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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发源于印度的佛教流传到中国以后，在中国得到了极大的推广，这主要得力于佛经翻译。佛经翻译在中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形成了中国最早期的翻译理论。本文对佛经翻译的历史进行了简要回顾，并分析了其对我国翻译活动的影响。
关键词： 佛经翻译 翻译理论 翻译活动
一、佛经翻译历史
根据我国佛经翻译的发展历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东汉到西晋的佛经翻译萌芽期；第二阶段，从东晋到隋的佛经翻译发展期；第三阶段，唐朝时代的佛经翻译成熟期。
中国最早的正式佛经翻译大约始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明帝睡觉时梦到金人于是派遣大使到天竺寻访佛法，天竺僧人迦叶摩腾跟随使前来洛阳，翻译了《四十二章经》一卷。到了东汉末年时期，一些古印度和西域僧人来到汉地，以洛阳为中心，翻译出大量的佛教典籍。自此，中国的佛经翻译日渐兴盛，所以翻译学界一般把这个时期视为考察起点。但是这时的佛经翻译大多为个人行为，无组织性，因此文体杂乱。这个时期佛经翻译的特色，主要有大小乘两系统：一是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小乘禅学派；一是以支娄迦谶为代表的大乘般若学。
从东晋开始，佛经翻译逐渐受到国家的重视，因此开始出现大规模的翻译组织，佛经翻译开始蓬勃。这时候翻译佛经的人大多来自印度，他们既通梵文，又懂汉文。翻译出许多的佛经经典，主要有大小乘经论、密教经、律典等，涉及印度佛教各个流派。这个时期佛经翻译的特点是传译较完备，译经师有系统地介绍佛经，确立翻译文体，翻译作品不求华美，但求切合原意，这是汉译佛经的发展期。
到了唐代，由于统治者十分重视佛经翻译活动，因此在人力财力方面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特别在唐太宗时期，为玄奘大师开设译经院，译经者达三千人之盛，这是中國译经的巅峰期，同时也是佛教的成熟期。在这个时期译经师则以中国高僧主持译事，典型代表是玄奘、义净，他们不但精通华文、梵文，佛学造诣更是博大精深，且以朝廷力量设置组织完备的译场，进行大规模的译经事业。
二、佛经翻译对我国翻译活动的影响
东汉至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第一次高潮，也是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形成时期。它不但对我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等产生重大的影响，在中国翻译史上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下面从翻译形式、翻译理论和翻译策略三方面阐述佛经翻译对我国翻译活动的影响。
1.佛经翻译对翻译形式的影响
佛经翻译经历了从东汉时期的个人翻译到后来的组织翻译。唐代的翻译分工更明细，分为译主、度语、笔受、缀文、参译等。在这些分工中，各人的职责是明确的，如译主作为译场的翻译主管，要最终定夺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度语要根据梵语言文字音译成汉文，笔受要把录下来的梵文字译成汉文，缀文要整理译文，使译文通顺，参译要对译文进行校对，并与原文对照，检查错误等。这样一种合作翻译的方式对中国近代翻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当属翻译大家林纾。林纾自己是不懂外语的，却翻译了多达180篇外国文学作品，采用的就是与别人合作翻译的形式。这在中国翻译史上是罕有的，就是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
2.佛经翻译对翻译理论的影响
佛经翻译历程是从一个幼稚的直译到幼稚的意译，又从较成熟的直译到较成熟的意译，最后到两者兼容的发展模式。最初的佛经翻译大多文字质朴，力求保存原本面目，大部分用的是音译。到后来有了汉文又通梵文的中国高僧，佛经翻译的水平开始提高了。中国最早的翻译观是三国时期的支谦在《法句经序》提出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即只按照作者的字面原意，不能加以任何变通。在佛经翻译刚刚起步的时代，支谦首先提出翻译之不易，接着反映早期文质两派的译学观点，并表明自己“好文”的译学主张。到了唐代，精通三藏、兼谙梵汉的高僧玄奘又推出“五不翻”原则。“五不翻”就是说在五种情况下不译其意，只传其音，也就是只进行音译，将原文语词照搬过来，待讲经时再进行全面讲解，层层展释。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到现代，非常有代表性的如严复的“信、达、雅”。钱钟书先生指出，这三字的提出早已见于支谦的《法句经序》。虽然我国翻译活动与西方相比来说起步虽晚，但始于佛经翻译的翻译理论一直保持有别于西方的独特见解，而且我国翻译理论研究深入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研究，注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和佛经翻译理论研究是一脉相承的。
3.佛经翻译对翻译策略的影响
在翻译策略及方法上，佛经翻译初期采取的是归化的翻译策略。佛经传入中国，必然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这既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求，又符合广大民众的意愿。因此在这个以传播佛教为目的的佛经翻译中，归化翻译策略必然占主导地位。这种归化策略对后世的翻译活动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近代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梁启超在《论译书》中详尽阐述了译学思想，他的“三义”在当时确实是翻译工作中最主要的理论问题。他提倡翻译政治小说，启发民智；主张用比较通俗的语言翻译外国著述，以便本国读者更好地接受。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提出“化境”说，它不仅与傅雷的“神似”说一脉相承，而且把后者提到更高的高度。“化境”被译界认为是“神似”的进一步发展。
三、结语
佛经翻译作为我国翻译史的标志，在我国社会、政治、文化方面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掀开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第一页，才有了现代的翻译理论。只有翻译工作者认真细致地总结过去两千年的翻译活动和理论发展史，中国的翻译事业才能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彭治民.佛经翻译在我国翻译史上的地位[J].商洛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0（9）.
[3]乔影.佛经翻译在中国翻译理论中的意义和地位[J].飞天，2011（08）.
