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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27个世界艾滋病日来临之前，“鸡尾酒疗法”发明者何大一（David Ho）现身中国。今年3月，美国《科學》杂志公布了防治艾滋病领域最新研究成果：62岁的何大一带领研究团队研发出一种新型药物，只要打上一针就有可能3个月内不被HIV（艾滋病毒）感染。面对媒体，这位和HIV打了33年交道的美籍华裔学者谨慎表示：“这并不是疫苗，目前还没有进入人体试验阶段。”在他看来，现存的30多种抗艾药物已经可以让感染人群获得更加长久和有质量的生活，而疫苗研制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疫苗研究路漫漫
《新民周刊》：截至2013年底，全球艾滋病感染人数为3500万，2013年新增艾滋病人数约210万，致死人数约为150万。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尚无治愈艾滋病的药物和疫苗。您带领的团队研发的新型药物GSK744，如果真可以让人类达到3个月的免疫期，这也算是一种短期的艾滋病疫苗了吧？
何大一：其实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药物跟疫苗是不同的。所谓的疫苗就是一旦注射入人体之后，就可以让免疫系统有能力，换句话说病毒进入之前就可以把它阻隔在外。这跟药物是不一样的。我们团队研究的是肌肉注射的药物，可以慢慢释放出有效成分，也就是它的有效成分在人体内维持固定的浓度，持续时间大概是3到4个月。这种药物一旦存在于人体当中，HIV入侵之后就可以加以阻挡。但药物基本上每三四个月就要重新注射一次，而疫苗则是注射一次终身受用。
《新民周刊》：据说GSK744会在2016年进入III期临床，您这边有没有这一新药上市的时间表？
何大一：这个药物是跟美国葛兰素史克合作的，我们已经合作了一段时间了。我每次讲到研究的时候，指的不仅仅是我自己的团队，还包括所有参与的科学家。目前这个药物已经完成了I期临床研究，我率领的团队是在美国进行II期临床研究——在美国十个不同医疗院所进行。II期临床研究的目的就是收集药物安全性有关资讯。因为这个药物是进行肌肉注射，留在人体里很长时间，所以必须要很安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现在目标是2015年上半年完成II期临床研究。
至于临床III期研究，是要看药物的有效性。计划是针对是高风险族群，如非洲南部当地妇女（感染艾滋病的比例7%-12%），或是男同性恋者。可是到底从哪个国家开始、跟哪些医疗院所合作，目前还没有决定。
《新民周刊》：您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了“鸡尾酒疗法”，如今依旧有效。请问您的团队除了在药物方面取得突破外，在疫苗方面有所进展吗？
何大一：疫苗的部分我们当然会持续努力，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目标。最主要的是说，我们在基础科学方面还要找到更多的突破，才可以成功研发出疫苗。
《新民周刊》：您2010年曾表示艾滋病疫苗十年内不会产生，现在还是这样认为吗？
何大一：我想还是需要很长时间。因为这个问题真的非常难，之所以现在一直没有办法出现艾滋病疫苗，是因为HIV本身结构真是非常复杂。虽然这么多年下来投入了很多金钱，有很多科学家参与相关工作，到现在都不成功。我4年前说过这样的话，今天还会说同样的话：十年内我们还是看不到艾滋病疫苗，换句话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防艾形势依旧严峻
《新民周刊》：据您所知，中国的艾滋病状况有何改变？
何大一：中国最早一批艾滋病人是使用毒品时感染的。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一些人又因为卖血感染艾滋病毒。现在中国的艾滋病毒感染群体主要是男同性恋者，这跟美国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情况相同，目前中国男同性恋者的HIV感染率高达6%，是世界其他地方类似群体感染率的5-6倍。
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预防，应该把教育落实在高感染率人群上，尤其是城市里的新移民，他们从乡村来到城市之后，面对性自由、开放的环境以及通讯方式的推波助澜，很容易找到其他族群的人，这是现在需要防治的重点。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艾滋病的发展，另一个问题是很多老年人也增加了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他们不一定是同性恋。这个状况不只是在中国，在全世界其他地方也一样。毕竟人类的寿命不断延长，而愈来愈多的老人仍然有性需要。而且，感染HIV病毒存活下来的人也在变老，他们也会出现和普通老人一样的健康问题。这些都是新问题。
