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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已不能应对成本上涨
“我现在也是转型啊,从制造业转向了服务业。”2010年之前,赵总在深圳经营一家加工LCD组件的工厂。工厂购买来LCD面板和控制电路,再按照客户的要求,组装成不同面积的LCD屏幕组件。在年景好的时候,光是深圳的客户就足以消化大部分产能。
现在赵总的主业,是电子元器件的贸易生意,公司也改名叫晶彩科技。原来的厂房、设备都转租给了新的老板,甚至原来的工人也一并转了过去。在经营工厂时积累的人脉和渠道,便是做贸易的基础。为此,赵总在深圳的中心区设置了新的办公室,在香港注册了新的公司,还购买了最新款的奔驰S级轿车,这使他看上去比一个工厂老板更加光鲜体面。
放弃工厂是因为经营利润的下降。普工工资日益上涨,已是大势所趋,而从2009年开始,原材料的价格也一路上涨。各项成本的上升都在侵蚀企业的利润。赵总的工厂作为产业链中当中的加工企业,无论是做规模还是做品牌,都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在他看来,放弃制造也许是最好的选择。“工厂还能收租,这边也有赚钱,比过去做工厂轻松多了。”
自2009年以来,虽然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后开始稳步复苏,但是,众多的中小型企业并没有感觉到多少春天的温暖。特别是从2010年初开始,各项生产要素价格不断上涨。微利时代的企业,将面临哪些难题?
成本上涨,无力控制
自从2008年新《劳动法》实施以来,企业的工资支出已经开始快速上涨。以珠三角为例:根据香港贸发局的调查,过去半年,珠三角工资平均水平上升约17%,再加上企业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增加,使企业成本相应提高4%～6%。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今年“两会”提案,未来几年中国应当建立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要使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能够达到当地社会平均工资40%～50%的水平。若按此方法计算,2009年末,深圳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3893元,每月110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仍有上调空间。国际人力资源咨询公司KRONOS估计,未来中国劳动力成本将保持每年15%～20%的上升幅度。
但是中小企业真正在意的问题是,大型制造企业的工资上调,会进一步提高本企业职工对薪资的要求,甚至挤压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记者从深圳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了解到,富士康的加薪效应,已经开始向其上游的供应商传递。66%的普工薪酬上涨水平,打破了深圳制造业原有的格局。由于绝大部分中小制造企业严重依赖普工的数量和素质,这些企业主担心的是,要么参照富士康普通每月2000元标准涨工资,要么就要面临员工流失导致开工不足,或者承担由于员工消极怠工导致的效率损失。另外,也有部分企业在最低工资调整以后,以“体面劳动”为名义,通过调整工资结构,即增加基本工资,减少员工加班的方式控制薪酬总额。
除了工资上涨之外,包括能源、原材料的变动,同样让中小企业感到束手无策。2010年6月初,尽管汽油、柴油的出厂价格年内首次下调,但是其幅度却小于4月份价格上涨的幅度,因此仍高于2009年底的水平。与此同时,天然气价格也出现了首次上涨,出厂价格每立方米上涨230元。铝、锌、铜等有色金属价格在一年之内均上涨30%～60%。
产业板结,升级困难
经过近30年的发展,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建立了分工精细,配套严密的产业体系,处在产业链条上的企业各司其职。但是当微利时代来临之后,这种密致错节的产业体系反而限制了企业获得更高的利润。
对于赵总过去的LCD工厂来说,尽管生产的是高科技产品,实际上只是LCD屏幕的组装环节。产业的上游是LCD面板制造和切割,基本是日、韩以及台湾地区的大型企业垄断,而下游的客户,则是一个个具体的消费电子企业,如手机、多媒体播放器、GPS等应用环节。对一家组装工厂来说,除非另起炉灶,否则很难跳出这种产业格局。
而彰豪塑料五金所要面对的则是另外一种“潜规则”。彰豪塑料五金生产的是箱包的塑料件,如挂钩、搭扣等等,客户主要是大型制包、制衣企业。但问题是,彰豪很难绕过这些制包企业,直接与箱包品牌商接洽。不仅很难取得品牌商的信任,而且一旦被制包、制衣企业客户得知,基本上就失去了再次获得订单的机会。
华景咨询董事长佟景国将这种企业比喻成“车间经济”,本质上是被动接受订单任务,然后逼工人生产,逼供应商降价。如果从产业角度看这种现象,深圳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表示,高度专业化的分工确实提高了产业的效率,但也造成产业板结现象,实际上阻止了产业链上低利润环节的企业向高利润环节的转移。如果有方法,就是企业要增加投资,吸引高素质的人才,需要企业具备一定的融资、人才引进、培养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能力,但是这些条件并不是大多数中小企业所能具备的。除此之外,中小企业只能依靠一个大型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以拉升产业链带动中小企业升级,这显然没有中小企业发挥的余地。
市场依赖,外迁无路
如果受制于本地的成本高企和产业结构,那么跳出原有格局是否能够避免利润的侵蚀?2000年以后,企业内迁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止,甚至在金融危机前后的2007、2008年两年,内迁的呼声更为高涨。但是在实际中却难有内迁成果。而发生内迁的,基本是大型高新技术企业,如英特尔将芯片工厂内迁成都,惠普内迁重庆。面对利润侵蚀,为什么中小企业愿意“坐以待毙”、关闭工厂,也不愿意迁移?