[4]陶全胜.佛经翻译策略与佛教的中国化[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5]王海生，金娇.佛经翻译对后世翻译活动的影响[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7（6）.
关键词： 佛经翻译 翻译理论 翻译活动
一、佛经翻译历史
根据我国佛经翻译的发展历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东汉到西晋的佛经翻译萌芽期；第二阶段，从东晋到隋的佛经翻译发展期；第三阶段，唐朝时代的佛经翻译成熟期。
中国最早的正式佛经翻译大约始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明帝睡觉时梦到金人于是派遣大使到天竺寻访佛法，天竺僧人迦叶摩腾跟随使前来洛阳，翻译了《四十二章经》一卷。到了东汉末年时期，一些古印度和西域僧人来到汉地，以洛阳为中心，翻译出大量的佛教典籍。自此，中国的佛经翻译日渐兴盛，所以翻译学界一般把这个时期视为考察起点。但是这时的佛经翻译大多为个人行为，无组织性，因此文体杂乱。这个时期佛经翻译的特色，主要有大小乘两系统：一是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小乘禅学派；一是以支娄迦谶为代表的大乘般若学。
从东晋开始，佛经翻译逐渐受到国家的重视，因此开始出现大规模的翻译组织，佛经翻译开始蓬勃。这时候翻译佛经的人大多来自印度，他们既通梵文，又懂汉文。翻译出许多的佛经经典，主要有大小乘经论、密教经、律典等，涉及印度佛教各个流派。这个时期佛经翻译的特点是传译较完备，译经师有系统地介绍佛经，确立翻译文体，翻译作品不求华美，但求切合原意，这是汉译佛经的发展期。
到了唐代，由于统治者十分重视佛经翻译活动，因此在人力财力方面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特别在唐太宗时期，为玄奘大师开设译经院，译经者达三千人之盛，这是中國译经的巅峰期，同时也是佛教的成熟期。在这个时期译经师则以中国高僧主持译事，典型代表是玄奘、义净，他们不但精通华文、梵文，佛学造诣更是博大精深，且以朝廷力量设置组织完备的译场，进行大规模的译经事业。
二、佛经翻译对我国翻译活动的影响
东汉至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第一次高潮，也是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形成时期。它不但对我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等产生重大的影响，在中国翻译史上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下面从翻译形式、翻译理论和翻译策略三方面阐述佛经翻译对我国翻译活动的影响。
1.佛经翻译对翻译形式的影响
佛经翻译经历了从东汉时期的个人翻译到后来的组织翻译。唐代的翻译分工更明细，分为译主、度语、笔受、缀文、参译等。在这些分工中，各人的职责是明确的，如译主作为译场的翻译主管，要最终定夺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度语要根据梵语言文字音译成汉文，笔受要把录下来的梵文字译成汉文，缀文要整理译文，使译文通顺，参译要对译文进行校对，并与原文对照，检查错误等。这样一种合作翻译的方式对中国近代翻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当属翻译大家林纾。林纾自己是不懂外语的，却翻译了多达180篇外国文学作品，采用的就是与别人合作翻译的形式。这在中国翻译史上是罕有的，就是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
2.佛经翻译对翻译理论的影响
佛经翻译历程是从一个幼稚的直译到幼稚的意译，又从较成熟的直译到较成熟的意译，最后到两者兼容的发展模式。最初的佛经翻译大多文字质朴，力求保存原本面目，大部分用的是音译。到后来有了汉文又通梵文的中国高僧，佛经翻译的水平开始提高了。中国最早的翻译观是三国时期的支谦在《法句经序》提出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即只按照作者的字面原意，不能加以任何变通。在佛经翻译刚刚起步的时代，支谦首先提出翻译之不易，接着反映早期文质两派的译学观点，并表明自己“好文”的译学主张。到了唐代，精通三藏、兼谙梵汉的高僧玄奘又推出“五不翻”原则。“五不翻”就是说在五种情况下不译其意，只传其音，也就是只进行音译，将原文语词照搬过来，待讲经时再进行全面讲解，层层展释。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到现代，非常有代表性的如严复的“信、达、雅”。钱钟书先生指出，这三字的提出早已见于支谦的《法句经序》。虽然我国翻译活动与西方相比来说起步虽晚，但始于佛经翻译的翻译理论一直保持有别于西方的独特见解，而且我国翻译理论研究深入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研究，注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和佛经翻译理论研究是一脉相承的。
3.佛经翻译对翻译策略的影响
在翻译策略及方法上，佛经翻译初期采取的是归化的翻译策略。佛经传入中国，必然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这既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求，又符合广大民众的意愿。因此在这个以传播佛教为目的的佛经翻译中，归化翻译策略必然占主导地位。这种归化策略对后世的翻译活动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近代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梁启超在《论译书》中详尽阐述了译学思想，他的“三义”在当时确实是翻译工作中最主要的理论问题。他提倡翻译政治小说，启发民智；主张用比较通俗的语言翻译外国著述，以便本国读者更好地接受。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提出“化境”说，它不仅与傅雷的“神似”说一脉相承，而且把后者提到更高的高度。“化境”被译界认为是“神似”的进一步发展。
三、结语
佛经翻译作为我国翻译史的标志，在我国社会、政治、文化方面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掀开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第一页，才有了现代的翻译理论。只有翻译工作者认真细致地总结过去两千年的翻译活动和理论发展史，中国的翻译事业才能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彭治民.佛经翻译在我国翻译史上的地位[J].商洛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0（9）.
[3]乔影.佛经翻译在中国翻译理论中的意义和地位[J].飞天，2011（08）.
[4]陶全胜.佛经翻译策略与佛教的中国化[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5]王海生，金娇.佛经翻译对后世翻译活动的影响[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