此外，我个人非常重视艾滋病的母婴阻断。在美国，很多年以前就把妈妈传染给婴儿的比率降到1%-2%。但在中国云南，我2005年去那里刚开始进行艾滋病研究的时候，母婴传染的比率高达40%。我对此不能接受，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现象改过来。我很感谢云南当地医生以及云南省卫生厅的政府官员给予的协助。与此同时，我也在中国香港以及美国的华人圈子里募集了资金，在2007年成立了示范计划，目的要把云南的艾滋病母婴传染率降低到2%以下。如今，这一比例已经降到1%以下。
《新民周刊》：您在中国也带领一些研究团队。在您看来，中国在艾滋病研究领域目前处于什么水平？
何大一：过去15年，我每年都会来中国好几次，我看到了这个国家在艾滋病研究上的大幅进步。尤其是在硬件设备方面，中国许多一流大学都已经是世界级的水准。而且政府也花了非常多的经费，对此十分支持，所以中国艾滋病的科学研究在全世界的排名不断提升，值得骄傲。
另外，中国还有一些需要再努力的地方，那就是科学的文化跟整个科学研究的氛围，应该更鼓励创新。因为科学的进步是由科学家带动，好的方法是由下而上，科学家每个人追求自己想研究的题目，最后都会有很好的发展。而在中国是由上而下指导分配式的研究方法。中国学生很聪明，可是都太听话，不敢挑战老师。这样的文化对科学研究的精神不太有帮助。我在清华有一个研究室，设备是一流的，但如果拿它的研究成果跟美国学校比较，连前25名都排不上。
《新民周刊》：您认为当下中国，防艾工作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改善？
何大一：“鸡尾酒疗法”是20世纪90年代发展出来的，目前还在应用，但开发了很多药效更好的新药，使用方便，副作用较小。例如，现在美国病人可以从30种不同的药中间选择适合他们的三四种药进行组合治疗，效果非常好。以前得艾滋病必死无疑，现在因为“鸡尾酒疗法”，可以维持病人一定存活的寿命。
中国的艾滋病人则是另一种情况。中国目前“鸡尾酒疗法”使用的是老药物，很多药已经过了专利期，虽然中国艾滋病防治效果很好，但其实可以做得更好。举例来说，美国病人现在一个晚上只吃一个药丸就可以了，这个药丸里面就有三种药，方便有效又没有副作用，这样的药在中国的病人就拿不到。
因为中国的艾滋病患者只有美国病人1/3的药的选择，大概10种，这意味着得到的鸡尾酒组合也只有一两种，一旦没效就没有其他办法了。所以中国艾滋病患者最需要的是可以选择更多药。当然，新药大部分都是有专利保护的品牌药，意味着价格比较贵。而通常艾滋病治疗过程中的经费是政府负担。希望中国政府把这个事情列入考量。
中国经济跟过去比起来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发展毕竟有它的局限，中国现在仍有庞大贫穷人口需要政府提供各项协助，所以对中国来讲怎么样有效进行资源运用和分配，这是需要很有智慧的。也许5-10年后的中国艾滋病患者也能达到美国的医疗水平了。
疫苗研究路漫漫
《新民周刊》：截至2013年底，全球艾滋病感染人数为3500万，2013年新增艾滋病人数约210万，致死人数约为150万。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尚无治愈艾滋病的药物和疫苗。您带领的团队研发的新型药物GSK744，如果真可以让人类达到3个月的免疫期，这也算是一种短期的艾滋病疫苗了吧？
何大一：其实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药物跟疫苗是不同的。所谓的疫苗就是一旦注射入人体之后，就可以让免疫系统有能力，换句话说病毒进入之前就可以把它阻隔在外。这跟药物是不一样的。我们团队研究的是肌肉注射的药物，可以慢慢释放出有效成分，也就是它的有效成分在人体内维持固定的浓度，持续时间大概是3到4个月。这种药物一旦存在于人体当中，HIV入侵之后就可以加以阻挡。但药物基本上每三四个月就要重新注射一次，而疫苗则是注射一次终身受用。
《新民周刊》：据说GSK744会在2016年进入III期临床，您这边有没有这一新药上市的时间表？
何大一：这个药物是跟美国葛兰素史克合作的，我们已经合作了一段时间了。我每次讲到研究的时候，指的不仅仅是我自己的团队，还包括所有参与的科学家。目前这个药物已经完成了I期临床研究，我率领的团队是在美国进行II期临床研究——在美国十个不同医疗院所进行。II期临床研究的目的就是收集药物安全性有关资讯。因为这个药物是进行肌肉注射，留在人体里很长时间，所以必须要很安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现在目标是2015年上半年完成II期临床研究。
至于临床III期研究，是要看药物的有效性。计划是针对是高风险族群，如非洲南部当地妇女（感染艾滋病的比例7%-12%），或是男同性恋者。可是到底从哪个国家开始、跟哪些医疗院所合作，目前还没有决定。
《新民周刊》：您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了“鸡尾酒疗法”，如今依旧有效。请问您的团队除了在药物方面取得突破外，在疫苗方面有所进展吗？
