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85岁生日的江平是中国法学界德高望重的泰斗。江平在新中国成立后获公派到前苏联学习法律，回国后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但很快就被打为右派，直到“文革”后才重新回到中国政法大学从事法律教育，1983年至1990年先后担任该校副校长和校长。2010年，江平出版自传《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记述了个人命运随时代潮流的沉浮。身为法学者，他在“文革”前的政治运动大潮中失去了22年，但他又感慨命运是公平的，因为他在“文革”后法制重建的大潮中，重新投身法律的教育、研究和立法工作，弥补了一身法学技艺无处施展的缺憾。
　　江平的个人命运是现代中国法律大命运在个体身上的投影。如今，在学界和公众赋予江平崇高荣耀的背后，是法律愈发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中不可破拆之一部分的现实。包括法官、律师和法学者等职业在内的法律人成为了当代中国社会中出场率越来越高的群体，在社会各个领域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也因此被赋予了更高的期待。法律人应该如何回应这种期待？
　　江平在自传中写道，法学家、法律教育家和法律活动家三个称谓中，他觉得后两者更符合他的自我定位。虽然江平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不到两年，但在老师和学生之间却享有很高的威望。江平在媒体上常以法学家的身份露面，谈论立法和法律问题。《南风窗》近期专访了江平，请他从法律教育家的角度谈论法学教育、法律职业等涉及法律人品质的话题。

人性不善良的法官很可怕

　　《南风窗》：法律人应该具备怎样的基本素质？
　　江平：按我的理解，法律人应该包含三个素质，我觉得法治的概念就包含这三个方面。首先是理念。法治最重要的是理念，法律和法治的区别也在于理念。法律仅仅是一个制度，如果有法治的理念，就能走向更正确的方向。而法律作为理念来说，始终离不开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概念。我们要依法治国，那当然要搞民主，不能搞专政，不能搞专制。我们要搞依法治国，当然要保障人们的权利，就是要保障人权。
　　第二个是制度。法律本身就是制度，每一条法律就是一个制度。法律有好有坏，有恶法也有良法，不能说只要是法律就都是好的。希特勒的法律能说就是好的吗？法律本身并没有确定法律是善法还是恶法的标准。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在现代这个社会，绝大多数法律应该还是好的。
　　第三，法律应该是一种方法。经济学有经济学的方法，社会学有社会学的方法，法律学也有法律学的方法。法律方法就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事实要拿证据来说话，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证据的话，有五分证据说五分证据的话。你手中证据不足，就不能下结论。法律人提倡的是严谨的作风，不管是法官判案还是律师辩护，都必须以证据作为基础。一个比较理想的法律人应该具有这三方面的素质。
　　《南风窗》：你在一个演讲中谈到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的一个观点，他认为世界上最能够管理政府的人应该是医生而不是律师。台湾新近当选台北市长的政治明星柯文哲恰好也是医生。以往我们可能会说法律人天生是政界人才，但是古今中外，法律人出身的领导人可以说是誉谤两重天，例如陈水扁就沦为了阶下之囚。怎样看待法律人当政的问题？
　　江平：这个问题要这么来看，学法律的人比较适合于担任领导人，这个观点我始终不变。首先总体来说，因为法律本身就是一个治理的方式，像学法律、政治、经济和社会学的，研究的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这样的专业背景更适合于当政。但是具体到个人来说，那就很难说了。我们拿具体的人来说，就有一个品质的问题。我们在培养法律人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这很好理解。因为每一个学法律的人，都懂得什么情况下最能规避甚至违反法律。就像我们常说，一个医生最懂得怎么杀人，而且能够做得很隐蔽，查不出来。同样的道理，任何职业的人，越精通这个职业，就会越懂得规避的方法。所以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最精通法律的人，品质上也可能是最恶劣的人，这个是很经常的现象。因此我们在培养法律人的过程中要注重素质，注意人性的善良，这个很重要。如果培养一个法官，人性不善良，那很可怕。这就跟医生一个道理。我们现在医生本来应该是治病救人的典范，结果一些医生成为了唯利是图的人。
　　《南风窗》：当前中国的法治还很不成熟，法律人，尤其是体制内的法律工作者在许多时候可能会向现实妥协，必须走折中路线。这种情况你怎么看？
　　江平：一个真正的理想的法律人，应该在一些问题上不能有任何的动摇。比如说，法官判案时，明知证据是错误的、假的，还照样治罪，这是不可原谅的错误。枉法审判，枉法来判断一个事实，这对于法律人来说是致命的错误。即使屈于上面的压力，也不能委屈地用一种假的事实，用一种假的东西来做出结论，这是法律人一个最大的错误。所以我觉得学法律的人，可以在理念上有所妥协，但不能在事实方面作假，作假是最大的危害。

新一轮司法改革是拨乱反正

　　《南风窗》：中国法学教育的一个特点是，法学毕业生一走上工作岗位，就得面对复杂的法律和现实问题，但是又缺乏必要的社会经验，许多法学毕业生感觉有点力不从心，觉得法学院里学的东西在工作中用不上。那么我们的法学教育存在什么问题？应该如何改进？
　　江平：法学院是存在教学脱离实际的问题，但并不是说学校学的就是没用的。首先，法学院的教育是以法治理念和法律的方法作为学习的目的，这两方面都不会过时。在法律制度方面来说，我们大学里教的都是现实的法律，刑法没有教你怎样刑讯逼供，刑法都是教你怎样严格采用证据。学校里讲的也是无罪推定，你不能把一个没有罪的人枉法加以审判，这都是我们教的，我们教的每一个规则都是有法律依据的。
　　如果说法学院的教育有缺陷，我认为最大的缺陷是缺乏理论联系实践，有点照本宣科，经院式的教学方法，学生们没有从法律实践的过程中弄懂法律。不是说学的法律制度没用，而是教学方法要改进，所以现在提倡诊疗所式的教学方法，更多地理论联系实际。当然还有更进一步的思考，现在高中毕业生一毕业就直接来学法律，究竟合适不合适？这个问题值得探讨。现在18岁左右的孩子，社会经历什么都没有，学了法律，有些东西不好理解，也难以理解。我们当初有一个学生，参加实习回来跟我说：“老师，让我去给一对夫妻调解离婚，我们都没谈恋爱，还没结婚，让我们怎样说啊，太难为我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