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古方主编、数百名文物考古工作者参编的15卷《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4000张精美的图片洋洋洒洒，集中展示了中国出土玉器的最新成果。山西由于最近十多年诸多重要考古发现，尤其大量美仑美奂的玉器出土，使其在中华玉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因此，编委会情有独钟，令山西独立成卷，以饱世人眼福。就在火热七月里，我们精挑细选山西卷玉器时，广东省博物馆古运泉先生给我打来了电话，请我们挑选部分山西出土玉器支持他们2006年1月举办的“中国古代玉器展”，我们欣然允诺。现在，书中的一部分玉器已真实地展现在了广东省博物馆的展柜里，令广大观众零距离领略那幽幽古玉，遥想背后发生的故事。
　　


　　玉，中华传统文化的特殊符号，在中国至少有着八千年以上的历史，自出现以来就与权贵、地位、身份等联系在一起，考古发现的玉器多数出自那些身份较高的墓葬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玉器的正式出土，开辟了中国考古玉器发现的新时代。山西则以陶寺遗址大墓玉器的出土引来了一系列古玉的再现，随后，太原赵卿墓、曲沃晋侯墓地、临汾下靳墓地，一直到入选“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芮城清凉寺墓地，以及正在发掘的绛县横水西周墓地，这一项项重大的发现无一不闪耀着美玉的光华，诉说着久远的历史。
　　欣赏山西出土玉器，应该知道至少有三个时期可圈可点，可以说代表了中国这一时期玉器的杰出成就。
　　第一，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寺墓地、下靳墓地和清凉寺墓地，时代均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距今4000多年。陶寺墓地位于襄汾县陶寺村，上个世纪80年代发掘墓葬1300余座，尤其大墓出土有鼍鼓、特磬、蟠龙纹陶盘等重器，颇具王者之气。此外，大中型墓普遍发现有精美的玉器，共计800多件。近年来，陶寺考古再领风骚，城址、观象台、宫殿区等重要遗迹相继发现，将世人的目光再度聚焦到这个尘封着一段辉煌历史的村落。
　　下靳墓地发现于1998年，位于临汾市尧都区下靳村，属陶寺文化分布范围的遗存，东南距陶寺遗址约25公里。发掘墓葬533座，出土各种玉石器200多件。
　　芮城清凉寺墓地位于黄河北岸的中条山南麓。2003年秋开始发掘，在“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会上一鸣惊人。迄今清理了300余座不同等级的墓葬，出土玉石器200余件。
　　


　　这三个墓地玉器中最多的是璧、环、钺、刀等，其他还有玉琮、小玉饰等。绝大多数璧、环套在墓主人的右臂上，钺、刀则摆放在胸部或腿部。这些玉器的材质、形制、工艺等不同于其他地方所见，但所受影响则主要来自安徽的薛家岗文化和山东的大汶口文化。这些影响致使在山西南部形成一个新的玉文化中心后，又对黄河以西的陕、甘、宁、青等地区产生了大的冲击。因此，山西出土的这三批玉器在中国史前玉器发展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此外，说到山西史前玉器，还有两件必须提到。一件是1964年在黎城县后庄村广志山出土的一件神面纹玉戚，一面线刻神人半侧面头像，头戴冠饰，长发披肩；另一面为一方形台座上置神人冠饰的形象，神秘威严。另一件是侯马东周时期祭祀坑出土的鹰纹玉圭。这两件玉器同山东龙山文化所见同类器如出一辙，有可能是出于同一个制作中心。
　　


　　第二，西周时期的曲沃县晋侯墓地、洪洞县永凝堡墓地和绛县横水墓地，其中尤以晋侯墓地为代表。洪洞永凝堡西周墓地，1980年发掘出土了一批玉器，有柄形器、戈、圭、璜、璧、管、等。绛县横水西周墓地于2004年冬季开始发掘，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发现一组西周时期的伯夫妇墓，出土了玉璜组佩、骨牌玛瑙串饰等10组组佩及其他串饰、葬玉等。
　　


　　曲沃县晋侯墓地发现于1992年，随后连续进行了6次大规模的发掘，共发现晋侯及夫人墓9组19座，出土了数千件种类齐全、料工精良、形纹兼备的西周玉器，提供了准确的时代演变脉络，集中体现了西周时期的琢玉水平和用玉状况。这批玉器大致可分为礼玉、装饰玉和葬玉等。礼玉是晋侯墓地玉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大玉戈、玉璧、玉钺，另外还有玉琮、玉戚等。多数墓中都随葬有大玉戈，玉戈一般用细腻的牙黄色玉制成，最大的长达60厘米左右，殊为少见。另外，63号墓出土的人首神兽纹玉戈，长36.2厘米，通体抛光，内部两面饰有同样的纹饰，为一侧面人首神兽纹图案，神兽以尾支地作踞坐状，臣字目，大耳，圆鼻，大獠牙，下颌下有一缕直垂至足的长髯，一臂弯曲，以手捋髯，手除拇指为人手指形状外，其余手指和足指均为猛兽利爪形，纹饰以双勾技法为主，并辅以极细的阴线，尤其神兽头发细密如丝，每毫米能并列五六根，雕琢技艺十分高超，题材诡异神秘，为罕见精品。
　　


