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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历史时期，美国人的中国形象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自然也呈现出不同的形象认知。总体上看，美国对近代中国形象的认知，主要是从历史与文化的维度出发；对现代中国形象的认知，则主要是从意识形态、国家行为与国家实力的维度出发。
历史与文化认知中的近代中国形象
美国人早期的中国形象主要来自于他们的欧洲先辈们对16世纪到18世纪中期中国的记述，来自诸如《马可·波罗游记》与《曼德维尔游记》对中国广博与富饶的描述，来自西方传教士门多萨(Mendoza)和利玛窦(MatteoRicci)对“大中华帝国”形象的塑造。这是中国形象被美化的时期，中国在美国人眼中是一个繁荣、富饶、强大的东方帝国。然而，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民主、自由思潮在欧洲的兴起以及中国封建帝国的日益赢弱，在欧洲的很多著作中，中国被逐渐描述成为一个邪恶、堕落、贫穷与专制的鸦片帝国。这种形象也影响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与看法，但在美国人眼中和美国学者的著作中，却依然饱含了对中国社会的同情、道义和拯救元素，这在美国的对华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美国探险家威廉·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在1888年到1890年对中国进行了历经数年的考察。1891年，柔克义完成了《喇嘛的国度：中国、蒙古与西藏游记》一书。在他的眼中，中国像一块纯朴的圣土，西藏是佛教的香格里拉。他说：“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胜过在美国五十年。”他的这部作品也极大地激发了汉学家、探险家、传教士们对中国的兴致，大批探险家和传教士接踵而至。1898年，柔克义由探险家变成了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官，成为时任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远东顾问。他推动美国政府在1898年和1900年两次颁布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柔克义和海约翰均认为，“门户开放”政策既使得美国在列强对华竞争中不落人后，又是“一项相当有魄力的外交政策，它在客观上承认和维护了中国主权的完整”。在他们眼中，中国是美国应施加善意的对象，美国应用其无私来拯救这片香格里拉。这种观念也影响了海约翰和柔克义的继任者们，因此也就出现了，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获得巨额赔款的美国，将所获大部分庚子赔款用于对中国教育文化的支持与改造基金。1909年起，美国退回部分赔款，充作中国留美学习基金。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清朝灭亡以后，美国继续利用庚子赔款选拔留学生。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这些早期的留学生对中国的“西学东渐”和中国近现代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旅居美国的中国人，对塑造美国人对中国的良好形象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他们虽然身在异乡，但与许多旅美的欧洲人相比，多数对自己的祖国并没有恶意，他们向当地的美国人宣传中国的文化和乡土风情，他们对祖国深怀感情，对祖国取得的任何成就和进步而感到鼓舞。例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向美国人展示了中国社会独特的“差序格局”与皇权和绅权两级重构下的社会制度。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所描述的中国人“老成温顺、遇事隐忍”，虽然有世故、消极、守旧的一面，但爱好和平、知足而又幽默；等级、专制、腐败官宦与乡绅制度统治下，更多的民众表现出的是温良纯朴、追求的是精神上的知足常乐。他们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时期是会来的，改革的进程一定是缓慢而费力，但是这进程随时可以发动。不可目睹，而贯穿于上下社会阶层，它的进展情状将如天之将晓。一个时期暂时的仍将为丑恶与痛苦，但是过了这片刻，将为安静美丽纯朴，这安静美丽纯朴即为古代中国之特色者，但是更进于此也还有公正的司法。比之这个法治乐土上的人民，我们现在这一代好似黄昏里的孩童……作者但望国人勇于希望，因为希望即是生存。”
而在当时美国的大学中，有关中国文化的研究也主要由那些曾经在中国获得愉快经历的美国学者来主持，他们为中国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民族传统文化所吸引。在他们的著作中，同样充满了对中国的同情态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曾在中国前后旅居达40年之久，其获奖作品《大地》中的主人公阿兰代表了中国一代传统妇女形象，作者在描写阿兰的痛苦与美德时，也向美国读者展现了阿兰坚强不屈的独立人格。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K Fairbank)被视为中国学研究的泰斗级人物，他因同情中国以及站在中国人的视角研究中国问题而闻名。这些对中国的友好人士，塑造了中国的不屈与希望形象，激发了几代美国人对中国的同情与向往。
意识形态、国家行为与国家实力交织下的现代中国形象
与近代认知中国的角度不同，美国人看待现代中国的视角和基点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步褪去了理想化的色彩，加入了更多现实国际政治的逻辑和因素。
中美在二战反法西斯战争中结为同盟，取得了对日作战的胜利。但国民政府的腐败不堪让渴望新生的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这对美国人而言，中国诞生社会主义、中苏结盟让他们无法理解，他们认为近半个世纪来的“释放善意”似乎并未得到应有回报，中国本应成为美国战后在亚洲最理想的盟友。朝鲜战争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挫败感，美国国内也发出了“谁丢掉了中国”的质疑。“麦卡锡主义者”们也借此诋毁中国的形象，美国学者理查德·沃克(Richard Walker)所著的《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极力渲染中国的极权政治形象，中美的民间交流也因两国的对抗而基本中断。中国的形象虽然在尼克松访华时期由于中美的接近而有所好转，但并没有改变两国意识形态的敌对状态。