何大一：疫苗的部分我们当然会持续努力，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目标。最主要的是说，我们在基础科学方面还要找到更多的突破，才可以成功研发出疫苗。
《新民周刊》：您2010年曾表示艾滋病疫苗十年内不会产生，现在还是这样认为吗？
何大一：我想还是需要很长时间。因为这个问题真的非常难，之所以现在一直没有办法出现艾滋病疫苗，是因为HIV本身结构真是非常复杂。虽然这么多年下来投入了很多金钱，有很多科学家参与相关工作，到现在都不成功。我4年前说过这样的话，今天还会说同样的话：十年内我们还是看不到艾滋病疫苗，换句话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防艾形势依旧严峻
《新民周刊》：据您所知，中国的艾滋病状况有何改变？
何大一：中国最早一批艾滋病人是使用毒品时感染的。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一些人又因为卖血感染艾滋病毒。现在中国的艾滋病毒感染群体主要是男同性恋者，这跟美国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情况相同，目前中国男同性恋者的HIV感染率高达6%，是世界其他地方类似群体感染率的5-6倍。
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预防，应该把教育落实在高感染率人群上，尤其是城市里的新移民，他们从乡村来到城市之后，面对性自由、开放的环境以及通讯方式的推波助澜，很容易找到其他族群的人，这是现在需要防治的重点。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艾滋病的发展，另一个问题是很多老年人也增加了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他们不一定是同性恋。这个状况不只是在中国，在全世界其他地方也一样。毕竟人类的寿命不断延长，而愈来愈多的老人仍然有性需要。而且，感染HIV病毒存活下来的人也在变老，他们也会出现和普通老人一样的健康问题。这些都是新问题。
此外，我个人非常重视艾滋病的母婴阻断。在美国，很多年以前就把妈妈传染给婴儿的比率降到1%-2%。但在中国云南，我2005年去那里刚开始进行艾滋病研究的时候，母婴传染的比率高达40%。我对此不能接受，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现象改过来。我很感谢云南当地医生以及云南省卫生厅的政府官员给予的协助。与此同时，我也在中国香港以及美国的华人圈子里募集了资金，在2007年成立了示范计划，目的要把云南的艾滋病母婴传染率降低到2%以下。如今，这一比例已经降到1%以下。
《新民周刊》：您在中国也带领一些研究团队。在您看来，中国在艾滋病研究领域目前处于什么水平？
何大一：过去15年，我每年都会来中国好几次，我看到了这个国家在艾滋病研究上的大幅进步。尤其是在硬件设备方面，中国许多一流大学都已经是世界级的水准。而且政府也花了非常多的经费，对此十分支持，所以中国艾滋病的科学研究在全世界的排名不断提升，值得骄傲。
另外，中国还有一些需要再努力的地方，那就是科学的文化跟整个科学研究的氛围，应该更鼓励创新。因为科学的进步是由科学家带动，好的方法是由下而上，科学家每个人追求自己想研究的题目，最后都会有很好的发展。而在中国是由上而下指导分配式的研究方法。中国学生很聪明，可是都太听话，不敢挑战老师。这样的文化对科学研究的精神不太有帮助。我在清华有一个研究室，设备是一流的，但如果拿它的研究成果跟美国学校比较，连前25名都排不上。
《新民周刊》：您认为当下中国，防艾工作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改善？
何大一：“鸡尾酒疗法”是20世纪90年代发展出来的，目前还在应用，但开发了很多药效更好的新药，使用方便，副作用较小。例如，现在美国病人可以从30种不同的药中间选择适合他们的三四种药进行组合治疗，效果非常好。以前得艾滋病必死无疑，现在因为“鸡尾酒疗法”，可以维持病人一定存活的寿命。
中国的艾滋病人则是另一种情况。中国目前“鸡尾酒疗法”使用的是老药物，很多药已经过了专利期，虽然中国艾滋病防治效果很好，但其实可以做得更好。举例来说，美国病人现在一个晚上只吃一个药丸就可以了，这个药丸里面就有三种药，方便有效又没有副作用，这样的药在中国的病人就拿不到。
因为中国的艾滋病患者只有美国病人1/3的药的选择，大概10种，这意味着得到的鸡尾酒组合也只有一两种，一旦没效就没有其他办法了。所以中国艾滋病患者最需要的是可以选择更多药。当然，新药大部分都是有专利保护的品牌药，意味着价格比较贵。而通常艾滋病治疗过程中的经费是政府负担。希望中国政府把这个事情列入考量。
中国经济跟过去比起来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发展毕竟有它的局限，中国现在仍有庞大贫穷人口需要政府提供各项协助，所以对中国来讲怎么样有效进行资源运用和分配，这是需要很有智慧的。也许5-10年后的中国艾滋病患者也能达到美国的医疗水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