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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名婴儿死亡，30万婴儿得病，三聚氰胺问题奶粉丑闻是近年来中国最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之一。新华社在这一事件中，从维护国家利益出发，在客观报道事实的同时，也突出反映了中国政府全面整改奶制品行业的勇气和信心，在负面新闻发生后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引导作用。
2008年9月11日晚，卫生部发布消息，表示“高度怀疑”三鹿婴幼儿配方奶粉导致一些婴儿出现肾结石。这是中央政府部门首次公开发布问题奶粉的相关消息。
事实上，早在此前一天，也就是10日上午8点，新华社对外部就播发了第一条三鹿问题奶粉的英文通稿《14名婴儿患肾结石疑与奶粉有关》，比卫生部消息早36个小时。10日当天，新华社对外部还采取滚动报道方式，播发了《婴儿患肾结石卫生部门调查可疑奶粉》等稿件，全面报道了婴儿家长、医院、甘肃卫生部门、三鹿集团等的反应。
11日，卫生部表态前，新华社对外部又播发了5条稿件，包括《至少在七个省份出现“肾结石宝宝”》、《一名婴儿因肾结石死亡》、《可疑奶粉已被送往权威部门化验》等，报道在其他省份出现类似案例，以及甘肃省卫生厅就婴儿肾结石问题召开新闻发布会，每条都可谓重磅炸弹。
这组报道使得新华社成为最先公开报道这一事件的国家级媒体。稿件播发后，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三大外国通讯社滚动转载，《纽约时报》、CNN、福克斯电视台、《今日美国报》、《商业周刊》等也大篇幅刊登。在竞争激烈的世界新闻战场，新华社打响了“三鹿问题奶粉”报道的第一枪。
报?还是不报?
新华社对外部率先公开报道问题奶粉事件是出于一个基本的判断：如果新华社不报道，其他国内媒体也一定会报道，外国媒体随之一定会热炒。与其让外媒先报，不如新华社先报。只有透明公开地报道，才能将事件对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婴儿、肾结石、奶粉，仅这些关键词就构成一条相当具有冲击力的新闻。“毒奶粉”事件的曝光发生在奥运会结束后不久，残奥会还在进行当中，负面新闻尤其敏感。另一方面，2007年出现了中国生产的宠物食品导致美国宠物死亡和所谓河北“毒饺子”事件后，国际上一直将中国食品安全乃至整个“中国制造”当作炒作对象。
新华社甘肃分社记者朱国亮最早是从《兰州晨报》的同行那里得知“婴儿得肾结石”线索的。他立刻到医院采访专家和婴儿父母，将大致隋况调查清楚，通过专家之口将事件定性为“一起严重的公共安全事件”。问题奶粉丑闻最终在兰州爆发。
朱国亮最初传入总社稿库的报道素材是一组图片稿，标题是《甘肃：至少14个婴儿喝同一种奶粉得同一疾病》，图片说明也很简单。笔者并不负责处理新闻图片，但看到图片后，立刻意识到这是一条“大鱼”。
要不要将这条新闻报道出去，相关记者、编辑反复商量和斟酌。
笔者通过网络检索，发现全国各地许多论坛中已经有不少人在讨论三鹿奶粉给孩子造成的疾病和困扰，这就证明了事情应当是客观存在的并且还比较严重。笔者立刻同朱国亮联系，探讨是否报道，如何报道。
接着，笔者向编辑室领导和部发稿中心领导汇报情况，征求意见。领导一致表示，要发，要快发。
经过商讨，采编人员一致认为：只有透明公开地报道，才能将事件对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新华社如在报道中失声，结果是将话语权拱手让人。
根据美联社、路透社等媒体报道，新西兰总理曾于2008年9月8日——也就是新华社播发第一条“毒奶粉’’稿件的两天前一召开部长会议，要求新西兰官员直接向北京方面通报三鹿奶粉含有三聚氰胺的问题。
这意味着如果中国媒体没有及时采取行动，消息灵通的外国媒体很可能抢先报道发生在中国的丑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或许更加难以估量。
不过，笔者在丑闻爆发之初也没有预料到，问题奶粉居然会让婴儿病重致死，而国产奶粉几乎全部沦陷。
相关采编人员之所以能做出正确判断，也得益于近年来新华社领导集体不断强调的新闻理念：要增强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的能力。要在真实、准确的前提下，突出一个“快”字，体现一个“先”字，在第一时间发出我们的声音，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某品牌”是什么品牌?