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人眼里，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使中国迅速地变成一个西方化的国家，好像几个世纪以来传教士的基督化中国、商人的市场化中国、政客的民主化中国的神话，一时间都可能成为现实。然而中国并未向苏东国家一样实现西方所预想的体制转变。在美国人眼中，“专制”的中国在“历史终结”的氛围中不可能在未来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竞争中取得成功。而新生的俄罗斯则可能成为21世纪的民主样板，从而最终证明美国所引领的西方社会制度取得对后苏联时代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但是“中国崩溃论”很快在中国迅速发展以及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断裂中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威胁论”：美国学者借助几个世纪以来的“权力转移”理论和大国均势经验，断定中国必然在未来的崛起中寻求霸权，进而损害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利益。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追求和平发展道路和承担国际责任的一系列国际行为，让美国人认识到，中国在成为国际社会的建设者而非挑战者。2005年以来，“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美G2”、“中美国”(Chimerica)等概念的出现，尽管其背后有美国自身的利益考量，但这些言论也从侧面印证了中国形象的变化，即中国有可能并在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在未来国际社会中的责任。2009年，中美关系“高开高走”，然而2010年以来，中美关系则多了几分“复杂多变”，这说明中美两国将继续在复杂的情感和评价维度下不断调试着认识对方，并影响着双边关系的进程。
上述美国对中国形象认知的历史变迁启示我们，为了让美国，也包括其他国家，对当代中国形象的认知更加客观和全面，我们可以继续以下两方面的努力。第一，鼓励国内学者和媒体在对外介绍中国、报道中国时，提供更多的“中国视角”。中国毕竟与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拥有不同质的文化，需要有不同的范式对其进行认识，在运用“中国方法”解剖中国文化上，我们应该有这份自信和自觉。第二，加强中外民间交往和文化交流。政府层面的对外交流当然有其优势，例如力度大、短期效果明显等，但辅以民间交流尤其是文化交流，则有利于培养中外之间持续的了解和理解，有利于拓宽外部世界了解中国的渠道，不断积累认知和善意。只有多积累一分善意，多增加一些了解，才可以少一分误解，多一分真实。
或许，中国很难或者不可能让所有美国民众理解并支持中国，但是却可以用行动让更多的美国民众不反感、不反对中国。在中国自身不断全面发展、与国际社会互动更加紧密的今天，美国，包括其他国家，认知中国的维度将更加开阔，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也完全可以更加客观。
历史与文化认知中的近代中国形象
美国人早期的中国形象主要来自于他们的欧洲先辈们对16世纪到18世纪中期中国的记述，来自诸如《马可·波罗游记》与《曼德维尔游记》对中国广博与富饶的描述，来自西方传教士门多萨(Mendoza)和利玛窦(MatteoRicci)对“大中华帝国”形象的塑造。这是中国形象被美化的时期，中国在美国人眼中是一个繁荣、富饶、强大的东方帝国。然而，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民主、自由思潮在欧洲的兴起以及中国封建帝国的日益赢弱，在欧洲的很多著作中，中国被逐渐描述成为一个邪恶、堕落、贫穷与专制的鸦片帝国。这种形象也影响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与看法，但在美国人眼中和美国学者的著作中，却依然饱含了对中国社会的同情、道义和拯救元素，这在美国的对华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美国探险家威廉·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在1888年到1890年对中国进行了历经数年的考察。1891年，柔克义完成了《喇嘛的国度：中国、蒙古与西藏游记》一书。在他的眼中，中国像一块纯朴的圣土，西藏是佛教的香格里拉。他说：“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胜过在美国五十年。”他的这部作品也极大地激发了汉学家、探险家、传教士们对中国的兴致，大批探险家和传教士接踵而至。1898年，柔克义由探险家变成了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官，成为时任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远东顾问。他推动美国政府在1898年和1900年两次颁布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柔克义和海约翰均认为，“门户开放”政策既使得美国在列强对华竞争中不落人后，又是“一项相当有魄力的外交政策，它在客观上承认和维护了中国主权的完整”。在他们眼中，中国是美国应施加善意的对象，美国应用其无私来拯救这片香格里拉。这种观念也影响了海约翰和柔克义的继任者们，因此也就出现了，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获得巨额赔款的美国，将所获大部分庚子赔款用于对中国教育文化的支持与改造基金。1909年起，美国退回部分赔款，充作中国留美学习基金。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清朝灭亡以后，美国继续利用庚子赔款选拔留学生。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这些早期的留学生对中国的“西学东渐”和中国近现代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旅居美国的中国人，对塑造美国人对中国的良好形象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他们虽然身在异乡，但与许多旅美的欧洲人相比，多数对自己的祖国并没有恶意，他们向当地的美国人宣传中国的文化和乡土风情，他们对祖国深怀感情，对祖国取得的任何成就和进步而感到鼓舞。