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唐人李白这首《忆秦娥》,残破的汉家陵阙与萧瑟的西风残阳,成为中国古典诗词一幅绝美的意象。谁能想到,中国现存的29座石阙,有20处在四川。这些最古老的地上建筑为这里留下了徘徊不去的汉代风景。
　　
　　法国人把汉阙带给了世界
　　
　　民国3年(1914年)2月1日,一支法国探险队从北京启程,开始为期8个月的中国西部考察,探险队成员法占、拉狄格、色伽兰是来华的传教士,对考古学与汉学都很精通。一个月后,探险队抵达西安,拉狄格南下南江县与巴县考察,法占与色伽兰则沿着官道进入四川,沿途考察了阆中、蓬安、渠县,数月后经云南丽江返回法国。
　　自晚清以来,不计其数的外国探险者穿梭在中国大地上,试图寻找到这个帝国鲜为人知的古迹、物种与风俗,这一次误打误撞的考察,则最终把石阙带给了世界。在《中国西部考古记》一书中,色伽兰这样描述他见到的冯焕阙:“此碑为极优美之建物,装饰极简。其各部之设置:下为方座,座上为碑身,整石刻成,上端削锐,其上为碑盖,又上为介石,又上为椽,椽上为顶”。
　　色伽兰发现,冯焕阙的“扶壁”已不存,而据他所言,他在河南见到的石阙是有“扶壁”的,扶壁是用来巩固主体建筑的辅助措施,石阙的扶壁其实叫耳阙,形制与阙相似,只不过规模稍小。更令他心痛的是汉阙的生存状态:“诸阙多环以稻田是已,阙座浸入水中,不久将为水淹没。渠县有一无名阙,业已倾斜,崩塌之期谅不久矣。即不崩塌,亦必因其障碍农作,占据有限耕地,为人改作磨石,中国古迹因此而毁者甚多。”
　　1923年,色伽兰首次将石阙照片向世界公布,欧洲人大为惊奇,没想到中国竟然保存着2000年前的汉代建筑,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探险热;整整七年之后,《中国西部考古记》一书才由商务印书馆在中国出版,1939年,中国营造学社责任研究员、中国古物保管委员会专门委员梁思成和陈明达专程到渠县,考察汉阙。
　　“阙”,《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古代皇宫大门前两边供了望的楼”或“神庙、陵墓前竖立的石雕”。《诗经•郑风•子衿》说:“佻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左思在《蜀都赋》中描绘成都“华阙双邈,重门洞开”。这些诗词中的“阙”,便是城阙或者宫阙。汉代的宫阙、城阙如今早已不见痕迹,后人看到的石阙,大多是陵阙,立在帝王将相、文武百官陵墓墓道两旁,是墓主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两汉时期,石阙曾经遍布大小郡县,而如今中国仅有二十九处石阙,大多已在漫漫岁月中崩塌损毁。
　　中国现存二十九处石阙,河南四处、山东四处、北京一处,始建于公元118年的河南登封大宝阙是迄今最古老的石阙,其余二十处皆在四川,谁也没有想到,在被中原人视为“蛮夷之地”的西南边陲,竟然保留着中国绝大部分石阙。四川的石阙,广泛分布在绵阳、雅安、梓潼、芦山、重庆、德阳、夹江、忠县、渠县等地,色迦兰将此分布区分为东部渠县区、中部梓潼与绵州区、西部夹江与雅州区三大区域,又以渠县最为集中,在这里,你能看到中国四分之一的石阙。
　　
　　二千石,冠冕一时的天堂
　　
　　土溪镇赵家坪距离渠县县城只有30分钟车程,距离现代社会却有2000年之久,汉代风韵一直在这里徘徊不去。土溪镇到渠县的公路,古代是条官道,路旁分布着六处七座石阙,分别为冯焕阙、沈府君阙、王家坪无名阙、蒲家湾无名阙、赵家村东无名阙、西无名阙,除沈府君阙是双阙外,其他汉阙都已形单影只。
　　来到赵家坪是一个下午,村上已少见行人,就连拉客的摩的,也把车停在村口的茶馆前躲雨,整个赵家坪只能听见淅淅沥沥的雨声和茶馆里的喧哗声。茶馆对面,便是冯焕阙,站在围墙外,远远就能看到两排飘逸的汉隶:“故尚书侍郎河南京令豫州幽州刺史冯使君神道”。
　　冯焕阙为黄砂石雕刻,这种石料在四川颇为常见,质地较软,易于雕刻。历经千年的风吹雨淋,阙身多处残破,阙基发黑,酷似屋檐的阙顶也已残破,已然为葱郁的青苔染成了翠绿色,不知何家顽童用粉笔在阙身涂上了几笔稚嫩的小字。自汉代以来,它在这里一站就将近2000年,走完了大半部中国历史。
　　在四川东汉诸阙中,冯焕阙形体较小,装饰朴素,雕刻也比不上其他石阙精美,却是四川少数能确认主人的石阙之一,又有铭刻,历来为史家与金石家所重,1961年即当选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阙主冯焕,东汉巴郡宕渠人,汉安帝时官至幽州太守。
