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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藩(1935～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全国政协委员。现任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顾问，发展中国论坛（CDF）顾问。
“农业问题在世界上也是一个大问题。中国历来是农业立国，农村问题解决好了农业好了，中国经济就有底气了。我国有三分之二人口在农村，最需要也最应该改变的，就是农业、农民、农村的问题，解决好‘三农’问题，国家面貌才有可能获得根本改善。”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刘海藩开宗明义，道出了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刘海藩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60年代，初到中央党校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虽然“文革”十年身遭迫害下放基层，但他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担忧以及对政治经济理论的研究与思考没有停止过，这段不幸遭遇也从客观上使他得以从更为广阔的视角了解中国社会，更加深刻地辨析社会、政治、经济理论问题。
1977年，刘海藩重回中央党校之后，十余年深入的理论思考和广泛的国情状况的深厚积淀，使他形成了对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特有的认知方式，形成了理论创新的迸发态势。1979年他提出了商品经济的观点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同年发表论文《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调节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理论界私有化思潮泛滥时，他在中央党校课堂及各种研讨会上严肃批评私有化、否定公有制、特别是贬损国有经济的错误观点。新世纪初，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产生了各种歧义，特别是混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区别的时候，刘海藩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四个基本特征”，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框架；2005年4月，他发表了《谈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文章，强调克服市场机制的消极作用。关于“三农”问题， 刘海藩上世纪末即发表文章提出：“农村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根本依托在农民的积极性与聪明才智”。他在政治、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的前瞻性、突破和成果，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把握和对农村社会的高度关注，决定了他对“三农”问题认识的理论价值。
刘海藩长期高度关注农村社会也还有一个根本因素，就是他反复强调的：“我是农民家庭出身!”
近日，在刘海藩的家中，《经济》记者与他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刘海藩以改革开放为界限，把农村发展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他说：“改革开放以前30年的艰辛探索和后30年不断深化的积极改革，农村的问题始终是个大问题，但却一直没有解决好。”他从切身经历和感受谈起——
“新中国成立60多年，农村的问题始终是个大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好”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毛主席高度重视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尽管人们一直对以“大跃进”为代表的那个时期的农村工作持严厉批评态度，但是那个时期对农村的重视和对农业发展的探索精神，还是可贵的。当时的形势是，新中国成立快10年了，整个国民经济较旧中国有很大的发展，中央希望农业有更快的发展，但是各级干部头脑都膨胀了。
1958年，我在湖南株洲市委工作，下面报上来“万斤亩”的材料，我随口说了句粗话：“屁弹琴”。第二天，我跟随市领导去看了那片稻田，确实长势不错，但我是农民家庭出身，大抵能估出亩产也不会超过800斤。收获时我参加“验收组”到现场验收，看到农民一边收割脱粒，一边挑来过秤后挑进仓库，结果几亩地的粮食秤个没完。我悄悄跟到仓库一看，明白了，原来他们是前门挑进后门挑出，从坡后绕过来再放到秤板上过称。那个时期出现的错误，既表现在路线选择的脱离实际，也表现在思想作风的唯心主义，带来工作上的弄虚作假，其根源在于急于发展的急躁情绪。
新中国前30年的农村工作处在一个艰辛探索的过程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后30年实施了很多惠农政策，生产发展了，农民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但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就是改革开放了30年，我们还是没有真正解决好农村问题。
时至今日，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社会发展的滞后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我国农业生产的总体水平、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质量、市场的自主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等方面，问题还比较突出，也就是说解决好农村问题的路还很长。
农村发展的根本问题，还是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改变二元结构，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着眼点。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与城市改革和发展相比，农村的发展却远远滞后了，主要是没有在改革之初很好抓住农村发展的契机，推动农村与城市共同发展。2001年时，中央曾经专门组织从研究劳动价值论入手、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后来也相继制定了一些分配条例，但是10年过去了，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仍然在扩大，这很值得研究。
