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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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诗》二经是《大学》重要的思想渊源,《尚书·康诰》一篇所体现的政教传统,尤为《大学》首句之义理原型所在。《康诰》载,周公述文王受命历程,始于“克明德”,进而“显民”,终而“丕显”于天;以“天命在周”为前提,周公勖勉周室后人赓续文王德业,其要在保民,而保民之本又在于自身之敬慎其德。根据《康诰》之政教理念,观照《大学》首句“明明德”语,可见其蕴含双重“明”义,实际上对应于“天命在周”这一终极状态;继云“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盖依循周公守成之教,呈现“承天命→保民→敬德”的推本逻辑。八条目“明明德于天下”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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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汉宋礼学的秩序理路嬗变研究”(编号18CZS076)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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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诗》二经是《大学》重要的思想渊源,《尚书·康诰》一篇所体现的政教传统,尤为《大学》首句之义理原型所在。《康诰》载,周公述文王受命历程,始于“克明德”,进而“显民”,终而“丕显”于天;以“天命在周”为前提,周公勖勉周室后人赓续文王德业,其要在保民,而保民之本又在于自身之敬慎其德。根据《康诰》之政教理念,观照《大学》首句“明明德”语,可见其蕴含双重“明”义,实际上对应于“天命在周”这一终极状态;继云“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盖依循周公守成之教,呈现“承天命→保民→敬德”的推本逻辑。八条目“明明德于天下”至“格物”之论,乃承接这一推本逻辑而来;后续格致至治平之序,复由本及末,正面拓展出一条明德开显之路,在此过程中,《大学》将《尚书》政教传统中特殊性的明德与普遍性的敬德相结合,呈现出一种普遍性的明德精神。
其他文献
自我认同是现代性的核心问题。本文从查尔斯·泰勒的两部经典著作《自我的根源》与《世俗时代》出发,论述了他追溯现代自我认同形成的两条不同进路。出于对现代自我的不同理解与把握,福柯和哈贝马斯对现代性有不同的态度和诊断,他们在如何看待现代自我的问题上与泰勒形成交锋。鉴于此,我们从关于现代自我认同的争论出发,就可以对西方现代性的自我理解作出进一步的思考,并从中就如何展开中国的现代性研究获得一定的启示。
体现中国特性、关注本土政治实践、实现主体内在觉醒是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逻辑前提,也是将边缘化、依附性话语转化为主流话语体系的关键。学术疏远政治、价值立场两极化、话语体系弱化和概念使用标签化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呈现出诸多“贫困”。鉴于此,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在宏观上应秉承时代变革逻辑、空间转换逻辑、范式演进逻辑和方法论转换逻辑;在发展方向上,需要坚持以中国问题为基点,以扬弃和超越西方政治哲学为路径,以政治正义为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的制度诉求和价值旨归。
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的变革与其辩证法的变革是同一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在哲学史上,黑格尔曾试图通过辩证法与本体论的内在统一改造和重构形而上学本体论。与黑格尔的“辩证本体论”不同,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点把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和“超越性”、人类活动的“感性对象性”和“理性能动性”等两极对立的矛盾关系在实践活动中否定性地统一起来,使对人而言的“现实世界”具有了真正辩证的本性。以禀赋辩证本性的现实世界为基础,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本体论”的理论前提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性反思,在为辩证法确立了真实的本体论根基的同时,也实现
当前治理理论的发展呈现多元化状态。最早提出“治理”概念的西方治理理论存在明显的缺陷,正面临着民主批判的两面性、国家定位的模糊以及对治理和治理理论可能性的怀疑三方面问题。这些冲突根植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特别是“个人-共同体”和“国家-社会”两个维度的矛盾。作为治理理论兴起背景的新自由主义共识已经解体,治理理论发展需要新的政治哲学基础。马克思关于“国家-社会-个人”结构关系的批判性观点,提供了超越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思想依托,与中国的治理实践共同拓展了治理理论发展的新的可能性。
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的自我反思、审视与重建总是笼罩在他者——西方文明的阴影中,西方文明成为中华文明荣耀与跌落的坐标。然而,西方中心主义的鉴临决不会有中华文明的出路。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本身。中国道路开创的实践文明新形态是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新生,是一种不同于现代西方文明的人类新文明类型。
“道心论”是指在唐宋三教合一思潮影响下,道教南宗的创立者白玉蟾在阐释“道心”关系时所形成的一种修道证道理论,其核心是以心解道、以心释丹。“道心论”是道教南宗理论的基石,南宗关于性、神、炁、精的理论阐发皆受制于此。其理论创建集中体现在白玉蟾《蟾仙解老》中,主要有三个思想内涵:“道即心,心即道”,道心不二论;“道由心生、心由道有”,道心互化论;“道者,心之体;心者,道之用”,道心体用论。道心论涉及道心关系、身心关系和性命关系诸层次问题,其中,不二论与体用论主要是解决修道根基问题,互化论则是针对修道实践问题。通
朱子心性论的基础是超越经验意识的本然之心,是统摄形上之性与形下之情的枢纽。就精神活动的实存状态与功能属性而言,心性有别;就心识的生成与流行结构而言,心性一体,心居于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对于性而言,心并非一个被动的中介或无价值的载体,而是具有独立意义和主体性地位。朱子论心性“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保留了心与性的间隔,这与其渐进的工夫进路具有一致性。其中和新说与主敬穷理之工夫论,立足于经验意识之心做工夫,体现了以心合性、心与理一的渐进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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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与舍勒的生命形而上学表面上泾渭分明,但实际上,围绕着舍勒后期在实在性问题上对胡塞尔的批评,两者的工作缠绕在了一起。本文重新分析与检讨了舍勒在《唯心论与实在论》中针对胡塞尔所作的批评,以此说明,舍勒基于自己的实在理论对胡塞尔的批评是外在的,胡塞尔对意向性的生成分析是主体性视角下对实在性理论的贡献。同时,现象学还原也不构成胡塞尔和舍勒的实在性理论相互兼容的障碍。无论从有效意义出发还是从生命-抗阻出发理解实在性,其根本差别也只是在于方法论的视角的限制而非立场的相互冲突。胡塞尔的“原意见”和舍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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