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无法赢得与中国的关税战，无论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未来几个月说什么或做什么，都无法改变这样的结局。
　　因为美国经济十分强劲，还因为两党政客都支持阻止中国崛起和维护美国全球统治地位的战略目标，特朗普相信自己在这场冲突中能够占尽优势。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的致命弱点恰恰在于这种表面上的强势。
　　通过借力打力，中国应当能够轻松赢得这场关税竞赛，或者至少也能与特朗普打成平局。
　　自大卫·里卡多之后，经济学家们认为限制进口会降低消费者福利，并阻碍生产率提高。但这些都不是特朗普将被迫在贸易战中退缩的主要因素。在制约美中冲突时，另一项极少被用于说明特朗普关税威胁无效性的经济原则—即凯恩斯需求管理原则—其实要比里卡多的比较优势理念重要得多。
　　比较优势显然会影响长期经济利益，但需求条件将决定中国或美国是否将在未来几个月内面临寻求贸易和平的更大压力。对需求管理的研究明确顯示，美国将受到特朗普关税的影响，而中国则能成功避免不利因素。
　　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看，交战国正处于衰退或需求过剩阶段，才是决定贸易战结果的要素。在衰退期，关税可以促进经济活动和就业，但长期效率却可能因此而受到损失。如果经济体已经达到或接近其最大运营能力，那么关税只会提高价格并增大美国利率上行的压力。这显然适用于今天的美国经济。
　　美国企业总体来讲，无法找到额外的低薪劳动者来取代中国进口。因此，除非美国企业认定高关税能够持续多年，否则它们既不会投资也不会雇用新工人来与中国竞争。假设消息灵通的中国企业了解这一点，那么它们将不会降低出口价格来吸纳美国的关税成本。
　　这样的话，美国进口商将被迫承担关税，进而把成本转嫁给美国消费者（从而进一步助长通货膨胀），或者通过降低盈利的方式将成本转嫁给美国股东。如果是这样，关税将无法像特朗普所认定的那样惩罚中国。相反，主要受影响的是美国的消费者和企业，就像加征销售税一样。
　　但我们承认，关税可能将某些中国产品挤出美国市场。那么，究竟由谁来提供影响中国利益的价格低廉的替代商品？
　　多数情况下，答案将是其他新兴经济体。鞋子和玩具等某些低端商品将从越南或印度采购，某些电子和工业机械的最终组装可能会迁移到韩国或墨西哥，日本和欧洲的供应企业有可能取代高端中国供货商的对美出口。但这些仅会对中国出口产生微弱的影响。
　　如果事实证明出口开始陷于疲弱，中国可以而且应当出台额外政策来推升国内需求。从原则上讲，中国可以通过全面实施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来避免美国关税的任何负面影响。问题在于，中国执政者承诺限制中国债务增长及改革银行业，不愿将公开刺激需求当作贸易战的一种武器使用。
　　但既然现在美国已经以特朗普关税战为新一轮地缘政治冷战拉开了序幕，那么上述与凯恩斯政策相悖的金融政策理由显然已经无关紧要。无法想象中国会更加重视信贷管理，而非赢得关税战以证明美国针对中国遏制政策的徒劳。
　　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当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能够全身而退，而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却开始伤害美国企业和选民时，他将作何反应。可能的答案是，特朗普将效法他与朝鲜、欧盟和墨西哥的冲突。他将达成一份无法实现其既定目标的“交易”，但该“交易”却能允许他吹嘘“胜利”，并为激励其支持者的口头好战找到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