这些年，为了推进农业现代化，在农业税、种粮补贴、农村社保、公共设施建设等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上，给予了高度重视，但效果也不十分明显。原因固然有农村面积大、农业人口众多的问题，但更有某些执行环节的扣截留，政策一到农民手中，实惠微乎其微。
中央实施的转移支付性质的政策、扶农惠农的政策，当然是正确的必要的，因为这些政策实际上也有向农村、向农业还债、回报的性质。但这些政策实施以后，为什么效果不尽如人意呢？关键是要把农民自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出来、调动起来，建构农业发展的内生机制，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农业现代化建设。也就是要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使现代化的农业与现代化的工业齐头并进。这就需要改变把一切优质资源集中在城市、把工业和城市废污料向农村排放的老路，在战略、规划、布局上真正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在城市和乡村共建社会主义现代文明。
所以说，农村发展的根本问题，还是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改变二元结构，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着眼点。同时，这也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根本需要，是农村发展步入科学化轨道的基本前提。
“这些问题也是其他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遇到的问题，是世界性的，然而，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再重复他们的错误”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开展新农村建设，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举措。但是在对新农村建设的认识和实践上，也存在着各种误区。比如“城镇化就是为了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是一个不确切的概念。传统农业方式下的人多地少，才有剩余劳动力，而新农村开发和建设，不是基于传统农业发展方式而言，是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组织形态意义上的规模开发和产业发展，是现代农业的开发和基于现代农业基础上的全产业链培植，也包括农村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需要投入大量生产力，但是青壮年劳动力都进城了。当然，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大批农民工进城，有其历史必然性，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但近些年来，有些地区，有文化、有技能的青壮年都进城务工或经商了，留在农村的多是老人和孩子这些真正的“剩余劳动力”了，以致使本来稀缺的耕地有些撂荒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与乡村道路建设都没有人搞，更甭说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了。所以，现在必须真正统筹城乡发展，引导和依靠有文化的青年壮年农民安心、热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另一个问题是，农村的大量土地尤其耕地被工业园区和城镇化地产商圈走了，新农村建设的载体就没有了。新农村建设的概念，绝不仅仅是工业园区和城镇地产的开发，更重要的是基于现代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基地以及物流销售和服务等整体经济产业的开发。如土地被城市过度占用，就会影响现代农业的全面建设。此外，由于整体经济结构的缺陷和社会改革配套的脱节，造成农民“由农而工”的身份转换的脱节，农民失去了土地之后，带来的隐患和后果肯定相当严重。而耕地流失和破坏造成的粮食生产难以保障的隐患，更加可怕。
还有一个问题，农民和农村小企业的钱存在银行，贷款时，农民和小企业都没有足够的抵押资产而贷不到款。这样的金融环节也制约了新农村建设。劳动力、土地、金融资产，是最重要的优质资源、是农业发展的关键性要素。试想，青壮年农民进城务工、农村土地被城市开发商拿走、农村人的金融资产存到银行只能由城市里商家贷用。这些要素缺失，农村的发展何从谈起。不仅如此，各种社会资源比如教育、医疗、社保、公共设施等等，都倾斜到了城市；再比如，农产品销售中的多半收入被城市多道的流通环节占有；农民又没有定价权，没有市场话语权。这些问题的产生，既有认识层面的、政策层面的、措施层面的问题，也有经济层面、社会层面的因素。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综合研究。这些问题也是发达国家和不少发展中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遇到的问题，可以说是世界性的。
保障农民经济利益，保障农民民主权利，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所在。
要避免重蹈国外的覆辙，最重要的是要把农民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放在首要位置。保障农民经济利益，保障农民民主权利，有效激发农民的热情和智慧，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所在。
如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同样需要农民的信任、积极性和创造力。这也是我们一定要在“新农村”之前加上“社会主义”的特殊意义所在，把农民利益和民主权利放在首位，也是我们党的宗旨和一贯主张。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决定成败。
解放初期，农民对政府的信任，表现出空前的积极性和高涨的热情。这种信任源自何处呢，一是分得了土地有了经济利益的保障，二是参与政治有发言权有了民主权利，从实际生活中切实体会到、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有归属感、有幸福感。现在农民的心态变得复杂了，虽然有时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思想变得多元化的因素，但是也不能排除有侵害农民利益、忽视农民民主权利和各种社会不公、官员腐败等方面的原因，使部分农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发生了变化。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做出了决议，这对建设先进文化至关重要。文化的核心内涵是文明，社会文化的主导方面，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也包括政治文明，包括执政文明，执法文明。所以，全社会的文化思想建设，既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也关系到新农村建设自身的社会思想建设，这方面也要有深刻的认识。我们希望新农村建设的社会环境越来越好，也希望农村社会的思想文化建设获得突破性的发展。实现这样的目标，还是需要把农民的经济利益、民主权利摆在首位，以培养健康、文明、积极、有为的新农民，建设民主、和谐、富裕、幸福的新农村。
