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发布讣闻,称梁从诫先生是“梁思成之子,梁启超之孙”,恐怕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不过,梁先生生前对别人这样介绍很反感。这倒未必是刻意低调,更有可能的是他不愿意把出身名门作为自己的一种资本或光环。另一个原因或许是,这会让他想起“文革”期间批斗他的人给他封的“雅号”——“梁三子”(保皇党的孙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修正主义的苗子)。
　　梁家三代人的爱国心、责任感和献身精神可谓一脉相承,薪火相传。媒体有人撰写悼文说:“我曾亲耳听过梁先生的这句自嘲:我们一家三代都是失败的英雄。”难以想象他这样一个谦逊的人会以英雄自称,但“三代人都是失败者”这句话,我倒确实曾听他亲口说过,而且不止一次。
　　相比他的祖父和父母,梁先生应算是“大器晚成”。梁先生名字里有父母希望他步宋代李诫建筑研究后尘之意,但他没有承继父母之业成为一名建筑学家,而是选取历史学作为自己的专攻。他在青年和中年时,无论作为文史研究教学人员还是外事翻译、书刊编辑,都展示了出众的才华和学识。但世人知道梁先生,多是从他年过花甲后矢志于民间环保事业开始的。
　　梁先生1992年开始筹建一个环保非政府组织。1994年,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创立,梁先生出任院长(民间叫法是“自然之友”会长)。这是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环境非政府组织。
　　经常有人问梁先生,为什么在年近退休时,要选择环保作为一项事业,来贡献余生?他说:“答案很简单,这是一件对我的国家、我的同胞和我家庭的未来极端重要,而目前仍被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所忽视的事情。”对他的这一人生转型,季羡林这样评价:“宁愿丢一个历史学家,也要多一个‘自然之友’。”
　　身兼公共知识分子和非政府组织领导人双重身份,梁先生身上呈现出看似矛盾的双重性格。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堪称他的真实写照。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为了无告的大自然,梁先生以一种“明知不可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毅然决然上路。
　　圈子里流传着很多关于梁先生让那些“不环保”的人下不来台的小故事。
　　他应邀参加中央电视台一个讨论会,会议结束,一位主持人安排一桌丰盛晚宴。梁先生看到服务员把鱼翅端上餐桌,愤然指责那位颇有声望的主持人:“你也配主持环保节目。”
　　他随全国政协代表团到山西调研。陪同的一位省级高官,在出行途中随手把一个矿泉水瓶扔到窗外。他大叫一声“停车”,一路小跑回去把瓶子捡了回来。
　　他在公园见到一个打羽毛球的小伙子,随口吐了一滩粘痰,就喝令那人自己擦掉。那人悻悻说:“你的话是对的,但你的态度很不好。”
　　这个直言不讳、耿直不阿的人,为他的组织确定的发展策略,却一直是谨慎稳健的。为了争取政府部门对民间环保事业的支持,他努力把握好坚持原则和顾全大局之间的关系,必要时甚至不惜委曲求全。有一年,他应邀作为专家参加林业部的年度重大新闻评选活动。开会期间,他与某位官员发生意见冲突,那位官员颇有些不合待客之道的言辞。他气得浑身发抖,但很快就控制了情绪,以非常富有建设性的姿态参与接下来的各项议程。
　　在举步维艰的草创时期,在前进中遇到风风雨雨的时候,这些谨慎稳健的策略,为“自然之友”有效地拓展了生存空间,同时也让很多相关政府部门认识到:民间组织关注并积极参与环保事业,是现代环境管理的应有之义;非政府组织不是政府的对头,而是建设性合作伙伴和值得信赖、依靠的同盟军。
　　梁先生一直倡导,公众参与环保事业要“真心实意,身体力行”。他厌恶那些坐在沙发里唱高调的“环保主义者”。他衣着简朴,骑自行车上下班,用废纸做名片,家中用度更是节俭到几乎吝啬的程度。但就是这个“吝啬”的人,为了支持在可可西里无人区与盗猎藏羚羊的犯罪分子殊死搏斗的野牦牛队,一次就筹集捐赠了价值几十万元的钱物。
　　日前在梁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我把一枝金黄色菊花放在他的遗体上,忽然又想起他所说的“三代人都是失败者”。我想,他所说的“失败”大约是指“壮志未酬”吧。其实,每一个终生挑战自我的人,最后不都是失败者吗?这就像跳高运动员跳过一个高度,还要向新的高度发起冲击,直到最后跳不过去为止。
　　据悉,环境保护部最近正按照“十二五”规划建议,抓紧制定“全民参与的社会行动体系”。今天看来,梁先生所做的探索,其意义也许远远超出他最初创办“自然之友”时的预想。
　　梁从诫所开创的事业,并未失败,也不会失败。在追随者的心目中,他代表了一种坚持。
　　作者为“自然之友”会员,环境保护部公报编辑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