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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还远远没有完全建立，今天仍处于一个社会大转型的过程中。在刘绍华的新著《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里，作者聚焦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诺苏人在面对国家主导的现代化政经变迁时，对此认知、思索、接受与挑战的过程，从中折射出当代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现实困境。
关键词 现代化 转型 困境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s.2017.10.063
Abstract China's modern civilized order is far from being fully established， and today it is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a great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Liu Shaohua's book "my brothers in Liangshan： drugs， AIDS and flow of youth"， the author focused on the Sichu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Liangshan Yi people in the face of moder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state dominated， the cognition， thinking， process and accept the challenge， which reflects China modernization dilemma when generation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predicament
1 现代化转型的未竟之路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之路，若从1840年算起，至今已逾170年。在这170多年中，中国人经历了各种持续的动荡和断裂，以及持续的革命和后来极端的社会整合，激进主义一路高歌猛进。直到改革开放，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重回正轨，国门打开，社会与个人得以松绑，经济发展突然爆发。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从过去的一个穷国弱国，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然而，经济突然的大规模增长并不必然伴随着现代化转型的完成，恰恰相反，它反而会加速地暴露其在政治上需要发展完善之处，这正是马克思€Y屛げ？00多年前对德国精英和知识阶层的警告。这个警告也适用于今天的中国。
秦晓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使命、宗旨和方法论》一文中说：“‘当代中国问题’可以表述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即从一个前现代性（传统）社会转变为一个现代性社会。这一转型自晚清始已经历了100多年的历程……到今天它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哈贝马斯语）。”①百年来，中国开启了从传统到现代、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艰难转型，在经济、政治、文化学术乃至生活形态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巨大的變化，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的现代化运动造成的。时至今日，中国前现代社会的传统的文明秩序已倾圮解体，而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还远远没有完全建立，今天的中国仍处于一个社会大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应对这一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值得我们持续深入的探索。
2 现代化转型的现实困境
在刘绍华的新著《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里，作者聚焦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诺苏人在面对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转型、经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变迁时，对此认知、思索、接受与挑战的过程。作者在书中透过国家、社会、个人三个面向展开思考，追寻在凉山利姆毒品、艾滋流行的根源，既有扎实的田野调查为依据，又有独到的理论分析作解释，以小见大，从中折射出当代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困境。
回顾新中国的建设发展进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中国成立伊始，共产党政权便开始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如果我们把新中国建国至今的时间分为毛泽东时期和后毛泽东时期，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时期当权者推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方式和理念既不完全相同，又有内在一致性。
在毛泽东时期，特别是在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一场由最高领袖设计、以建设现代中国和塑造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乌托邦式的政治实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1958年的中国农村全面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把中国农村统合成一个个受政治控制的组织单位，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全面消灭私有经济，彻底改变中国农村传统的组织架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甚至伦理道德传统。而后来十年文革，以“破四旧”之名扫荡一切旧文化、旧思想、旧习俗，几乎灭绝中国农村的种种宗教、习俗、文化、政治传统。