　　像冯焕这样阙主确定无误的石阙,在四川并不多见,且有一个共同点——都曾为官一任。雅安高颐阙阙主高颐为益州太守,芦山樊敏阙主人樊敏官至巴郡太守、汉中太守,德阳司马孟台阙主曾是“汉故上庸长”,渠县沈府君为“汉谒者北屯司马左都侯”“新丰令交趾都尉”。 史学家冯汉骥认为,汉代只有“二千石”以上的官员,死后才能立石阙,且数目不能超过一对,否则便有僭越之嫌,“二千石”是汉代官名,也就是太守。
　　为何四川能保留中国绝大部分石阙,一直是史学家颇感兴趣的话题,阙主或许能提供一些线索。汉代四川雅士云集,出现了扬雄、司马相如等著名文学家与一大批以文入仕的士子,成为与鲁地齐名的汉学中心,而阙主正是这些冠冕一时的士子;再者,汉朝提倡厚葬,所谓“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这种情况在“两城财富,甲于全国”的长安与成都尤为兴盛。四川石阙之盛,或许与这两点不无关联。
　　
　　中国最古老的地上建筑
　　
　　冯焕阙通高460厘米,由台基、阙身、斗拱、顶盖四部分组成,层层相叠,现存左阙。这些建筑术语未免复杂,通俗点说,台基相当于房屋的地基,阙身如同墙体,顶盖形则如屋顶。石阙的结构,与中国传统建筑并无太大区别,不同的是,传统建筑屡有变迁,古老的石阙却如实停留着汉朝人的建筑观。
　　冯焕阙台基四周,有一圈突出地表的石柱,芦山樊敏阙也有类似结构,这是气候影响建筑的生动范本。长江流域雨水充沛,成都平原古时更有“卑湿之地”之称,湿气颇重,古人砍伐树木,一端削尖,夯入土中,绑上纵横交错的地梁,铺上木板,这样一来,房间与地面就有了10-30厘米的落差,这种建筑结构,被形象地称为“干栏式”,既可避湿气,又能防御野兽攻击,直到今天,“干栏式”建筑依旧在壮族、傣族等少数民族中广为盛行。冯焕阙、樊敏阙的石柱,正是“干栏式”建筑的体现。
　　站在石阙下抬头仰望,你会发现顶盖下有一圈形如如意的构造,这便是斗拱。“斗”是斗形的木垫块,“拱”是弓形的短木,拱架在斗上,向外挑出,拱端之上再安斗,形成上大下小的托架,环环相扣,如蟒蛇缠绕。斗拱通常位于大型建筑物柱与梁之间,它的出现,解决了剪应力对梁的破坏问题;不过,它们又是一些艺术品,无论从艺术或技术的角度来看,斗拱都足以象征和代表古典建筑的精神与气质。
　　中国木构建筑的历史颇为悠久,柱网结构与榫卯技术在新石器遗址中屡有发现,河南偃师二里头商代宫殿遗址屋顶已采用重檐四坡样式,殷墟好墓出土的铜偶方彝上也能看到斗拱雏形。时至汉代,一套完整的建筑模式业已成型。汉代是一个稳定、富庶的时代,也是一个大兴土木的时代,修建于汉高祖时的未央宫与汉武帝时的建章宫是其中的代表作,史载未央宫周回二十八里,可以考证出名目的宫殿就有八十多座。
　　汉代的未央宫、建章宫早已在漫漫尘世中化为废墟,难以复原。石阙以准确比例刻出各种构件的外形,令后人得以管窥汉人的建筑样式、比例与技巧,为复原未央宫、建章宫提供了依据。从石阙看来,汉代斗拱较后世粗大,其粗壮笃实的风格与汉人雄浑的建筑设计颇为协调;石阙顶盖最长挑出阙身一米以上,可见汉代匠师已解决了大幅度出檐引起的因应力问题。
　　陈明达在《四川汉代石阙》一书序言中指出,汉阙是中国现存地面之上时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古代建筑,为后人了解乃至复原汉代建筑提供了可靠依据,对研究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意义,也将古建筑源远流长的历史与美感保存至今。
　　近年来,四川出土了大量画像砖,诸如出行、播种、农事、采莲、驱雀、采桐等场景将汉人的生活真实地复制下来,石阙精美的雕刻则令我们走进了汉代士大夫的仕宦生活。渠县赵家村无名阙与王家坪无名阙的献礼图,大门半掩,一名侍从在门内接待,门外左右为求见拜谒的献礼者,应该是为了彰显阙主不受贿赂的品质。雅安高颐阙出行图,阙主高颐出行,派头可谓十足,主车驾三马,导从车共七乘,骑吏十二人,伍伯(衙卒古称)八人,步卒十人,侍从一人。《后汉书》记载,二千石出行,车前骑吏四人,伍伯四人,高颐骑吏、伍伯的人数已大大超过了定制,这也是东汉末年汉室衰微、诸侯、太守各自为政,朝廷礼仪早已荡然无存的见证。
　　几年前,渠县文管所在石阙四周修起了围墙,锈迹斑斑的铁锁锁住了古老的石阙。我们只能站在围墙外,注视着那些孤独的背影。数千年来,他们就这样屹立在田野中,像一个个沉默寡言的老人,独孤而沉凝,偶尔有撑着雨伞的村民匆匆而过,却再无暇听他们讲述那些远去的汉代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