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尔凯郭尔的理性偏转与个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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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凯郭尔通过牺牲基督教的全部历史的现实性分析,对充斥形而上学而使个体遭到扼杀的现代社会感到一种莫名的悲愤,认为现代社会处于人的自我异化的阴影之中。因此,在克尔凯郭尔看来,欧洲“体制”的全面崩溃,预示着基督教与哲学的分离,只有原始意义上的基督教才能拯救现代社会,即“个别的人”不再为整体所左右,也不再以“全权代表”为借口来排斥“个体”的存在。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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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反科学思潮是人类文明史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它与科学相伴而生,又尖锐对立。西方反科学思潮在哲学层面激化了理性与信仰的矛盾;在文化层面,加剧了科学与宗教、人文的分裂。然而,要化解冲突,消除裂痕,圆融分歧,其中一条重要的途径便是返回中世纪,
由中山大学哲学系现象学研究所主办、广西大学哲学系承办的第一届国际心性现象学专题研讨会于2012年4月17—19日在广西大学举行。来自国内外18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3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大会围绕“心性现象学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
在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显著特征就是通俗化。于光远曾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一本通俗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秀著作”,他进而解释了“通俗”的意思:“通俗者,沟通世俗世界,用现代语言来说,即沟通群众之谓也。”尽管于光远在这里没有对“群众”进行界定,但他说明了大众与通俗之间的联系。但何谓“哲学的大众化”仍然需要界定。其实,艾思奇眼里的“大众”具体有所指。1938年2月他在《大众哲学》“四版代序”中这样说:“我只希望这本书在都市街头,在店铺内,在乡村里,给那失学者们解一解知识的饥荒;却不敢妄想一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一书的名称,新中国建立后就是这样翻译。现在俞吾金先生在《作为经济哲学的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和命运》(《中国哲学年鉴》2011年卷,以下简称“俞文”)一文中,却把“终结”译作“出路”,并用“注8”说明:“我已经在多篇论文中指出,恩格斯这部著作的书名,应该被译为‘出路’,而不应该被译为‘终结’。因为不是费尔巴哈,而是黑格尔才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的终结者。”
1912年北京大学建立“哲学门”,1913年中国大学哲学系的课程设置正式确定,如果我们把这些事件看作是哲学作为现代一个学科得以建立的标志,那么,中国哲学的建立和发展至今恰恰是一百周年。这个历史事实本身说明:一是中国虽然有自己的哲学传统,但“哲学”这个名称及其所指称的含义并不是中国本土的“道学”、“理学”之类的传统哲思,而是专指参以希腊哲学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后经日本哲学家西周用汉字翻译西语“philosophia”、以后被中国哲学界所接受并建立起的自己的现代哲学学科;二是近现代中国的哲学犹如中国的科学技术一
在价值学的基本问题中最根本的是价值本质的问题,其他问题都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的。“如果有人想要将众多的价值学问题化约成单一的论题,那么价值本质的问题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价值本质的问题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价值的根本性质问题,这个问题指向各种具体价值如使用价值、伦理价值、审美价值、人生价值的共性,即一般性质;二是价值的存在根据问题,这个问题指向价值由以产生的根源。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只是表层问题,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才是深层问题。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质和根据具有内在的同一性,“根据就是内在存在着的本质,而本质实质上即是
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1940一),德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也是批判理论第三期发展…的主要人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奥菲对劳动市场与合理化、福利国家与失业、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中最为世人所知的是他的福利国家危机理论,其中他对后期资本主义系统的危机进行了诊断,对后期资本主义系统进行了分析与批判。这既来自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洞察,也秉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传统,以及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界定、合法性危机的阐述以及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
《论道》是金岳霖的主要著作之一,集中体现了西方现代逻辑与中国哲学相结合这一特点。很多人觉得《论道》不容易读懂,原因在于里面包含很多逻辑的背景知识。在《论道》一书的“序”中,金岳霖这样写道:“近来经奥人维特根斯坦与英人袁梦西分析才知道逻辑命题都是穷尽可能的必然命题。”r10这里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如何理解“逻辑命题都是穷尽可能的必然命题”这一观点,本文试图说明金岳霖文章里是怎样谈“必然”的,“必然”在他的“式一道一能”的思想体系中居何地位;二是金岳霖对“必然性”的解释只提到了西方两位哲学家,其中重要的一位就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于2011年11月18日在中央党校联合举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为主题的“哲学与社会发展论坛(2011)”。中央党校副校长陈宝生、教育长徐伟新出席会议,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郝时晋、中央党校校委委员兼哲学教研部主任贾高建代表主办单位分别致辞。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李晓兵主持会议并进行会议总结。中央党校科研部主任梁言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
古希腊文版《法礼篇》(Nomoi)以“神”(theos)为开篇第一字,随后关于“神”或“诸神”存在及其德性的讨论随处可见。相比之下,第十卷里的神学理论是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在这里,柏拉图基于法制教育与道德劝诫的目的,首先从五种违法行为与惩处原则谈起,认为“在年轻人傲慢无礼的行为中”,最严重的就是冒犯“公共和神圣的对象”;其次是冒犯私人的圣物或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