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文化也开始向全球化发展。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古老国度，语文教育无疑对这种文化全球化的攻势与冲击负有不可替代的回应责任。于是教育理念的创新也就自然而然地提了出来。面对文化全球化的发展，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便是如何应对。于是如何看待民族化与历史化遗产的问题就摆在了我们面前。我认为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个是空间的，一个是时间的，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同一事物。
　　
　　一、民族本位与文化创新
　　
　　民族本位与全球化是一组悖论，似乎只应坚持其一，但又不是绝对的。语文教育的最大的实际便是中华文化，确切说是汉语文化，是语言与文学的文化，以及语言、文学背后的、民族所特有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丢失了中华民族的这种品格，这种精神，语文教育将无从谈起。
　　民族本位与语文教育理论的创新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创新应当紧紧围绕着民族性做文章，做足文章。民族性是语文教育创新的核心。当然我们不否认西方有很多教育思想比我们先进，但他们有他们的文化语境，我们有我们的文化语境，他们有古希腊传统，我们也有自己的儒家文化，苏格拉底与孔子显然有很大的不同，这也是东西方文化相互区别的最大的实际。 　 所以，创新不能盲目，要依存于民族性，不能一味求新求异，甚至哗众取宠地认为“外国的月亮圆”，这些都是不可取的。
　　既然有了民族性做依托，要探索怎样做民族性的文章，那就是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发展乃至发扬。有继承才有发展，有发展便是创新。然而在现实中，这种继承显然已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古代文化被束之高阁，冷冷清清，凄凄惨惨，不能不引起语文教育界诸学者的反思。
　　
　　二、求其“道”，弃其“器”
　　
　　《老子》中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是哲学层面的问题，但可以拿来阐述某些观点。现在的语文课程确实为了加强传统文化的教育而增设了古代文化的内容，但数量的增加并不能充分地说明传统文化的教育深入到了质的局面。很多时候，接受往往是被动的、无奈的，而不是主动的、快乐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古今文化的隔膜，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教师在传授的时候只是“授业”，而没有“传道”，即没有传中华古代文化中最本质的精神，包括人文精神、辩证的思维以及更多的伟大的思想。只有传其道，才能使学生对古代文化有一个全面的、明晰的、综合的感悟和理解，要使其“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这便是“传道”的作用。
　　当然，道是建立在“器”的基础上，要紧密地、辩证地结合，同样也是分析思维模式与综合思维模式的结合。分析用来辨“器”，综合往往用来明“道”，过去我们辨“器”做得过多，现在把明“道”提出来，希望能够得到重视。用一句话来概括，便是：“鸳鸯绣取从君看，更把金针度与人。”
　　
　　三、承而不迷，本古创新
　　
　　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断不是要言必先王之道这样简单，先王毕竟恍如云烟，再者时势变迁，先王之法未必合用，所以，继承传统不是执迷传统，也不是为了继承而继承，而是立足于传统的创新，以适于当今，适于现代化，适于未来。
　　总的来讲，民族的便是历史的，历史的也可以是民族的，立足于这一点，语文教育理论的创新才有根、有源，才有所依据，不然，便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这也是一个民族的魂，一个民族所以存在的标志。
　　我是一个民族本位者，但不排外，也是一个信奉传统者，但不迷古。因为我们都处于现在，生存在全球化日益加强的世界，只因为同有中华魂才共同探讨同一话题，并致力于勇敢地去实践，为了生活，更为了中文，为了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