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创新能力并不等于知识多。世界上很多科学家如牛顿、爱因斯坦的成果都是在二三十岁时出的，我最崇拜的法国数学家伽罗华（1811年～1832年）在作出重大发明时才20岁。他们的知识储备不见得很多，但是有扎实的基础知识，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特别活跃。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之一的益川敏英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从来没有出过国，也没有护照，是一个真正的土包子学者。他是怎么获得诺贝尔奖的？在京都大学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叫小林诚的朋友，两人有共同的兴趣，就是研究自发对称性破缺。虽然两人个性完全不一样，但形成了良好的互补，组建了两人团队。
　　益川敏英每天晚上都在琢磨自发对称性破缺，想到什么第二天就告诉小林诚，两人再一同做实验，开始他们预测夸克的种类有4种，后来只发现3种，因而陷入了困境，实验被中断半年。1972年的一天，益川敏英在洗澡时突发奇想，他大胆猜测会不会有6大种类。他将这个想法告诉了小林诚，两人利用假期开始了2个月的实验，最后证实了他的猜测。随后美国和日本的物理学家又证实了益川敏英和小林诚实验的正确性。他们于2008年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此时，人们才发现益川敏英竟然对英语一窍不通。他写博士论文时，英语方面的问题都要请教大学的老师。
　　益川敏英的例子给中国教育界敲响了警钟，我们的教育观念出了问题。在我们的教育思想中，有谁能容忍像益川敏英这样连外语都不会的人？他这样的人在中国没法升迁，没法当教授，没法提职称。有很多人因为英语不好而前途尽失。然而，它充其量是一种工具，而不是创新能力本质的东西。
　　创新能力最本质的东西恰好是中国教育界忽略的东西，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想象力、洞察力……
　　洞察力是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怎样培养洞察力呢？这可能是教育界创新能力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最经典的例子是杨振宁先生讲他的科学洞察力是如何培养的。杨振宁在西南联合大学学量子力学时，讲课的老师采用典型的中国实例讲法，讲得非常仔细和深刻，他的笔记记了厚厚一叠，现在还经常拿出来查，因为那些公式仍在应用。杨振宁到了芝加哥大学后，因为要攻读博士学位，涉及到学分问题，他又重上了量子力学课，上课的是美国氢弹之父埃德华·特勒。特勒思想横溢，从来不备课，想到哪儿就讲到哪儿。因为量子力学太复杂，想到哪儿讲到哪儿容易，但常常会走入陷阱，老师最感兴趣的是看学生们走入陷阱后怎么脱离出来。大师级人物不会因为进入陷阱就不讲了，他的脑袋四处探测，看看哪里有出路，这个时候最能表现出一个人的洞察力。
　　而我国的大学连大学老师的课堂笔记、讲稿都要检查，哪还有大学老师能够不备课就去讲？现在的大学教师又没有几个人能意识到这种责任心、有这种能力敢在学生面前不备课随便讲，给学生展示自己的洞察力。1963年我上大学时，华罗庚等大师讲课，他们没有准备，上课想到哪里讲到哪里，你就跟着他走。不备课能讲得好才是真正的大师，他有自信心，不怕进入陷阱。
　　这就是我们现在教育思想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创新能力不等于知识多，知识多往往还会局限一个人的创新能力，因为一个人最有创新能力的时候往往是他很年轻，知识储备不多的时候。
　　（由中共北京市委讲师团宣讲家网站（WWW.xj71.com）《大讲堂》供稿。本文根据朱清时关于《求解中国创新型人才培养困局》的演讲整理，文章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