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同志问我抓“四人帮”的问题，说法不一。“四人帮”是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时抓的。华国锋不抓，就不会有人抓“四人帮”？不见得，也还会有人抓“四人帮”。怎么抓的？我了解一些，全部情况不那么清楚。
　　了解“四人帮”要夺权
　　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活动很不正常，比较频繁。江青几次到保定，到长辛店，到团河农场，到昌平、清华的什么单位；王洪文到平谷。短短的一段时间，活动范围不是很大，显得频繁，很不正常，很有怀疑，究竟在搞什么？中央了解的情况更多，也在密切观察注意“四人帮”。中央考虑过解决此问题，办法就是把“四人帮”抓起来。
　　10月1日没搞大的活动，只在天安门城楼上搞了个小型活动，华国锋讲了话，讲完话站起来就走，会就散了，江青有点莫名其妙的样子，看样子想说点什么没说成，也只好散了。我看是对“四人帮”做出的反应，不大理她，也没有安排她讲话。
　　此前倪志福同志告诉我，苏振华同志约我去密云水库玩，我简单做了一些准备，陪苏政委去密云水库，以为真的是去玩。10月2日，我打电话给苏政委，告诉他可以去了，我已做了准备；苏问我上午是否有时间，我回答有时间，他要我到他家中。去后苏政委说，中央现在的斗争情况你是了解的，他们要夺权，他们要掌了权不得了。苏没有明说，我知道是指“四人帮”；苏接着问，卫戍区的部队你能掌握得了吗？我回答没问题，掌握得了，我和杨俊生同志在卫戍区工作多年，注意教育部队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部队调动严格遵照中央军委规定，其他的人插不上手，他们别说调动卫戍区部队，连一个班、一个兵都调动不了。苏说，中央政治局、华国锋同志、陈锡联同志，吴德同志不用说，包括叶帅，对你绝对信任。我认为这不是虚话。我明白，秘书和倪志福同志说要去玩，实际上不是要玩，就是要告诉我这些话。
　　回家后我想，苏振华同志讲的，不可能是他个人的考虑，判断可能是中央小范围考虑与“四人帮”斗争问题，要和卫戍区领导透个气、打招呼；苏政委是我的老领导，“文化革命”中我在锦州也是保苏振华的，所以让苏振华和我打招呼，“串联”。这是我的判断。
　　抓“四人帮”华国锋起主导作用
　　抓“四人帮”后不久，叶副主席讲，我们又有了英明领袖华国锋，并引用了典故“投鼠忌器”，说明打倒了“四人帮”，又没有伤害毛主席，所以华国锋英明。叶帅就是要说服我们对英明领袖服气；也可以看出华国锋在“四人帮”问题上起的作用。抓“四人帮”后，吴德同志曾说，邓小平同志讲过，华国锋为什么采取这样的办法（把“四人帮”抓起来）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自己回答，看来也只好用这个办法，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再一个，中央领导小范围研究过解决此问题，要把“四人帮”抓起来，但什么时候动手，哪一天，我看没定下来。10月5日，华国锋和陈锡联同志到唐山去视察，了解地震后安排的情况，从唐山回来后看到《光明日报》“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曲解毛主席的意思，陈锡联说，看来他们要下手了，我们慢不动手，他们就要动手；促进了华国锋对此问题的考虑。我认为陈锡联的这个话与10月6日抓“四人帮”关系比较大。中央有准备，抓是必然的，但哪一天抓？《光明日报》的文章起了决定作用。再不动手，可能他们就要下手了。
　　这三件事：叶帅讲话，吴德谈话，陈锡联提出的问题，我看抓“四人帮”问题上华国锋恐怕是主导作用，没有他的积极性，事情不会那样利索的。他当时主持中央工作，是第一副主席，主席生前安排的。如果华国锋不是积极主动起推动作用，叶帅会讲这番话？不会。当时党的方面华国锋是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政府方面他是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军队方面是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这样，华国锋、陈锡联一起就是军政一把手。
　　抓“四人帮”
　　6日下午4点钟左右，汪东兴同志给我打电话，要我五点半经东边门到中南海他的家里，有事找我。我告诉了吴德，他说到时候你去吧；后来给陈锡联同志打电话，我告诉他汪东兴电话的事，他说你去吧，电话里不便讲，汪东兴同志会告诉你。我给陈锡联同志打电话汇报是必要的，他当时主持军委工作；告诉吴德也是对的，让他知道。从这二人的口气，理解到他们研究过这个问题，估计是“四人帮”问题，但没把握。5点半我准时到，汪东兴同志等着我，到他家中，是因为这件事的知密范围很小。汪东兴同志传达了中央的决定，我听了很高兴！决定是：今晚8点钟政治局召开会议，议题有两个，一是修建毛主席纪念堂，二是出版《毛选》五卷。以这个会议的名义通知“四人帮”到会，他们不会请假。江青住在中南海，用不着来开会，汪东兴同志就可以执行；张春桥、王洪文住钓鱼台，姚文元住外面，是卫成区警卫。如果他们有觉察不来，属中央警卫团警卫的由中央警卫团抓，属卫戍区警卫的由卫戍区抓。汪东兴说，如姚文元不来，卫戍区去抓，到他家中宣布中央决定进行保护审查，交代搞阴谋活动的问题，宣布后就带走，对家中进行清查，清查后向其家属和工作人员规定几条纪律…