只说“某品牌”而不具体说明在对外报道中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会让国外的读者对所有的中国品牌奶粉产生怀疑。
上海《东方早报》2008年9月u日刊发的稿件《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因为直接披露三鹿奶粉而广受称赞。事实上，新华社英文稿件此前一天就已经点明是三鹿了。
编辑在是否说明奶粉品牌上一度很为难。三鹿集团是中国规模较大的奶制品企业。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报道稍有不慎，可能会给三鹿集团带来沉重打击，也可能令相关采编人员麻烦缠身。那么，新华社对外报道是否可以像别的媒体一样用“某品牌”来指代婴儿患病的疑凶呢?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会让国外读者对所有中国奶粉品牌产生怀疑。编辑与新华社外籍改稿专家商量是否应该点名奶粉品牌时，外国专家说：“父母们看到稿件的第一反应一定是——什么奶粉会让我们的孩子得肾结石?稿件中必须说清楚是什么奶粉。”
作为客观报道的必要条件，身陷丑闻的三鹿集团也需要在稿件中表态。笔者立即与河北分社联系，请分社记者张涛采访三鹿集团。张涛在第一时间采访了三鹿集团的副总。该副总含糊其辞地说，奶粉有可能是假冒的，三鹿集团已经派人到甘肃调查问题。
尽管我们在报道中点了三鹿的名，但也为后续报道留下余地，最早播发的几条稿件在背景中指出2004年阜阳“空壳奶粉导致大头娃娃”事件中三鹿奶粉曾被仿冒。
事后发现，三鹿高层早就知道问题的存在，该副总当时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隐瞒了真实情况。但在当时，我们是最早获得三鹿集团高层表态的媒体之一。
负面新闻传播的经验和教训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透明度决定公信度
近年来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些新闻事件，本来不应当成为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的话题。比如“華南虎照片事件”、瓮安事件、山西襄汾溃坝事件和三鹿问题奶粉事件。
正是由于有关方面的不作为和恶意瞒报，才导致了事件急速向最坏的方面发展。与虎照事件迥然不同的是，“5·12”汶川地震中政府展现出良好的公关能力，对信息的处理主动、公开、及时、全面，既处理了危机，推动危机朝良性发展，又维护了政府形象，获得国际社会的赞赏。
新华社在山西襄汾溃坝和三鹿奶粉事故后成立的应急报道领导小组曾指出，“瞒报是对党和人民的不负责任，最后只会造成被动。现在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是的，当危机已经出现时，瞒报只会造成被动。英国危机公关专家杰斯特提出危机传播的“3T”原则：Tell your own tale(以我为主提供情况)、Tellitfast(尽快提供情况)、Tell all(提供全部情况)。
在三鹿问题奶粉事件中，新华社报道基本符合这些原则。最早转发新华社稿件的美联社在导语中写的是“中国卫生部门正在调查一种问题奶粉”，而法新社在转载中提到国家药监局前局长郑筱萸被判死刑，路透社也大量引用了甘肃卫生部门调查“肾结石宝宝”一事。
中宣部部长刘云山曾总结了我国新闻宣传工作的“五条经验”和“三条体会”，其中，三条体会指的是：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透明度决定公信度。
笔者现在回头来看，觉得当时的报道还是比较符合这三条的。这组报道在传播力、话语权和透明度上都可圈可点，由此赢得影响力、主动权和公信度也是理所当然的。
此次事件让我们进一步意识到，作为社会的“瞭望者”和“看门狗”，记者应当勇敢地承担起社会责任。