“农业问题在世界上也是一个大问题。中国历来是农业立国，农村问题解决好了农业好了，中国经济就有底气了。我国有三分之二人口在农村，最需要也最应该改变的，就是农业、农民、农村的问题，解决好‘三农’问题，国家面貌才有可能获得根本改善。”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刘海藩开宗明义，道出了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刘海藩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60年代，初到中央党校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虽然“文革”十年身遭迫害下放基层，但他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担忧以及对政治经济理论的研究与思考没有停止过，这段不幸遭遇也从客观上使他得以从更为广阔的视角了解中国社会，更加深刻地辨析社会、政治、经济理论问题。
1977年，刘海藩重回中央党校之后，十余年深入的理论思考和广泛的国情状况的深厚积淀，使他形成了对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特有的认知方式，形成了理论创新的迸发态势。1979年他提出了商品经济的观点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同年发表论文《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调节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理论界私有化思潮泛滥时，他在中央党校课堂及各种研讨会上严肃批评私有化、否定公有制、特别是贬损国有经济的错误观点。新世纪初，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产生了各种歧义，特别是混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区别的时候，刘海藩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四个基本特征”，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框架；2005年4月，他发表了《谈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文章，强调克服市场机制的消极作用。关于“三农”问题， 刘海藩上世纪末即发表文章提出：“农村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根本依托在农民的积极性与聪明才智”。他在政治、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的前瞻性、突破和成果，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把握和对农村社会的高度关注，决定了他对“三农”问题认识的理论价值。
刘海藩长期高度关注农村社会也还有一个根本因素，就是他反复强调的：“我是农民家庭出身!”
近日，在刘海藩的家中，《经济》记者与他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刘海藩以改革开放为界限，把农村发展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他说：“改革开放以前30年的艰辛探索和后30年不断深化的积极改革，农村的问题始终是个大问题，但却一直没有解决好。”他从切身经历和感受谈起——
“新中国成立60多年，农村的问题始终是个大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好”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毛主席高度重视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尽管人们一直对以“大跃进”为代表的那个时期的农村工作持严厉批评态度，但是那个时期对农村的重视和对农业发展的探索精神，还是可贵的。当时的形势是，新中国成立快10年了，整个国民经济较旧中国有很大的发展，中央希望农业有更快的发展，但是各级干部头脑都膨胀了。
1958年，我在湖南株洲市委工作，下面报上来“万斤亩”的材料，我随口说了句粗话：“屁弹琴”。第二天，我跟随市领导去看了那片稻田，确实长势不错，但我是农民家庭出身，大抵能估出亩产也不会超过800斤。收获时我参加“验收组”到现场验收，看到农民一边收割脱粒，一边挑来过秤后挑进仓库，结果几亩地的粮食秤个没完。我悄悄跟到仓库一看，明白了，原来他们是前门挑进后门挑出，从坡后绕过来再放到秤板上过称。那个时期出现的错误，既表现在路线选择的脱离实际，也表现在思想作风的唯心主义，带来工作上的弄虚作假，其根源在于急于发展的急躁情绪。
新中国前30年的农村工作处在一个艰辛探索的过程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后30年实施了很多惠农政策，生产发展了，农民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但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就是改革开放了30年，我们还是没有真正解决好农村问题。
时至今日，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社会发展的滞后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我国农业生产的总体水平、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质量、市场的自主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等方面，问题还比较突出，也就是说解决好农村问题的路还很长。
农村发展的根本问题，还是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改变二元结构，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着眼点。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与城市改革和发展相比，农村的发展却远远滞后了，主要是没有在改革之初很好抓住农村发展的契机，推动农村与城市共同发展。2001年时，中央曾经专门组织从研究劳动价值论入手、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后来也相继制定了一些分配条例，但是10年过去了，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仍然在扩大，这很值得研究。
这些年，为了推进农业现代化，在农业税、种粮补贴、农村社保、公共设施建设等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上，给予了高度重视，但效果也不十分明显。原因固然有农村面积大、农业人口众多的问题，但更有某些执行环节的扣截留，政策一到农民手中，实惠微乎其微。
