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因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遗址的发掘而得名，是西辽河流域史前时期最为强劲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其年代为距今6500年至5000年左右。红山文化是在直接或间接吸收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大量吸收了中原仰韶文化的因素。在出土陶器群上的表现最为明显，一方面风格浑厚的夹砂筒形陶器大量使用，另一方面具有典型中原仰韶文化风格的彩陶器融入其中，整体文化面貌焕然一新。距今5000年左右，是中国史前社会的一个转型期，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等不同区域的诸多考古学文化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文明化进程显著加快，而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西辽河流域率先走在了前沿，玉文化的发展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并最终确立了西辽河流域在中国史前时期的玉文化中心地位。
　　
　　红山文化典型玉器群的出现
　　
　　


　　考古学的研究表明，红山文化明确分成四个大的发展时期，前三期玉器数量很少，典型玉器群出自第四期，主要出土地点有辽宁建平县牛河梁、阜新县胡头沟、凌源县三官甸子、喀左县东山嘴、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等。玉器造型可大体分成装饰类、工具类、动物类、人物类、特殊类等。红山文化晚期，玉器的出土数量显著增多，造型极富变化，雕琢工艺精良，在中国北方地区独树一帜。
　　装饰类玉器主要有环、珠、曲面牌饰、菱形饰等。玉环均呈圆形，外缘较厚，内缘较薄，横截面呈三角形。玉珠形制多样，有的呈亚腰状，也有的呈圆球形、半球形或扁圆薄片形。曲面牌饰上半部呈长方形，下半部呈半圆形，正面弧曲，其上分布有规整的瓦沟纹。菱形器边缘磨薄，中部偏上有一个椭圆形钻孔。
　　工具类玉器有斧、钺、棒形器、纺瓜等。玉斧呈长方形，弧顶，斜刃。玉钺呈长方形或圆角长方形，中心部位有一较大的圆孔，内外侧边缘磨薄。棒形器一类为短柱状，另一类为长柱状。纺瓜呈桂叶形或椭圆形，体侧有一周凹槽。
　　


　　动物类玉器主要有玉猪龙、双猪首环形器、双猪首璜、兽面形器、鸟、、凤、龟、鱼、蚕等。玉猪龙分为两类，一类体蜷曲如环，首尾相连或相距甚近，头部较大，双耳呈圆尖状竖起；另一类首尾明显分开，颈后竖起一道弯勾状长髭。双猪首环形器呈长条形，顶侧呈三联弧状，底侧平直，器身中部并排横穿三个较大的圆孔，两端各雕出一个猪首形象。双猪首璜呈弧形，双首外伸，吻部凸出。兽面形器略呈三角形，器体扁平，双耳呈圆尖状，朝斜上方竖起，双目圆睁，双唇紧闭，下颌亦呈圆尖状。玉鸟头部外凸，双翅展开，尾部平伸，通体光素或双翅及尾部正面刻有浅凹槽。玉分为两类，一类双翅微展，双爪作攀附状；另一类双翅奋力展开，呈圆弧状，未见双爪。玉凤呈卧姿，曲颈回首，背羽上扬，尾羽下垂。玉龟分为两类，一类龟体平面呈椭圆形，龟背隆起，其上刻有规整的龟背纹，首、尾、足均作缩入体内状；另一类龟背平面呈椭圆形或圆形，略外鼓，未施纹饰，首、尾及四足明显外伸。玉鱼分为两类，一类体扁平，有鳍、尾，通体光素；另一类呈扁锥形，颈部及体侧均刻有纹饰。玉蚕呈圆柱状，顶端较粗，端面雕琢出眼、鼻等器官，尾部变成圆尖状。
　　人物类玉器较少，目前仅知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四号大型墓内出土一件玉人、巴林右旗出土一件玉人面。玉人为立姿，前额有发髻，面部圆润，双颊丰满，五官清晰，双臂曲肘扶于胸前，细腰阔臀，双腿并立。玉人面头顶较平，脸颊外弧，下颌呈圆尖状，五官清晰，双目、鼻均呈三角形，唇下施密集的网格纹。
　　特殊类玉器有勾云形器、箍形器、璧、双联璧、三联璧等。勾云形器是红山文化玉器群中最重要的器类，常与箍形器共出自中心性大墓内，造型复杂，寓意深刻。主要有以下五类：一类呈长方形，中部为圆形镂空，两侧外伸勾角略直；二类亦呈长方形，中部镂空作勾云状盘卷，两侧外伸勾角弯曲明显；三类略呈方形，中心部位镂空亦作勾云状盘卷，体外侧呈对称状伸出多个小凸；四类呈椭圆形，仅下侧中部外伸三个尖齿状小凸；五类呈圆角长方形，上侧长边平直，两端中部各外伸一对方形小凸，下侧两端尖角明显内收，中部外伸一排规整的尖齿状小凸。箍形器均呈扁圆筒状，腹壁斜直，一端作平口，另一端作斜长口。靠近平口一端边缘通常钻有两个对称的圆形小孔。玉璧外缘呈圆形、方圆形或正方形，内缘均呈圆形，内外侧边缘磨薄，通体光素。双联玉璧上小下大，上端呈半圆形、圆弧形或尖圆形，下端呈圆形或接近方圆形，中部两孔亦上小下大，内外侧边缘磨薄。三联玉璧分为两类，一类与双联玉璧造型相近，体中部有三个自上而下依次渐大的圆孔；另一类呈长条状，一侧平直，另一侧呈三联弧状，体中部并排分布三个大小相近的圆孔。
　　