责编 贺潇潇
2008年9月11日晚，卫生部发布消息，表示“高度怀疑”三鹿婴幼儿配方奶粉导致一些婴儿出现肾结石。这是中央政府部门首次公开发布问题奶粉的相关消息。
事实上，早在此前一天，也就是10日上午8点，新华社对外部就播发了第一条三鹿问题奶粉的英文通稿《14名婴儿患肾结石疑与奶粉有关》，比卫生部消息早36个小时。10日当天，新华社对外部还采取滚动报道方式，播发了《婴儿患肾结石卫生部门调查可疑奶粉》等稿件，全面报道了婴儿家长、医院、甘肃卫生部门、三鹿集团等的反应。
11日，卫生部表态前，新华社对外部又播发了5条稿件，包括《至少在七个省份出现“肾结石宝宝”》、《一名婴儿因肾结石死亡》、《可疑奶粉已被送往权威部门化验》等，报道在其他省份出现类似案例，以及甘肃省卫生厅就婴儿肾结石问题召开新闻发布会，每条都可谓重磅炸弹。
这组报道使得新华社成为最先公开报道这一事件的国家级媒体。稿件播发后，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三大外国通讯社滚动转载，《纽约时报》、CNN、福克斯电视台、《今日美国报》、《商业周刊》等也大篇幅刊登。在竞争激烈的世界新闻战场，新华社打响了“三鹿问题奶粉”报道的第一枪。
报?还是不报?
新华社对外部率先公开报道问题奶粉事件是出于一个基本的判断：如果新华社不报道，其他国内媒体也一定会报道，外国媒体随之一定会热炒。与其让外媒先报，不如新华社先报。只有透明公开地报道，才能将事件对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婴儿、肾结石、奶粉，仅这些关键词就构成一条相当具有冲击力的新闻。“毒奶粉”事件的曝光发生在奥运会结束后不久，残奥会还在进行当中，负面新闻尤其敏感。另一方面，2007年出现了中国生产的宠物食品导致美国宠物死亡和所谓河北“毒饺子”事件后，国际上一直将中国食品安全乃至整个“中国制造”当作炒作对象。
新华社甘肃分社记者朱国亮最早是从《兰州晨报》的同行那里得知“婴儿得肾结石”线索的。他立刻到医院采访专家和婴儿父母，将大致隋况调查清楚，通过专家之口将事件定性为“一起严重的公共安全事件”。问题奶粉丑闻最终在兰州爆发。
朱国亮最初传入总社稿库的报道素材是一组图片稿，标题是《甘肃：至少14个婴儿喝同一种奶粉得同一疾病》，图片说明也很简单。笔者并不负责处理新闻图片，但看到图片后，立刻意识到这是一条“大鱼”。
要不要将这条新闻报道出去，相关记者、编辑反复商量和斟酌。
笔者通过网络检索，发现全国各地许多论坛中已经有不少人在讨论三鹿奶粉给孩子造成的疾病和困扰，这就证明了事情应当是客观存在的并且还比较严重。笔者立刻同朱国亮联系，探讨是否报道，如何报道。
接着，笔者向编辑室领导和部发稿中心领导汇报情况，征求意见。领导一致表示，要发，要快发。
经过商讨，采编人员一致认为：只有透明公开地报道，才能将事件对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新华社如在报道中失声，结果是将话语权拱手让人。
根据美联社、路透社等媒体报道，新西兰总理曾于2008年9月8日——也就是新华社播发第一条“毒奶粉’’稿件的两天前一召开部长会议，要求新西兰官员直接向北京方面通报三鹿奶粉含有三聚氰胺的问题。
这意味着如果中国媒体没有及时采取行动，消息灵通的外国媒体很可能抢先报道发生在中国的丑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或许更加难以估量。
不过，笔者在丑闻爆发之初也没有预料到，问题奶粉居然会让婴儿病重致死，而国产奶粉几乎全部沦陷。
相关采编人员之所以能做出正确判断，也得益于近年来新华社领导集体不断强调的新闻理念：要增强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的能力。要在真实、准确的前提下，突出一个“快”字，体现一个“先”字，在第一时间发出我们的声音，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某品牌”是什么品牌?
