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提出“地方路径”的问题无疑就是对“空间意识”的呼唤。在过去的文学研究之中，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更加重视“时间”，晚清民初影响中国思想界的“进化论”昭示的是时间，那时的人们是借“时不我待”的紧迫来唤醒国人的危机意识，1980年代的“现代化”焦虑所强调的也是时间。放置在特定的语境之中，它们都没有问题，也很好地完成了对历史发展应有的推动效应。然而，历史本身却是复杂的和多层面的，不是每一次的助推都源于同一个关节，更不是每一个层面的运动都基于同样的认识。二十世纪的思想发展，给我们留下了另外一个宝贵的启示，那就是爱因斯坦、霍金等人的宇宙观。正是这些思想巨擘提出了一个时空的相对性问题：没有绝对的时间，也没有绝对的空间，时间总是与空间联系在一起，不同的空间有不同的时间。也就是说，不是说不讨论“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问题，也不是说“进化”的需求不复存在了，而是说所有对时间流变的描述都存在一个被我们忽视的背景：究竟是哪里的“流”，又属于什么层面的“变”？这就是“空间”的视野，也是“空间”的价值，或者说，时代之波的浪潮归根结底是在某一空间发生的，也是沿着某一地方的“路径”演化的。
　　在纯粹“中国现当代文学”演化的模式中，所谓“沦陷区”只在“抗战时代”的定位中才获得了阐释的理由，而“成都”也只能出现在现代中国历史的浪潮中，本期两篇论文则努力揭示这两种“文学现象”独立的空间意义，从而就大大地拓展了我们文学研究的可能性。
　　——李怡
　　摘要：19世纪末期，中国与东亚与世界联动加速，政治地理被不断改变。到1940年代，中国领土（主权、政权）的分割、拉锯渐趋稳定，而人员的流动离散尚在延续。投射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1940年代聚散离合、多元共存，是一个继往开来的重要阶段。对这个阶段的“国家想象、地方经验与文学形式”加以全方位的深入考察，有助于准确复盘这一特定时期错综复杂的文学现象。而引入与殖民相关的四个维度研究方法（背景），或可成为介入1940年代中国文学场的途径之一。
　　关键词：1940年代文学;东亚政治地理;四个维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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