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深入推进,我国大力推行“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改革,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经贸投资逐渐从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转型。企业作为经贸投资的重要主体,也要求其从以量取胜的投资模式向稳步高效的投资方式迈进。然而,受委托代理等内部治理因素的制约及政府干预等外围环境的影响,使不少企业面临低效率、无效率的投资困境,进而影响了企业的经营效率和价值。因此,如何通过改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优化投资环境来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要课题。独立董事制度作为公司治理建设的关键组成部分,其理应扮演者监督和资源提供双重角色,以缓解委托代理矛盾,提高企业的整体治理水平,进而保护中小股东的切身利益。我国自2001年正式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历经18年的检验,其执行效果似乎有待考究。理论界和实务界对独立董事能否真正发挥监督和资源提供效能存在争议,以致不少人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独立董事制度遭遇了“南橘北枳”,变成了“花瓶独董”1。与此同时,我国独立董事市场却衍生出一种蔚为壮观的“政商旋转门”现象——大批政府官员离退休后到企业担任独立董事2。这部分官员独立董事凭借其“专有政治资本”给企业带来了融资便利、行业准入、税收优惠、政府补贴等资源,但其在一定程度上沦为了上市公司向有关权力方输送利益的工具。为此,中组部于2013年10月19日颁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中组发2013[18]),以下简称“18号文”),明文禁止现任及尚未退休党政领导干部到企业兼职(任职),并对辞去公职或离退休的党政领导干部兼职也进行了一定限制。由此企业掀起了一波官员独立董事“辞职热潮”,这为企业的独立董事结构来了次“大换血”,也为研究官员独立董事提供了一个准天然实验平台。现有关于官员独立董事强制辞职经济后果的研究,学者们主要通过市场反应进行了观测,结论并未统一,且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尚未引起足够关注。基于此,本文借助“18号文”形成的准实验平台,手工收集了2013年10月19日—2014年12月31日期间的所有辞职公告,并结合独立董事简历逐一筛选出由于“18号文”所致的所有官员独立董事辞职数据,并利用2010至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官员独立董事辞职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借助行政级别、产权性质、股利支付率水平、市场化程度等调节变量,进一步分组检验其对官员独立董事辞职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1)官员独立董事强制辞职后,企业投资效率整体提高,并主要表现在过度投资的减少,投资不足没有显著改变;(2)不同层级的官员独立董事辞职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是不同的,官员独立董事的行政级别越高,其辞职后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更显著;(3)相对于民营企业,官员独立董事辞职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4)股利支付率越低,官员独立董事辞职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越明显;(5)市场化水平越低,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越高,官员独立董事辞职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更明显。本文的经验证据表明,中组部“18号文”的下发促使官员独立董事“主动”辞职,改善了企业的治理结构,减少了企业获取投融资渠道的路径,增加了未来经营面临的不确定性,迫使企业持有更多现金来应对经营风险,投资更加慎重;同时官员独立董事辞职有助于缓解管理层的过度自信,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政府的“掠夺之手”,切断了“期权腐败”的变现之路,从而促使企业的投资决策更加规范,企业投资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论证了“18号文”的有效性,扩大了政治关联的研究范围,为规范独立董事市场提供了证据支持,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行为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此外,本文从产权性质、股利支付率水平、市场化程度等角度进行检验,其结果为相关部门推动国企改革提供了信息和参考,也为企业改善“内治”、优化“外攘”提供了借鉴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