例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向美国人展示了中国社会独特的“差序格局”与皇权和绅权两级重构下的社会制度。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所描述的中国人“老成温顺、遇事隐忍”，虽然有世故、消极、守旧的一面，但爱好和平、知足而又幽默；等级、专制、腐败官宦与乡绅制度统治下，更多的民众表现出的是温良纯朴、追求的是精神上的知足常乐。他们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时期是会来的，改革的进程一定是缓慢而费力，但是这进程随时可以发动。不可目睹，而贯穿于上下社会阶层，它的进展情状将如天之将晓。一个时期暂时的仍将为丑恶与痛苦，但是过了这片刻，将为安静美丽纯朴，这安静美丽纯朴即为古代中国之特色者，但是更进于此也还有公正的司法。比之这个法治乐土上的人民，我们现在这一代好似黄昏里的孩童……作者但望国人勇于希望，因为希望即是生存。”
而在当时美国的大学中，有关中国文化的研究也主要由那些曾经在中国获得愉快经历的美国学者来主持，他们为中国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民族传统文化所吸引。在他们的著作中，同样充满了对中国的同情态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曾在中国前后旅居达40年之久，其获奖作品《大地》中的主人公阿兰代表了中国一代传统妇女形象，作者在描写阿兰的痛苦与美德时，也向美国读者展现了阿兰坚强不屈的独立人格。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K Fairbank)被视为中国学研究的泰斗级人物，他因同情中国以及站在中国人的视角研究中国问题而闻名。这些对中国的友好人士，塑造了中国的不屈与希望形象，激发了几代美国人对中国的同情与向往。
意识形态、国家行为与国家实力交织下的现代中国形象
与近代认知中国的角度不同，美国人看待现代中国的视角和基点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步褪去了理想化的色彩，加入了更多现实国际政治的逻辑和因素。
中美在二战反法西斯战争中结为同盟，取得了对日作战的胜利。但国民政府的腐败不堪让渴望新生的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这对美国人而言，中国诞生社会主义、中苏结盟让他们无法理解，他们认为近半个世纪来的“释放善意”似乎并未得到应有回报，中国本应成为美国战后在亚洲最理想的盟友。朝鲜战争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挫败感，美国国内也发出了“谁丢掉了中国”的质疑。“麦卡锡主义者”们也借此诋毁中国的形象，美国学者理查德·沃克(Richard Walker)所著的《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极力渲染中国的极权政治形象，中美的民间交流也因两国的对抗而基本中断。中国的形象虽然在尼克松访华时期由于中美的接近而有所好转，但并没有改变两国意识形态的敌对状态。
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人眼里，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使中国迅速地变成一个西方化的国家，好像几个世纪以来传教士的基督化中国、商人的市场化中国、政客的民主化中国的神话，一时间都可能成为现实。然而中国并未向苏东国家一样实现西方所预想的体制转变。在美国人眼中，“专制”的中国在“历史终结”的氛围中不可能在未来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竞争中取得成功。而新生的俄罗斯则可能成为21世纪的民主样板，从而最终证明美国所引领的西方社会制度取得对后苏联时代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但是“中国崩溃论”很快在中国迅速发展以及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断裂中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威胁论”：美国学者借助几个世纪以来的“权力转移”理论和大国均势经验，断定中国必然在未来的崛起中寻求霸权，进而损害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利益。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追求和平发展道路和承担国际责任的一系列国际行为，让美国人认识到，中国在成为国际社会的建设者而非挑战者。2005年以来，“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美G2”、“中美国”(Chimerica)等概念的出现，尽管其背后有美国自身的利益考量，但这些言论也从侧面印证了中国形象的变化，即中国有可能并在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在未来国际社会中的责任。2009年，中美关系“高开高走”，然而2010年以来，中美关系则多了几分“复杂多变”，这说明中美两国将继续在复杂的情感和评价维度下不断调试着认识对方，并影响着双边关系的进程。
上述美国对中国形象认知的历史变迁启示我们，为了让美国，也包括其他国家，对当代中国形象的认知更加客观和全面，我们可以继续以下两方面的努力。第一，鼓励国内学者和媒体在对外介绍中国、报道中国时，提供更多的“中国视角”。中国毕竟与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拥有不同质的文化，需要有不同的范式对其进行认识，在运用“中国方法”解剖中国文化上，我们应该有这份自信和自觉。第二，加强中外民间交往和文化交流。政府层面的对外交流当然有其优势，例如力度大、短期效果明显等，但辅以民间交流尤其是文化交流，则有利于培养中外之间持续的了解和理解，有利于拓宽外部世界了解中国的渠道，不断积累认知和善意。只有多积累一分善意，多增加一些了解，才可以少一分误解，多一分真实。
或许，中国很难或者不可能让所有美国民众理解并支持中国，但是却可以用行动让更多的美国民众不反感、不反对中国。在中国自身不断全面发展、与国际社会互动更加紧密的今天，美国，包括其他国家，认知中国的维度将更加开阔，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也完全可以更加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