中央实施的转移支付性质的政策、扶农惠农的政策，当然是正确的必要的，因为这些政策实际上也有向农村、向农业还债、回报的性质。但这些政策实施以后，为什么效果不尽如人意呢？关键是要把农民自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出来、调动起来，建构农业发展的内生机制，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农业现代化建设。也就是要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使现代化的农业与现代化的工业齐头并进。这就需要改变把一切优质资源集中在城市、把工业和城市废污料向农村排放的老路，在战略、规划、布局上真正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在城市和乡村共建社会主义现代文明。
所以说，农村发展的根本问题，还是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改变二元结构，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着眼点。同时，这也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根本需要，是农村发展步入科学化轨道的基本前提。
“这些问题也是其他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遇到的问题，是世界性的，然而，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再重复他们的错误”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开展新农村建设，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举措。但是在对新农村建设的认识和实践上，也存在着各种误区。比如“城镇化就是为了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是一个不确切的概念。传统农业方式下的人多地少，才有剩余劳动力，而新农村开发和建设，不是基于传统农业发展方式而言，是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组织形态意义上的规模开发和产业发展，是现代农业的开发和基于现代农业基础上的全产业链培植，也包括农村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需要投入大量生产力，但是青壮年劳动力都进城了。当然，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大批农民工进城，有其历史必然性，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但近些年来，有些地区，有文化、有技能的青壮年都进城务工或经商了，留在农村的多是老人和孩子这些真正的“剩余劳动力”了，以致使本来稀缺的耕地有些撂荒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与乡村道路建设都没有人搞，更甭说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了。所以，现在必须真正统筹城乡发展，引导和依靠有文化的青年壮年农民安心、热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另一个问题是，农村的大量土地尤其耕地被工业园区和城镇化地产商圈走了，新农村建设的载体就没有了。新农村建设的概念，绝不仅仅是工业园区和城镇地产的开发，更重要的是基于现代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基地以及物流销售和服务等整体经济产业的开发。如土地被城市过度占用，就会影响现代农业的全面建设。此外，由于整体经济结构的缺陷和社会改革配套的脱节，造成农民“由农而工”的身份转换的脱节，农民失去了土地之后，带来的隐患和后果肯定相当严重。而耕地流失和破坏造成的粮食生产难以保障的隐患，更加可怕。
还有一个问题，农民和农村小企业的钱存在银行，贷款时，农民和小企业都没有足够的抵押资产而贷不到款。这样的金融环节也制约了新农村建设。劳动力、土地、金融资产，是最重要的优质资源、是农业发展的关键性要素。试想，青壮年农民进城务工、农村土地被城市开发商拿走、农村人的金融资产存到银行只能由城市里商家贷用。这些要素缺失，农村的发展何从谈起。不仅如此，各种社会资源比如教育、医疗、社保、公共设施等等，都倾斜到了城市；再比如，农产品销售中的多半收入被城市多道的流通环节占有；农民又没有定价权，没有市场话语权。这些问题的产生，既有认识层面的、政策层面的、措施层面的问题，也有经济层面、社会层面的因素。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综合研究。这些问题也是发达国家和不少发展中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遇到的问题，可以说是世界性的。
保障农民经济利益，保障农民民主权利，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所在。
要避免重蹈国外的覆辙，最重要的是要把农民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放在首要位置。保障农民经济利益，保障农民民主权利，有效激发农民的热情和智慧，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所在。
如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同样需要农民的信任、积极性和创造力。这也是我们一定要在“新农村”之前加上“社会主义”的特殊意义所在，把农民利益和民主权利放在首位，也是我们党的宗旨和一贯主张。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决定成败。
解放初期，农民对政府的信任，表现出空前的积极性和高涨的热情。这种信任源自何处呢，一是分得了土地有了经济利益的保障，二是参与政治有发言权有了民主权利，从实际生活中切实体会到、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有归属感、有幸福感。现在农民的心态变得复杂了，虽然有时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思想变得多元化的因素，但是也不能排除有侵害农民利益、忽视农民民主权利和各种社会不公、官员腐败等方面的原因，使部分农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发生了变化。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做出了决议，这对建设先进文化至关重要。文化的核心内涵是文明，社会文化的主导方面，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也包括政治文明，包括执政文明，执法文明。所以，全社会的文化思想建设，既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也关系到新农村建设自身的社会思想建设，这方面也要有深刻的认识。我们希望新农村建设的社会环境越来越好，也希望农村社会的思想文化建设获得突破性的发展。实现这样的目标，还是需要把农民的经济利益、民主权利摆在首位，以培养健康、文明、积极、有为的新农民，建设民主、和谐、富裕、幸福的新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