在后毛泽东时期，始于1978年的，书中所说的“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资本主义实践，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在共产党指导下的市场经济”，②正式抛弃毛泽东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理念，转向实用主义色彩鲜明的“四个现代化”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向。由此，由政治权力控制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在中国逐步确立，市场经济规范开始逐渐成为中国现代化转型的主导力量，席卷中国大地，改变着城市和农村人的认知和行为。
对比上述两个时期的中国现代化转型，我们可以看到两者的发展方向截然不同。但也可以看到两者的共同之处，其一，两个时期的政治体制一脉相承，都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共产党一党专政政治体制。所以，虽然两个时期的现代化转型的方向不同，但都是由政治权力强势主导的自上而下现代化转型。其二，两个时期的现代化转型都是推崇科学、理性、文明至上的发展理念，把中国农村存在已久的诸多传统习俗、观念视为迷信、非理性和野蛮落后。由此，我们可以窥探到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现实困境。
一方面，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政治文化无法催生现代化转型的推动力量，需要强势的威权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现代化转型。但这种威权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转型对自给自足的传统农村而言，始终是一种外在性变革力量，缺少农村内生性力量的支持与配合。有着不同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的传统社会被不断去传统化、去个性化。但结果往往导致这些传统社会变成既不传统也不现代的混乱状态，传统的规范被破坏、抛弃，但以科学、理性重新构建的所谓现代规则又迟迟不能确立，处在一种无根化的失序状态。书中的论述处处可见上述的困境，例如，第三章描述年轻诺苏人的向外流动，海洛因和艾滋病随着这些外出的年轻人返乡，这反映出现代化转型中形成的个人自由和消费的渴望，不断消解传统以家庭和集体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和心理认知，既不传统也不现代的个人由于在传统社会缺乏必要的现代教育与训练，进入城市社会后，面对更复杂同时又难以适应的现代社会规范限制个人行为时，无根化的个人处在一种“失范”状态，充满不确定性、风险，毒品带来的美好幻觉便成为致命的诱惑。 同时，强势的威权政府往往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对任何可能威胁到自身政治权力的、不受控制的民间独立组织，特别是涉及政治领域的民间组织均持打压态度。在书中第四章作者讲述的利姆地方禁毒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民间独立组织生存的艰难。这会导致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之路只能以官定的方式进行，而民间力量进行的现代化转型探索始终不成气候，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不尊重地方差异性、行政的僵化与做法的千篇一律便在所难免。正如作者在书中第六章分析中英项目失败的惨痛教训时所指出的，“在执行计划时，国家代理人不尊重当地农民，也不和农民合作商讨防疫对策，忽略地方社会组织在疾病防治上可能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仅只是机械化地依样画葫芦，将计划‘移植’到利姆，并未针对当地情况有所调整。其结果就和詹姆斯€Y屗箍铺厮赖淖纯鲆谎骸凳降靥子煤雎缘胤教匦缘耐ㄓ霉嬖颍赡苷兄率挛袷О芑蛏缁峄妹穑赡艿氖橇秸叨蓟岱⑸！雹鄣谄哒虏蛔鹬氐胤轿幕巢钜斓娜蛉ノ勖苹恼咭浦卜炊贾吕钒涛勖蚴怯忠焕ぁ？
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由于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政治文化无法催生诸如科学、理性、文明、进步等现代观念，传统社会价值观念的改造也需要强势政府来主导。但当权者为了维持以科学理性、文明进步为追求的现代化转型路径的合法性，以及地方国家代理人为出政绩，往往在改造传统社会价值观念的过程中，过分推崇科学至上的理性和现代化，奉“科学”为窠臼，并未意识到自身的文化偏见对于政府治理所带来的伤害；坚持“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这会形成对传统文化的遮蔽，国家代理人并不愿意真正深入了解地方的传统文化，必然导致对传统的偏见与漠视，忽视毒品、艾滋等社会问题的文化背景，这就不能对症下药，所谓“科学”的措施大多徒劳无功。
作者在第六章分析导致中英项目失败的关键因素时指出国家代理人欠缺文化识能，可谓一语中的。而这种文化偏见在利姆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在书中第七章有突出的展示。“对艾滋的恐惧并非举世皆然。……就此而论，利姆随处可见的反歧视标语，透露的正是标语规划者自身对于艾滋与毒品的看法，以及对诺苏文化一贯的漠视，当然还有在不明就里时就拟定解决方案的谬误。”④“政府的介入缺乏合理逻辑，充满文化偏见，于是制式做法在利姆弄巧成拙，反而引入艾滋污名。……介入本身往往变成问题的一部分，就像因治疗而引起其他病症一样，原本应该要改善问题的措施，反而导致更多问题。”⑤
正如书中结论所指出的，“现代性呈現出的双重面貌，就像希腊神话中的雅努斯门神一样，一面是毁灭性的，一面则是建设性的，代表着新的肇始与转型，造成的结果可能是受害者与受惠者一样多。现代性加速了全球经济成长，却也引发了艾滋的全球扩散，受害最深的通常都是边陲地区，当地人一不留神，就可能落入社会变迁的陷阱。”⑥可以预见，凉山利姆及中国其他地区的边缘人群，在面对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诸如价值信仰坍塌造成的精神空虚道德滑坡，政治权力缺乏结构性制衡而导致的腐败泛滥，对经济发展的片面追求而带来的环境污染等各种现代化转型困境所引起的问题时，仍将持续挣扎，陷于混沌。
笔者认为，每一个关注中国现代化转型现实的读者都可以从本书记录下来的真实故事以及作者对此所作的精彩剖析得到启发，并以此为基点继续关注边缘人群的现实境况，寻找破解困境的有效之法，思考个体与时代大变迁的复杂关系和自处之道，从中体味今日之中国，预见中国之明日。
注释
① 秦晓.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使命、宗旨和方法论.科学决策，2008（5）.
② 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9：53.
③ 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9：182-183.
④ 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9：222.
⑤ 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9：223.
⑥ 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9：260.