　　到8点钟，三人全来了，到怀仁堂，来一个抓一个。我在怀仁堂，华国锋、叶帅都在，找我布置任务，说一会儿耿飚同志来，接管广播事业局，给他派一个副司令一块儿去，我说派邱巍高，管警卫的副司令。我打电话叫邱巍高来交代任务，又打电话给警卫一师师长田占魁，告诉他姚文元的问题已解决，不必去他家了，要他去广播电台，把电台控制，待耿飚和邱巍高同志到后，听邱巍高指挥。
　　等耿飚同志期间，叶帅问我，我给叶帅建议，“九一三”事件处理得好，严格保密，直到证实林彪摔死，还在广播“祝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保持了局势稳定，效果很好。叶帅听后很感兴趣，请华国锋同志过来，说吴忠同志讲得很好，让我跟华国锋同志讲讲；华国锋同志听后也表示赞成，说此事暂时保密。但保密没保住，传出去后群众高兴得不得了，奔走相告；感到消息泄露出去没什么坏处，就请示中央，群众问起来可否证实这个问题，中央同意了。大家都恨“四人帮”，保密没保多久，几天后就决定开百万人大会声讨“四人帮”，吴德讲了话。
　　耿飚接管，华国锋写了介绍信给广播事业局，还有邱巍高的名字；耿飚拿了介绍信，带着张香山和邱巍高走了，我也出来了。在走廊里，耿飚同志对我说，吴忠同志，你赶快把素文、吴桂贤也抓起来，这两个人坏得很。我说，中央决定了才能抓，中央没决定我怎么能抓？他想得很简单，在叶帅华国锋面前你怎么不讲？回来后，我跟吴德同志汇报了情况，吴德同志说，还剩迟群、谢静宜、金祖敏，汪东兴同志说11点抓，不惊动别人。吴德同志要请市委秘书长周家俊（音）来，我打电话，说他发高烧，就未叫他来。征求我的意见后，吴德同志通知倪志福到吴德家里，研究抓迟群、谢静宜、金祖敏问题，决定通知迟群、谢静宜到吴德办公室看文件。这时谢静宜在北京医院住院，迟群在清华，金祖敏在全国总工会招待所。
　　布置好后我到吴德同志办公室，迟群接到通知很快来了，我叫他坐下，宣布：迟群干了很多坏事，上级决定对你隔离审查，要很好向组织交代。我叫卫戍区警卫处长张成（音）同志来把迟群带走。谢静宜，是陈一夫（音）同志去医院找她，用车接到市委，我告诉警卫三师政委陈先达，谢静宜一到，不用上楼，让她上你的车，换车带走即可。谢静宜换车后被带到警卫三师，她在车上就骂开了，说毛主席逝世没几天你们就搞政变，你们受邓小平欺骗……陈先达制止了她。我带着张成去抓金祖敏，那时金祖敏是全国总工会筹备组组长，准备当全国总工会主席的。
　　几天后，中央政治局请抓“四人帮”有功人员吃饭，华国锋、叶帅、陈锡联、纪登奎、李先念五人参加，其他同志未到；我和张成去了。叶帅讲了几句话，讲到卫成区我和杨俊生同志做了大量工作，起了很好作用。8341部队的同志发言，拥护中央决定；“王张江姚”专案组负责人于桑也发了言；李鑫也发了言；后来要我发言，我没讲，要耿飚讲，他也没讲。我想，请吃饭就吃饭，发什么言？没必要。我不愿意讲，是对汪东兴印象不好，他争功，计较。有一次他和我说，你们警卫一师还在搞纪念张思德的活动，张思德不在警卫一师，在我们警卫团嘛！我回去告诉警卫，汪东兴有意见。其实，8341、警卫团是从警卫一师调过去的，调过去没多久；汪东兴兼警卫团的负责人，太计较。我不愿意发言，就是不愿意恭维8341，你汪东兴有功劳。
　　叶剑英副主席在好几个会上讲汪东兴抓“四人帮”的功劳，也讲“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说过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叶剑英同志这样讲，意思是让我们重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可以和建国相提并论。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叶帅在一次会上讲，有的同志说还是要维持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三七开，叶帅伸出大拇指说：“文化大革命”是这一份的！不能讲三分缺点错误。我曾和吴德同志讲，这是什么意思？毛主席讲了三七开，缺点错误还不够分量。吴德同志说，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嘛！
　　两个“凡是”，华国锋是后来讲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起草华国锋的讲话，与会同志逐字逐句修改，是根据另外一个老同志的讲话，凡是毛主席生前做出决定的一切问题都要贯彻执行。后来党内批判华国锋搞个人崇拜、两个“凡是”，没听说这位老同志出来解释。
　　董岩据《炎黄春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