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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四年之后，科学发展观被正式写入中共党章。
10月21日，在中共十七大闭幕时，《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通过并生效。党章修改决议案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自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党章以来，党章在历次党代表大会上都会得到修改。十五大，邓小平理论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十六大，“三个代表”写入党章。而新写入的科学发展观，被视为是十六大以来，中共思想理论创新最为重要的成果。
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王海光对本刊记者指出，这是中共有关发展的一个战略性转变，原因在于，传统以速度、规模为主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难以为继的发展模式
难以为继的表征，在10月15日胡锦涛的十七大报告中有明确表述，在谈到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时，列在第一位的即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
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5.5％，却消耗了世界54％的水泥、30％的钢铁、15％的能源。
英国《金融时报》称，经济规模仅为美国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中国，今年就将超过美国，一跃而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国。
国内一系列的环境污染事件成为经久不息的热点话题。今年5月爆发的太湖蓝藻事件——200万人的生活用水因污染而中断——只是频频告急的环境污染之一端。
2006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06年中国COD(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居世界第一，全国七大水系监测断面中62％受到污染，其中近一半属劣五类水质，流经城市的河段90％受到严重污染；75％的湖泊出现富营养化，27％的近岸海域水质超过四类，已不适于工业和港口用水。大气中二氧化硫年排放量超过环境容量的60％以上，酸雨区约占国土面积的1／3。全国1／4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
中国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环境压力。
世界银行估计，中国每年有75万人因污染(主要是大城市的空气污染)而早亡。
把环境因素考虑在内，经济的高速增长也要大打折扣：世界银行的报告估计，在2003年，污染的健康代价约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即7810亿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治理成本，以及当前不可持续发展对工业造成的未来成本。而国家环保总局曾表示，中国2006年的环保项目投资达到创纪录的257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GDP的1.23％。但除了安装基础污水处理设施和减排设备外，这其中还包括公园和植树支出。
环境污染日益加剧的原因中，政府主导经济背后的政绩驱动力不可小觑。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对本刊记者如此分析其中的逻辑：官员的短期利益，再加上注重GDP等单一经济数据的考核机制，使得官员更倾向于大上快上能迅速带来高附加值的能源、化工项目，而这些项目往往是以极大的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的。这也是一直以来资本及能源密集型行业的投资，在国家出台一系列调控“过热”政策下仍然飙升的原因所在。
国家环保总局曾经力推考核标准的绿色GDP，在今年年中因各界阻力太大，无疾而终。
尽管中国政府一再表示中国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在很多地方，这仍然被视为是无法避免的。甘肃徽县铅中毒事件中，一个地方官员就曾如此告诉本刊记者，“你看发达国家都是先污染，经济发达了，有钱了再来治理，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而这些地方官员所打的，往往是“发展是硬道理”的招牌。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提出的这一论断被一些官员歪曲。相当，多地方官员将主要的精力与财政都投在了能带来政绩的工程上，这也是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始终居高不下、内需拉动始终不足的一个原因所在。
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说，城乡差距拉大、就业压力增加、区域差距扩大、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社会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等，很多都是由于发展观的偏差所导致。这使得中国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潜在的巨大风险。
科学发展观的时代内涵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以及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被普遍认为是“与时俱进”。
其内涵，胡锦涛曾在被视为凝聚全党共识的中央党校“6·25”讲话中有过阐释：“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这意味着，十六大以来提出的环境友好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城乡统筹等，实质上都是科学发展观的子课题。
而写入党章的科学发展观能否发挥应有的效用，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对本刊记者说：更为关键的，不在于怎么说，而要看是在怎么做。
从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各级政府和部门作了一些相应的努力。
在环境治理上，国家环保总局釆取了“限批”“减排”等一系列措施。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明确目标：“十一五”期末单位国内总产值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
但是，在具体年度的执行上情况并不让人满意，在今年的“两会”上，总理温家宝坦言：2006年的排污总量目标未能实现。
而在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上，尽管政府将对民生的关注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历史的惯性依然强大，在政府运行逻辑未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社会发展失衡——公共投入比例偏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势必无法得到根本扭转。
在此种情况下，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说，这首先表明执政党开始调整思路。
首先是发展为了什么的问题。这也是对一年以来大国崛起讨论的一个回复：中国的发展不是为了大国雄风、彰显国力，不是为了政府掌握与控制资源，而是为了生活在中国土地上一個个具体的人。
在建党86年后，从中共一大的3]名党员，到现今每18个中国人中就有一名共产党员，中共执政面临着如何能够及时调整战略、并且能够将自己的战略付诸实施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写进党章，是新历史阶段中共解决这一问题的努力的体现。
王海光说，这注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核心更主要的是一个治理结构的变化，“那涉及到如何改变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
而科学发展观进入党章，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中共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目标，则要看一个公共的、高效的、廉洁的政府能否建立。这有赖于中共党内的一系列改革。