参考文献
[1] 金耀基.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历史.大学生活，1969（11）.
[2] 金耀基.论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的建构.北京大学学报，1996（1）.
关键词 现代化 转型 困境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s.2017.10.063
Abstract China's modern civilized order is far from being fully established， and today it is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a great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Liu Shaohua's book "my brothers in Liangshan： drugs， AIDS and flow of youth"， the author focused on the Sichu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Liangshan Yi people in the face of moder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state dominated， the cognition， thinking， process and accept the challenge， which reflects China modernization dilemma when generation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predicament
1 现代化转型的未竟之路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之路，若从1840年算起，至今已逾170年。在这170多年中，中国人经历了各种持续的动荡和断裂，以及持续的革命和后来极端的社会整合，激进主义一路高歌猛进。直到改革开放，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重回正轨，国门打开，社会与个人得以松绑，经济发展突然爆发。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从过去的一个穷国弱国，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然而，经济突然的大规模增长并不必然伴随着现代化转型的完成，恰恰相反，它反而会加速地暴露其在政治上需要发展完善之处，这正是马克思€Y屛げ？00多年前对德国精英和知识阶层的警告。这个警告也适用于今天的中国。
秦晓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使命、宗旨和方法论》一文中说：“‘当代中国问题’可以表述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即从一个前现代性（传统）社会转变为一个现代性社会。这一转型自晚清始已经历了100多年的历程……到今天它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哈贝马斯语）。”①百年来，中国开启了从传统到现代、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艰难转型，在经济、政治、文化学术乃至生活形态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巨大的變化，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的现代化运动造成的。时至今日，中国前现代社会的传统的文明秩序已倾圮解体，而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还远远没有完全建立，今天的中国仍处于一个社会大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应对这一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值得我们持续深入的探索。
2 现代化转型的现实困境
在刘绍华的新著《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里，作者聚焦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诺苏人在面对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转型、经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变迁时，对此认知、思索、接受与挑战的过程。作者在书中透过国家、社会、个人三个面向展开思考，追寻在凉山利姆毒品、艾滋流行的根源，既有扎实的田野调查为依据，又有独到的理论分析作解释，以小见大，从中折射出当代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困境。
回顾新中国的建设发展进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中国成立伊始，共产党政权便开始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如果我们把新中国建国至今的时间分为毛泽东时期和后毛泽东时期，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时期当权者推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方式和理念既不完全相同，又有内在一致性。
在毛泽东时期，特别是在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一场由最高领袖设计、以建设现代中国和塑造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乌托邦式的政治实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1958年的中国农村全面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把中国农村统合成一个个受政治控制的组织单位，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全面消灭私有经济，彻底改变中国农村传统的组织架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甚至伦理道德传统。而后来十年文革，以“破四旧”之名扫荡一切旧文化、旧思想、旧习俗，几乎灭绝中国农村的种种宗教、习俗、文化、政治传统。
在后毛泽东时期，始于1978年的，书中所说的“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资本主义实践，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在共产党指导下的市场经济”，②正式抛弃毛泽东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理念，转向实用主义色彩鲜明的“四个现代化”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向。由此，由政治权力控制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在中国逐步确立，市场经济规范开始逐渐成为中国现代化转型的主导力量，席卷中国大地，改变着城市和农村人的认知和行为。