深圳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表示,尽管目前的分工体系和产业格局不利于中小企业升级,但是却有利于使企业迅速构建完善的供应链体系。对相对大规模的企业来说,容易找到更多的外协伙伴,可以实现弹性生产。而中小制造业只做一个产业链环节,无论是企业所需要的机器设备,还是下游客户,在一天车程范围内都能找到众多合作伙伴,提高企业的响应速度。另外,中小企业主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管理水平,也增加了跨地域发展的难度。除非整个产业链搬走,否则中小企业一旦落地很难搬迁。
市场和成本也限制了中小企业外迁的进程。就赵总而言,因为上游电子产品企业面向出口市场,只能布局在海运便利的珠三角地区,他的LCD工厂也只能开设在客户附近。他能想到的外迁,也就是把工厂从深圳搬到东莞,而实际增加的车程只是一小时以内。对于彰豪塑料五金公司来说,产品货值不高且客户要求的交货期短,如果外迁,增加的运输成本和货期损失,并不一定能够为工资下降的收益所弥补。
微利时代对制造企业真正的意义,是逼迫企业完成升级转型。KRONOS表示,在中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每个工人的利润产出增长率平均每年只有2.07%,已经不足以覆盖成本的上涨。面对微利时代,企业的困惑在何处,又如何发现自己的蓝海?
“我现在也是转型啊,从制造业转向了服务业。”2010年之前,赵总在深圳经营一家加工LCD组件的工厂。工厂购买来LCD面板和控制电路,再按照客户的要求,组装成不同面积的LCD屏幕组件。在年景好的时候,光是深圳的客户就足以消化大部分产能。
现在赵总的主业,是电子元器件的贸易生意,公司也改名叫晶彩科技。原来的厂房、设备都转租给了新的老板,甚至原来的工人也一并转了过去。在经营工厂时积累的人脉和渠道,便是做贸易的基础。为此,赵总在深圳的中心区设置了新的办公室,在香港注册了新的公司,还购买了最新款的奔驰S级轿车,这使他看上去比一个工厂老板更加光鲜体面。
放弃工厂是因为经营利润的下降。普工工资日益上涨,已是大势所趋,而从2009年开始,原材料的价格也一路上涨。各项成本的上升都在侵蚀企业的利润。赵总的工厂作为产业链中当中的加工企业,无论是做规模还是做品牌,都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在他看来,放弃制造也许是最好的选择。“工厂还能收租,这边也有赚钱,比过去做工厂轻松多了。”
自2009年以来,虽然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后开始稳步复苏,但是,众多的中小型企业并没有感觉到多少春天的温暖。特别是从2010年初开始,各项生产要素价格不断上涨。微利时代的企业,将面临哪些难题?