　　晋侯墓地的装饰玉包括各类组佩玉和其他各种装饰、佩饰玉，这是晋侯墓地玉器中数量最多，也最为精彩的品类。从出土位置看，组佩分两种，一种是胸佩，即挂于项垂于胸前，一种是挂于肩垂于胸两侧，多以璜、梯形牌饰、玛瑙管、料管等组成。大型组佩玉有三璜双环双玉组佩、四璜联珠玉组佩、四璜四珩联珠玉组佩、五璜联珠玉组佩、六璜联珠玉组佩、多璜过珩连环胸腹玉组佩、玉牌联珠组佩、玉牌玉戈联珠组佩等。63号墓出土的41号大型组佩玉是一组由玉璜、玉珩、冲牙、玉管、料珠、玛瑙管组成，共计204件，其中的玉璜数量达到45件，气势宏大，非同一般，玉饰上的纹饰精雕细琢，姿态各异，有双龙纹、双首鸟纹、人龙合体纹等，尤其组佩下端的两件玉雁，昂首展翅，栩栩如生，更增添了此组玉佩的精致与豪华。其他装佩饰玉有几何形的环、珩、、璜、牌、管、珠、柄形器和像生形的人、龙人、龙、虎、熊、马、牛、羊、鹿、猴、鸟、鹰、、蝉、螳螂、蚕、龟、鱼等，取材广泛新颖，造型惟妙惟肖，制作精雕细琢，包括了现实生活中的人和常见的各种动物，反映了西周治玉业的高超水平。
　　晋侯墓地的葬玉包括缀玉覆面、玉、玉握、踏玉等，所谓缀玉覆面，就是将代表面部轮廓和五官的各种片装小玉饰缝缀在一块专门覆盖于死者脸部的布帛上。其中最精致的一组为62号墓42号葬玉，共由48件玉饰组成，其中面部五官采用24件形状各异、雕琢精美的玉饰，尤其额角的虎形饰，曲腿蹲踞，回首观望，颇具动感；面部轮廓则以大小相近、形状相同的24片梯形三齿玉饰环绕，整组覆面色彩斑斓，夺人眼目。
　　第三，东周时期的晋国以及三家分晋后的韩、赵、魏三国发现的重要墓葬，主要有晋南的闻喜县上郭墓地、侯马新田遗址、长治分水岭墓地、长子墓地、潞城潞河墓地、太原赵卿墓等。
　　闻喜上郭一带被认为是晋国春秋时期的古曲沃，也是晋国公室的宗庙所在地。上个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此探明一个东周时期的墓地，发掘了其中的76座墓葬，出土各类玉器120余件，有戈、璜、、玉牌等组佩以及兽头、鱼、等。
　　侯马是晋国最后一个都城新田所在地，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在侯马一带相继发现古城、宗庙、墓葬、祭祀遗址、盟誓遗址、铸铜作坊、制圭作坊及大量的生活遗迹。在这些遗迹里出土了较多的玉石礼器，其中，祭祀坑出土的礼玉尤为特别，主要有玉石圭和形态各异的玉龙等。
　　太原是晋国主要卿家势力赵氏所在地，上个世纪80年代末发现了被认为是春秋晚期的赵简子赵鞅的墓，出土了近300件玉器，有璧、瑗、环、璜、琮、璋、圭、、佩饰、剑饰等，赵卿墓出土的玉器，是当时晋国用玉的最高体现，代表了春秋时期晋国的琢玉水平和使用状况。
　　长治一带是晋国的主要卿家势力韩氏和战国时期的韩国所在地，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陆续在长治的分水岭、长子、潞城潞河发现了等级很高的墓地，尤其是长治分水岭出土了较多的玉器，主要有玉龙、玉管、玉佩件等。
　　从以上这些墓地出土的玉器看，其类别主要有礼玉、葬玉、装饰玉。礼玉主要表现为祭祀用玉，特别是在侯马新田遗址的范围内，发现的祭祀遗址达11处之多，历年来经过发掘的祭祀坑近4000座。出土的玉器有璧、瑗、环、圭、简、璋、璜、、珑等，尤其是2001年侯马西高祭祀坑出土的玉器，无论质料还是造型都是上乘之作，值得品味。另外还有大量切割成型未经加工的半成品、残品和大量边角料。
　　装饰玉有璧、环、璜、珩、珑、琥、、琮、璋形玉牌、方形玉牌、兽头小玉雕、、坠等。在西周时期非常兴盛的玉组佩此时已非常简化，原来在玉组佩中担任非常重要角色的璜，从春秋后期其使用方法有了变化，原来璜是在两端穿孔系绳，在组佩中弯弧朝下，到这个时期，弯弧朝上，中部穿孔并系绳，变成了珩，珩大量出现，并且珩的内涵也不断增加，大量的珑形佩、琥形佩都可归入珩的范围。 另外，剑饰玉是春秋以后新出现的玉饰品类，有剑首、格、、。
　　葬玉同西周时期相比，仍为缀玉覆面、玉晗、玉握、踏玉等，只是缀玉覆面的使用要广泛一些。
　　简而言之，山西出土的玉器主要为先秦时期玉器，是我国源远流长玉文化的一朵奇葩。新石器时代庙底沟二期璧、环、钺、刀等精美玉器的横空出现，不仅表示开启了山西玉文化之先河，同时表明了中原地区正在经历着一种复杂动荡的社会变迁。西周时期，权贵阶层将礼融入玉文化中，赋予玉以人文含义，玉文化深入人心。大量组佩的使用，既是礼与身份的标志，又是现实生活的体现。正是因为玉的需求的扩大和工艺技术的进步，将西周时期玉器制作推向了一个艺术高峰，无论在用料、工艺、形制、纹饰各方面都表现出了技术的进步和成熟，表现出了对艺术的创造和追求。东周时期的玉器在西周的基础上走出了礼的约束，更趋平民化，组佩的退化、大量圭的使用、剑饰玉的出现、玉覆面的普遍使用等，表明玉器已扩展到生活诸多方面，为汉代治玉业的兴盛和玉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