对比上述两个时期的中国现代化转型，我们可以看到两者的发展方向截然不同。但也可以看到两者的共同之处，其一，两个时期的政治体制一脉相承，都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共产党一党专政政治体制。所以，虽然两个时期的现代化转型的方向不同，但都是由政治权力强势主导的自上而下现代化转型。其二，两个时期的现代化转型都是推崇科学、理性、文明至上的发展理念，把中国农村存在已久的诸多传统习俗、观念视为迷信、非理性和野蛮落后。由此，我们可以窥探到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现实困境。
一方面，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政治文化无法催生现代化转型的推动力量，需要强势的威权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现代化转型。但这种威权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转型对自给自足的传统农村而言，始终是一种外在性变革力量，缺少农村内生性力量的支持与配合。有着不同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的传统社会被不断去传统化、去个性化。但结果往往导致这些传统社会变成既不传统也不现代的混乱状态，传统的规范被破坏、抛弃，但以科学、理性重新构建的所谓现代规则又迟迟不能确立，处在一种无根化的失序状态。书中的论述处处可见上述的困境，例如，第三章描述年轻诺苏人的向外流动，海洛因和艾滋病随着这些外出的年轻人返乡，这反映出现代化转型中形成的个人自由和消费的渴望，不断消解传统以家庭和集体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和心理认知，既不传统也不现代的个人由于在传统社会缺乏必要的现代教育与训练，进入城市社会后，面对更复杂同时又难以适应的现代社会规范限制个人行为时，无根化的个人处在一种“失范”状态，充满不确定性、风险，毒品带来的美好幻觉便成为致命的诱惑。 同时，强势的威权政府往往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对任何可能威胁到自身政治权力的、不受控制的民间独立组织，特别是涉及政治领域的民间组织均持打压态度。在书中第四章作者讲述的利姆地方禁毒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民间独立组织生存的艰难。这会导致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之路只能以官定的方式进行，而民间力量进行的现代化转型探索始终不成气候，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不尊重地方差异性、行政的僵化与做法的千篇一律便在所难免。正如作者在书中第六章分析中英项目失败的惨痛教训时所指出的，“在执行计划时，国家代理人不尊重当地农民，也不和农民合作商讨防疫对策，忽略地方社会组织在疾病防治上可能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仅只是机械化地依样画葫芦，将计划‘移植’到利姆，并未针对当地情况有所调整。其结果就和詹姆斯€Y屗箍铺厮赖淖纯鲆谎骸凳降靥子煤雎缘胤教匦缘耐ㄓ霉嬖颍赡苷兄率挛袷О芑蛏缁峄妹穑赡艿氖橇秸叨蓟岱⑸！雹鄣谄哒虏蛔鹬氐胤轿幕巢钜斓娜蛉ノ勖苹恼咭浦卜炊贾吕钒涛勖蚴怯忠焕ぁ？
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由于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政治文化无法催生诸如科学、理性、文明、进步等现代观念，传统社会价值观念的改造也需要强势政府来主导。但当权者为了维持以科学理性、文明进步为追求的现代化转型路径的合法性，以及地方国家代理人为出政绩，往往在改造传统社会价值观念的过程中，过分推崇科学至上的理性和现代化，奉“科学”为窠臼，并未意识到自身的文化偏见对于政府治理所带来的伤害；坚持“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这会形成对传统文化的遮蔽，国家代理人并不愿意真正深入了解地方的传统文化，必然导致对传统的偏见与漠视，忽视毒品、艾滋等社会问题的文化背景，这就不能对症下药，所谓“科学”的措施大多徒劳无功。
作者在第六章分析导致中英项目失败的关键因素时指出国家代理人欠缺文化识能，可谓一语中的。而这种文化偏见在利姆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在书中第七章有突出的展示。“对艾滋的恐惧并非举世皆然。……就此而论，利姆随处可见的反歧视标语，透露的正是标语规划者自身对于艾滋与毒品的看法，以及对诺苏文化一贯的漠视，当然还有在不明就里时就拟定解决方案的谬误。”④“政府的介入缺乏合理逻辑，充满文化偏见，于是制式做法在利姆弄巧成拙，反而引入艾滋污名。……介入本身往往变成问题的一部分，就像因治疗而引起其他病症一样，原本应该要改善问题的措施，反而导致更多问题。”⑤
正如书中结论所指出的，“现代性呈現出的双重面貌，就像希腊神话中的雅努斯门神一样，一面是毁灭性的，一面则是建设性的，代表着新的肇始与转型，造成的结果可能是受害者与受惠者一样多。现代性加速了全球经济成长，却也引发了艾滋的全球扩散，受害最深的通常都是边陲地区，当地人一不留神，就可能落入社会变迁的陷阱。”⑥可以预见，凉山利姆及中国其他地区的边缘人群，在面对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诸如价值信仰坍塌造成的精神空虚道德滑坡，政治权力缺乏结构性制衡而导致的腐败泛滥，对经济发展的片面追求而带来的环境污染等各种现代化转型困境所引起的问题时，仍将持续挣扎，陷于混沌。
笔者认为，每一个关注中国现代化转型现实的读者都可以从本书记录下来的真实故事以及作者对此所作的精彩剖析得到启发，并以此为基点继续关注边缘人群的现实境况，寻找破解困境的有效之法，思考个体与时代大变迁的复杂关系和自处之道，从中体味今日之中国，预见中国之明日。
注释
① 秦晓.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使命、宗旨和方法论.科学决策，2008（5）.
② 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9：53.
③ 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9：182-183.
④ 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9：222.
⑤ 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9：223.
⑥ 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9：260.
参考文献
[1] 金耀基.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历史.大学生活，1969（11）.
[2] 金耀基.论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的建构.北京大学学报，19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