成本上涨,无力控制
自从2008年新《劳动法》实施以来,企业的工资支出已经开始快速上涨。以珠三角为例:根据香港贸发局的调查,过去半年,珠三角工资平均水平上升约17%,再加上企业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增加,使企业成本相应提高4%～6%。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今年“两会”提案,未来几年中国应当建立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要使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能够达到当地社会平均工资40%～50%的水平。若按此方法计算,2009年末,深圳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3893元,每月110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仍有上调空间。国际人力资源咨询公司KRONOS估计,未来中国劳动力成本将保持每年15%～20%的上升幅度。
但是中小企业真正在意的问题是,大型制造企业的工资上调,会进一步提高本企业职工对薪资的要求,甚至挤压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记者从深圳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了解到,富士康的加薪效应,已经开始向其上游的供应商传递。66%的普工薪酬上涨水平,打破了深圳制造业原有的格局。由于绝大部分中小制造企业严重依赖普工的数量和素质,这些企业主担心的是,要么参照富士康普通每月2000元标准涨工资,要么就要面临员工流失导致开工不足,或者承担由于员工消极怠工导致的效率损失。另外,也有部分企业在最低工资调整以后,以“体面劳动”为名义,通过调整工资结构,即增加基本工资,减少员工加班的方式控制薪酬总额。
除了工资上涨之外,包括能源、原材料的变动,同样让中小企业感到束手无策。2010年6月初,尽管汽油、柴油的出厂价格年内首次下调,但是其幅度却小于4月份价格上涨的幅度,因此仍高于2009年底的水平。与此同时,天然气价格也出现了首次上涨,出厂价格每立方米上涨230元。铝、锌、铜等有色金属价格在一年之内均上涨30%～60%。
产业板结,升级困难
经过近30年的发展,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建立了分工精细,配套严密的产业体系,处在产业链条上的企业各司其职。但是当微利时代来临之后,这种密致错节的产业体系反而限制了企业获得更高的利润。
对于赵总过去的LCD工厂来说,尽管生产的是高科技产品,实际上只是LCD屏幕的组装环节。产业的上游是LCD面板制造和切割,基本是日、韩以及台湾地区的大型企业垄断,而下游的客户,则是一个个具体的消费电子企业,如手机、多媒体播放器、GPS等应用环节。对一家组装工厂来说,除非另起炉灶,否则很难跳出这种产业格局。
而彰豪塑料五金所要面对的则是另外一种“潜规则”。彰豪塑料五金生产的是箱包的塑料件,如挂钩、搭扣等等,客户主要是大型制包、制衣企业。但问题是,彰豪很难绕过这些制包企业,直接与箱包品牌商接洽。不仅很难取得品牌商的信任,而且一旦被制包、制衣企业客户得知,基本上就失去了再次获得订单的机会。
华景咨询董事长佟景国将这种企业比喻成“车间经济”,本质上是被动接受订单任务,然后逼工人生产,逼供应商降价。如果从产业角度看这种现象,深圳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表示,高度专业化的分工确实提高了产业的效率,但也造成产业板结现象,实际上阻止了产业链上低利润环节的企业向高利润环节的转移。如果有方法,就是企业要增加投资,吸引高素质的人才,需要企业具备一定的融资、人才引进、培养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能力,但是这些条件并不是大多数中小企业所能具备的。除此之外,中小企业只能依靠一个大型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以拉升产业链带动中小企业升级,这显然没有中小企业发挥的余地。
市场依赖,外迁无路
如果受制于本地的成本高企和产业结构,那么跳出原有格局是否能够避免利润的侵蚀?2000年以后,企业内迁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止,甚至在金融危机前后的2007、2008年两年,内迁的呼声更为高涨。但是在实际中却难有内迁成果。而发生内迁的,基本是大型高新技术企业,如英特尔将芯片工厂内迁成都,惠普内迁重庆。面对利润侵蚀,为什么中小企业愿意“坐以待毙”、关闭工厂,也不愿意迁移?
深圳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表示,尽管目前的分工体系和产业格局不利于中小企业升级,但是却有利于使企业迅速构建完善的供应链体系。对相对大规模的企业来说,容易找到更多的外协伙伴,可以实现弹性生产。而中小制造业只做一个产业链环节,无论是企业所需要的机器设备,还是下游客户,在一天车程范围内都能找到众多合作伙伴,提高企业的响应速度。另外,中小企业主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管理水平,也增加了跨地域发展的难度。除非整个产业链搬走,否则中小企业一旦落地很难搬迁。
市场和成本也限制了中小企业外迁的进程。就赵总而言,因为上游电子产品企业面向出口市场,只能布局在海运便利的珠三角地区,他的LCD工厂也只能开设在客户附近。他能想到的外迁,也就是把工厂从深圳搬到东莞,而实际增加的车程只是一小时以内。对于彰豪塑料五金公司来说,产品货值不高且客户要求的交货期短,如果外迁,增加的运输成本和货期损失,并不一定能够为工资下降的收益所弥补。
微利时代对制造企业真正的意义,是逼迫企业完成升级转型。KRONOS表示,在中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每个工人的利润产出增长率平均每年只有2.07%,已经不足以覆盖成本的上涨。面对微利时代,企业的困惑在何处,又如何发现自己的蓝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