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旋转门”关闭与官员独董辞职的现金增持效应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 田利辉、王可第 本文节选自《中国经济问题》2019年第5期

　　比较中西方的改革可以发现，现阶段中国的政府购买服务并非“公共服务民营化”，而是为解决现阶段中国特殊问题而进行的本土创新，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社会服务公共化”的倾向。前者是指传统上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由私营部门来承担，而后者是指政府把社会力量生产的服务纳入政府绩效，以此增加公共服务的供给。这一特质打破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垄断地位，缓解了公共服务供给的压力，然而，由于政府购买服务内嵌于现有行政体制，公共服务供给出现了“以部门为中心”，缺乏全局的统筹。此外，社会组织的发展生态也呈现出“被选择”的特点，一些社会组织单纯为获得项目而建立，一些社会组织为获得项目而放弃自己长期深耕领域，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自主性的生成。
　　公共服务民营化与政府购买服务的出现都是为了解决特定历史条件下政府面临的问题，然而，前者出现的时机是西方国家面临传统官僚制的弊端以及财政资金短缺，同时社会力量活跃，因此，政府通过公共服务民营化引入竞争，削减政府开支，提高服务质量。而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人民群众的需求日益多元化，政府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却相应短缺，因而需要调动社会力量增加公共服务。两者的差异在于“做减量”还是“做增量”。
　　西方国家的公共服务民营化属于削减公共部门、节约成本的“最小化战略”，而保障民生和增加公共服务的供给是中国政府购买服务的一个基本前提，因此，其改革策略是在政府适度控制规模的前提下理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同的改革目标会采用不同的改革工具。节约成本的改革目标依靠竞争性市场、物有所值的定价等政策工具来实现，而增加公共服务供给的改革目标则依赖于培育和调动社会力量以满足群众需求。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交替换位”效应是导致监管部门的增加，而政府购买服务则引起了政府部门加强内部控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