只说“某品牌”而不具体说明在对外报道中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会让国外的读者对所有的中国品牌奶粉产生怀疑。
上海《东方早报》2008年9月u日刊发的稿件《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因为直接披露三鹿奶粉而广受称赞。事实上，新华社英文稿件此前一天就已经点明是三鹿了。
编辑在是否说明奶粉品牌上一度很为难。三鹿集团是中国规模较大的奶制品企业。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报道稍有不慎，可能会给三鹿集团带来沉重打击，也可能令相关采编人员麻烦缠身。那么，新华社对外报道是否可以像别的媒体一样用“某品牌”来指代婴儿患病的疑凶呢?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会让国外读者对所有中国奶粉品牌产生怀疑。编辑与新华社外籍改稿专家商量是否应该点名奶粉品牌时，外国专家说：“父母们看到稿件的第一反应一定是——什么奶粉会让我们的孩子得肾结石?稿件中必须说清楚是什么奶粉。”
作为客观报道的必要条件，身陷丑闻的三鹿集团也需要在稿件中表态。笔者立即与河北分社联系，请分社记者张涛采访三鹿集团。张涛在第一时间采访了三鹿集团的副总。该副总含糊其辞地说，奶粉有可能是假冒的，三鹿集团已经派人到甘肃调查问题。
尽管我们在报道中点了三鹿的名，但也为后续报道留下余地，最早播发的几条稿件在背景中指出2004年阜阳“空壳奶粉导致大头娃娃”事件中三鹿奶粉曾被仿冒。
事后发现，三鹿高层早就知道问题的存在，该副总当时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隐瞒了真实情况。但在当时，我们是最早获得三鹿集团高层表态的媒体之一。
负面新闻传播的经验和教训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透明度决定公信度
近年来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些新闻事件，本来不应当成为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的话题。比如“華南虎照片事件”、瓮安事件、山西襄汾溃坝事件和三鹿问题奶粉事件。
正是由于有关方面的不作为和恶意瞒报，才导致了事件急速向最坏的方面发展。与虎照事件迥然不同的是，“5·12”汶川地震中政府展现出良好的公关能力，对信息的处理主动、公开、及时、全面，既处理了危机，推动危机朝良性发展，又维护了政府形象，获得国际社会的赞赏。
新华社在山西襄汾溃坝和三鹿奶粉事故后成立的应急报道领导小组曾指出，“瞒报是对党和人民的不负责任，最后只会造成被动。现在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是的，当危机已经出现时，瞒报只会造成被动。英国危机公关专家杰斯特提出危机传播的“3T”原则：Tell your own tale(以我为主提供情况)、Tellitfast(尽快提供情况)、Tell all(提供全部情况)。
在三鹿问题奶粉事件中，新华社报道基本符合这些原则。最早转发新华社稿件的美联社在导语中写的是“中国卫生部门正在调查一种问题奶粉”，而法新社在转载中提到国家药监局前局长郑筱萸被判死刑，路透社也大量引用了甘肃卫生部门调查“肾结石宝宝”一事。
中宣部部长刘云山曾总结了我国新闻宣传工作的“五条经验”和“三条体会”，其中，三条体会指的是：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透明度决定公信度。
笔者现在回头来看，觉得当时的报道还是比较符合这三条的。这组报道在传播力、话语权和透明度上都可圈可点，由此赢得影响力、主动权和公信度也是理所当然的。
此次事件让我们进一步意识到，作为社会的“瞭望者”和“看门狗”，记者应当勇敢地承担起社会责任。
责编 贺潇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