10月21日，在中共十七大闭幕时，《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通过并生效。党章修改决议案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自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党章以来，党章在历次党代表大会上都会得到修改。十五大，邓小平理论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十六大，“三个代表”写入党章。而新写入的科学发展观，被视为是十六大以来，中共思想理论创新最为重要的成果。
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王海光对本刊记者指出，这是中共有关发展的一个战略性转变，原因在于，传统以速度、规模为主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难以为继的发展模式
难以为继的表征，在10月15日胡锦涛的十七大报告中有明确表述，在谈到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时，列在第一位的即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
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5.5％，却消耗了世界54％的水泥、30％的钢铁、15％的能源。
英国《金融时报》称，经济规模仅为美国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中国，今年就将超过美国，一跃而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国。
国内一系列的环境污染事件成为经久不息的热点话题。今年5月爆发的太湖蓝藻事件——200万人的生活用水因污染而中断——只是频频告急的环境污染之一端。
2006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06年中国COD(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居世界第一，全国七大水系监测断面中62％受到污染，其中近一半属劣五类水质，流经城市的河段90％受到严重污染；75％的湖泊出现富营养化，27％的近岸海域水质超过四类，已不适于工业和港口用水。大气中二氧化硫年排放量超过环境容量的60％以上，酸雨区约占国土面积的1／3。全国1／4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
中国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环境压力。
世界银行估计，中国每年有75万人因污染(主要是大城市的空气污染)而早亡。
把环境因素考虑在内，经济的高速增长也要大打折扣：世界银行的报告估计，在2003年，污染的健康代价约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即7810亿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治理成本，以及当前不可持续发展对工业造成的未来成本。而国家环保总局曾表示，中国2006年的环保项目投资达到创纪录的257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GDP的1.23％。但除了安装基础污水处理设施和减排设备外，这其中还包括公园和植树支出。
环境污染日益加剧的原因中，政府主导经济背后的政绩驱动力不可小觑。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对本刊记者如此分析其中的逻辑：官员的短期利益，再加上注重GDP等单一经济数据的考核机制，使得官员更倾向于大上快上能迅速带来高附加值的能源、化工项目，而这些项目往往是以极大的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的。这也是一直以来资本及能源密集型行业的投资，在国家出台一系列调控“过热”政策下仍然飙升的原因所在。
国家环保总局曾经力推考核标准的绿色GDP，在今年年中因各界阻力太大，无疾而终。
尽管中国政府一再表示中国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在很多地方，这仍然被视为是无法避免的。甘肃徽县铅中毒事件中，一个地方官员就曾如此告诉本刊记者，“你看发达国家都是先污染，经济发达了，有钱了再来治理，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而这些地方官员所打的，往往是“发展是硬道理”的招牌。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提出的这一论断被一些官员歪曲。相当，多地方官员将主要的精力与财政都投在了能带来政绩的工程上，这也是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始终居高不下、内需拉动始终不足的一个原因所在。
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说，城乡差距拉大、就业压力增加、区域差距扩大、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社会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等，很多都是由于发展观的偏差所导致。这使得中国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潜在的巨大风险。
科学发展观的时代内涵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以及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被普遍认为是“与时俱进”。
其内涵，胡锦涛曾在被视为凝聚全党共识的中央党校“6·25”讲话中有过阐释：“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这意味着，十六大以来提出的环境友好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城乡统筹等，实质上都是科学发展观的子课题。
而写入党章的科学发展观能否发挥应有的效用，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对本刊记者说：更为关键的，不在于怎么说，而要看是在怎么做。
从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各级政府和部门作了一些相应的努力。
在环境治理上，国家环保总局釆取了“限批”“减排”等一系列措施。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明确目标：“十一五”期末单位国内总产值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
但是，在具体年度的执行上情况并不让人满意，在今年的“两会”上，总理温家宝坦言：2006年的排污总量目标未能实现。
而在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上，尽管政府将对民生的关注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历史的惯性依然强大，在政府运行逻辑未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社会发展失衡——公共投入比例偏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势必无法得到根本扭转。
在此种情况下，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说，这首先表明执政党开始调整思路。
首先是发展为了什么的问题。这也是对一年以来大国崛起讨论的一个回复：中国的发展不是为了大国雄风、彰显国力，不是为了政府掌握与控制资源，而是为了生活在中国土地上一個个具体的人。
在建党86年后，从中共一大的3]名党员，到现今每18个中国人中就有一名共产党员，中共执政面临着如何能够及时调整战略、并且能够将自己的战略付诸实施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写进党章，是新历史阶段中共解决这一问题的努力的体现。
王海光说，这注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核心更主要的是一个治理结构的变化，“那涉及到如何改变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
而科学发展观进入党章，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中共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目标，则要看一个公共的、高效的、廉洁的政府能否建立。这有赖于中共党内的一系列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