　　红山文化玉器造型充分体现了对已有玉文化传统的承继关系，同时也充分展示了红山先民独特的首创精神，成为东北地区史前玉文化发展进入鼎盛阶段的标志，也是确立西辽河流域玉文化中心地位的首要条件。
　　
　　红山文化玉雕风格的形成
　　
　　红山文化晚期，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加之气候暖湿的良好自然环境，人们的食物来源有了可靠保障，使得一批人能够脱离食物生产，走向非经济性专业化生产的道路，玉雕业便是其中之一。
　　红山文化玉雕工艺十分讲究，特征鲜明，制玉匠人不但熟练地掌握了切割玉材的技术，而且因器体形态不同，注重玉材大小、质地、色泽等方面的选择。玉器表面大多经过抛光处理，部分器类的局部或通体雕琢出各种纹样，主要有阴刻线纹、瓦沟纹、凸棱纹、网格纹、几何形纹样等。其中，阴刻线纹主要用来表现动物形体的各部位器官及外部轮廓特征。玉器上的钻孔比较普遍，一类是单面直钻而成的圆孔，另一类是从两面相对直钻而成的长孔，还有一类是从两面斜钻而成的洞孔。
　　


　　红山文化玉雕风格的形成，与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对玉雕业的特殊需求密切相关。装饰类和工具类玉器地位的下降，动物类和特殊类玉器的大量涌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玉器所包含的社会属性的深刻变化。装饰类和工具类玉器在玉文化起源阶段占据主导地位，前者体现出对玉质材料及自身个性的美的追求；后者则明显看出是对同类石质工具的模仿，但使用功能大多不一。动物类玉器应是当时人万物有灵观的产物，追求神似和讲究动感构成了红山文化动物造型玉器的特有风格。在特殊类玉器中，勾云形器和箍形器造型奇特，寓意深刻，学术界曾进行过十分热烈的讨论，至今也尚未达成共识。特别对勾云形器造型内涵的认识，说法颇多，主要有以下五类：一是代表龙的形象；二是代表龟、蛙、鹰、鸟等动物形象；三是代表一种抽象的饕餮形象；四是融合吸收仰韶文化的彩陶因素，代表一种玫瑰花图案；五是直接或间接承继本地区兴隆洼先民和赵宝沟先民崇拜鹿角、猪獠牙的宗教传统，是鹿角、猪獠牙等实物形态的一种艺术化再现。关于箍形器的造型和使用功能，因常出自墓主人头下，最初认定为束发工具，后来有学者认为是铲东西或撮东西的工具，应是仿造骨质器皿而来。笔者在综合研究红山文化各类出土遗物的基础上，认为箍形器应是模仿陶质斜口器的结果，和无底筒形陶器的造型也有密切关系，可能基于相同的祭祀观念，具有贯通天地之意。尽管存在上述分歧，但勾云形器和箍形器作为红山文化最典型的两种器类却是无可争辩的。
　　目前所知的红山文化玉器，除正式发掘品外，还有大量的征集或采集品，有些需要进一步鉴定，能否正确把握红山文化玉雕风格十分关键。
　　
　　红山文化用玉制度的重大突破
　　
　　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内部产生分化，等级制度开始出现，顺应这种历史潮流的发展，出现了较完备的玉礼制系统，这是目前所能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礼制形态，在史前用玉制度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红山文化玉器主要出自积石冢石棺墓内，而积石冢代表一种特殊的埋葬制度，多建在山梁或土丘的顶部，形制有方有圆，积石冢的规模大小不一，有单冢与多冢之分。牛河梁遗址主体分布范围约1.2平方公里，是目前所知规模最大的一处红山文化祭祀遗址。积石冢内石棺墓可以分成不同的等级，甲类大型石棺墓多位于积石冢内中心位置，圹穴和石棺的规模较大，随葬玉器的种类和数量均明显多于其他型墓，且每座墓内均出有勾云形器和箍形器，形成一种较稳定的组合关系。乙类大型墓亦位于积石冢内中心位置，圹穴和石棺的规模低于甲类大型墓，随葬玉器的种类和数量均少于甲类大型墓。未见勾云形器和箍形器共出的现象。小型石棺墓多分布在积石冢的边缘部位，圹穴和石棺的规模明显偏小，随葬玉器的数量在5件以下；还有的仅随葬陶器或石器；也有的小型墓未见任何随葬品。由此看来，小型石棺墓至少可以分成三个以上的不同等级。
　　上述现象表明，因墓主人生前等级、地位、身份不同，不仅墓葬的规模、形制及分布位置有明显的差异，而且在随葬玉器的数量、种类及组合关系方面均有相应的变化。玉器已非一般性随葬品，也非个别性礼器，而是已经形成了一套标志墓主人级别高低的用玉制度，玉礼制系统形成。
　　在红山文化晚期的石棺墓中，以随葬玉礼器为主，也还有少量的陶礼器和石礼器，但只有玉礼器的使用能够反映墓主级别高低的变化，并且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制度，陶礼器和石礼器的使用均未构成礼制。同时也应看到，红山文化玉器不仅仅是专供随葬用的礼器，也是举行宗教活动的主要用具，勾云形器和箍形器是两种最主要的通神工具。还有一点必须明确，红山文化积石冢代表一种特殊的埋葬制度，其功能不仅只是埋葬死者的莹地，同时也是生者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玉礼器的使用者并非普通社会成员，应是生前主持各种祭祀活动的祭司，死后成为被祭祀的对象。
　　综上所述，对红山文化玉器的重要学术价值可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红山文化玉器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物质载体；第二，红山文化玉器代表了中国玉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第三，以蜷体玉龙为代表的红山文化玉器对夏商周三代玉器造型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相信，对红山文化玉器的研究及源流关系的探索，是深入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爱玉和用玉传统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