正是自身的定位成就了今天的他们”[19]。其实，参与型城市大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强烈的区域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而这种参与是深深嵌入到它的核心使命——教学与科研当中的。具体来说，在城市大学内部，社会服务和城市参与是嵌入大学的各项活动之中的，而不是自成体系的。教学、科研与服务，无论是两两重叠交叉，还是三者的共同交叉，都将产生新的组织功能，激发组织活力，产生“1 1>2”的效应。大学领导层的关注点在于营造一个有利环境，以促使各领域的成功。因此，城市大学与社会的边界是弹性的，当大学持续地对社会的需求做出回应时，他们的界限也会随之改变。
其实，重申城市参与这一概念对于城市大学来说，正是实现再嵌入的过程，反映的是大学组织在经历脱嵌之后，在新环境下作出的重大的组织发展决策。这种再嵌入，在许多方面已经不再等同于初始的嵌入了。其中最主要的一点便是大学的自主性已发生改变。初期的嵌入，是城市工商业发展的迫切需求和传统大学实用人才培养造成的巨大缺口这两大因素共同造成的。城市学院“临危受命”，肩负起培养职业技术型人才的使命，以解城市工商业发展的燃眉之急。可以说，城市学院是时代需求的产物。而今的这种再嵌入，意味着城市学院与社会的关系再次转变，不仅是回归嵌入状态，更是嵌入基础上的升华。城市学院不仅仅立足于当地工商业的发展状况，还应肩负起社会能量站和服务站的角色，立足地方，面向全球。其实，社会服务是现代大学的职能的基本要求，也是大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正因为大学无可比拟的重要性，成就了大学的当代价值。另外，服务城市也是英国城市大学的理性选择。一方面可以独辟蹊径地赶超位于第一梯队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另一方面也是一所“负责任的”大学应有的思想觉悟。总之，实现再嵌入不失为城市大学新时期下的一种明智决策。
注释：
①本文研究的城市大学，是指19世纪中后期出现在英国的城市学院，他们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为具有地方大学性质的城市大学。为反映不同时期的名称变化，本文将依据具体情境，灵活运用“城市学院”和“城市大学”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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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许方舟 校对 朱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