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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安，四川长江边的一个小城，在抗战期间庇护了一群中国最优秀的戏剧家，也是话剧最终成熟的家园与戏剧圣地。众多唤醒民众、激发爱国热情、宣传抗日救亡的优秀剧目，一大批戏剧艺术的精英都出自这里，江安被誉为“中国戏剧家的摇篮”、“中国戏剧艺术的圣地”。
1939年4月，历经两度西迁的国立剧校再度搬迁，从陪都重庆迁往更西的江安。对于这一次西迁，师生们是不满意的。在他们眼里，那个全国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县城根本就是一个文化的沙漠，那些连川剧都未必能看懂的乡野村夫，怎么可能看得懂从西方传来的话剧艺术呢?
然而，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四川小城，不但慷慨接纳了国立剧校，而且以博大的胸怀全力支持其发展，最终使这块“文化荒漠”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现代戏剧艺术的摇篮”。
从南京到江安
长江自四川宜宾到湖北宜昌所经之处绝大部分属于四川(包括后来拆分为直辖市的重庆市)，往来其间的也多为四川人，因而习惯上被称之为川江。江安距重庆150多公里，位于川江南岸，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小县城。城廓位于长江南岸的高台上，临江而建，只有东南西北四条大街，人口不过一万。虽然城不算大，但江安还算是个比较富庶的地方。
尽管如此，如果没有特殊的时代背景，这个小小的县城也不可能云集全国最优秀的戏剧太师，更遑论成为中国现代戏剧的摇篮了。在此之前，建校不过四年的国立剧校已经历了两次颠沛流离的西迁之旅。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南京告急，国立剧校不得不西迁到长沙。然而，不到半年南京陷落，长沙成为日军空袭的目标，国立剧校只能再度西迁来到了陪都重庆。一年多时间里，在校长余上沅和教务主任曹禺的艰苦努力下，国立剧校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地处市中心的国立剧校在日本的疯狂轰炸中完全丧失了正常办学的可能，第三次搬迁已在所难免。
1939年春节刚过，余上沅就不得不派人沿江而上寻找更加安全的办学地点。然而，此时的四川一下子涌进了七、八百万外来人口，稍微大一点的城镇都已经人满为患，余上沅又到哪里去寻找一个适当的办学地点呢?
正当余上沅一筹莫展的时候，国民党元老张群的秘书冯若飞前来拜访他。冯的老家在四川江安，和余上沅还有一点亲戚关系。在得知余上沅有迁校的打算后，冯若飞马上想到了自己的家乡江安。通过他的牵线搭桥，国立戏剧学校很快就和江安取得了联系。
当时的江安，除了冯家以外，还有张、黄等几个大家族。其中最有威望的就是曾经做过朱德和杨森部下的县参议院议长张乃赓。
得知消息后，张乃赓便四处寻找校址。小小的江安城其实也没有几处规模较大的建筑，只有城西南的文庙不仅面积大，而且是空置的。江安文庙修建于清朝，里面供奉着孔子、孟子、朱熹，以及孔子七十二门生等儒家圣贤，是旧知识分子心中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尽管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了三十多年，但江安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几乎都曾接受过传统的儒家教育。要将其借给国立戏剧学校办学，当地的士绅，尤其是读书人能答应吗?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张乃赓连夜拜访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宿儒黄荃斋。黄是江安有名的才子，做过省议员，精诗词、工书法、晓音律。虽为旧时人物，但对教育却敢于开风气之先，膝下三个女儿均受过良好的教育。毫无疑问，黄荃斋就是江安县的文坛领袖。
两人的谈话一直持续到深夜，正当张乃赓忐忑不安的时候，黄荃斋却突然说了这样一番话：“孔子‘制礼、作乐、舞韶’，是提倡戏剧艺术的。值此国难当头，宣传团结抗日的剧校迁来，孔子如生在今日，也会‘毁家纾难’让出他的住宅的。”
这句话彻底打消了张乃赛的顾虑。他立即代表江安社会各界向国立剧校发出邀请，欢迎他们到江安来。
1939年4月8日，国立戏剧学校师生乘船抵达江安。这一天，江安各界人士在文庙举办了一个茶话会。简短的欢迎仪式后，由江安业余剧协精心排练的《原野》拉开了帷幕。
刚开始，剧校师生观看这次演出更多是出于礼节。然而，没过一会儿，他们都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当大幕一拉开，眼前出现了原始森林的布景。那森林是用新鲜的树枝装饰起来的，富有生气，使人眼前一亮。而演员一出场，一念台词，也让人耳目一新，他们竟然把《原野》的台词都改为四川方言了。虽然演员的演技不够老练圆熟，但是，那富有节奏感的方言和朴素的动作，令人感到分外亲切。
那一刻，最受感动的人无疑是《原野》的作者曹禺。他怎么也想不到，居然能在这个偏远小城里能找到自己的知音。
风雨同舟
从大都市里来的剧专师生首先对江安之小印象深刻。他们形象地说：“到城中心的十字路口，几乎是一望可以看到四座城门。”甚至有同学夸张地说：“站在十字路口的谯楼上，可以把一块烧饼向任意方向扔到城外。”
江安虽小，但她提供给国立剧校办学的文庙相对于长沙和重庆的校址，无疑是最宽敞的。第六届学生赵锵回忆说：“校园占地面积不大，但样样齐备、方便。在抗日战争极严酷的当时，江安人民提供了这么一个简便、优美的学习环境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1940年6月，国立戏剧学校升格为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学制由三年改为五年。学校升级后规模迅速扩大，文庙已经无法满足剧专的办学需要。于是，学校决定租用学校附近的民房以扩大校舍和安排师生住宿。
事实上，学校迁人江安伊始，热情好客的当地士绅就主动腾出自己富余的房屋给剧校的教师们居住。久仰曹禺大名的张乃赓，特意把大门楼上的一间阳光充足，又很清静的房间腾出来。给曹禺居住。而校长余上沅则住在江安中学旁边一座当地大户的宅院里。
学校安顿下来，师生们终于可以安心教学了。但是，一个新的难题却摆在了余上沅的面前。
初到江安时，国内物价还比较稳定。然而，一年后，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沦陷，物资极度匮乏，物价随之暴涨，学校师生的基本生活都陷入了困境。
洪深给学生导演曹禺新作《北京人》时，有一次学生们久候不至，去家中探望，方知是洪家已是无米下锅，不得不将留学美国时的一套西服送进了当铺。学校曾传诵一副对联，正是洪深等人真实生活的写照：
年年借债，月月借债，借债还债债还债；
天天进当，时时进当，进当取当当取当。
教师的生活尚且如此，学生的日子就更加艰苦了。剧校学生大多数来自沦陷区，虽然有教育部发给每月6元(后涨到10元)的贷学金，却也抵挡不住物价飞涨的冲击，其生活状况每况愈下。学生们吃的是最劣质的大米煮成的“八宝饭”，里面有不少沙子、稗子、碎石子，甚至还有老鼠屎。平常只吃盐水煮黄豆或蚕豆，或者是一小撮绿豆芽。第五届学生温锡莹回忆说，他曾认真地数过，一份豆芽菜总共不过14根。
剧校到江安后不久也曾搞过一些演出，但除了县城的乡绅，很少人有余钱来买票看戏。为了改善师生们窘迫的生活，余上沅创造性地提出了“凭物看戏”的主 张。学校师生利用星期天在文庙剧场演出，观众拿食品、蔬菜或其他生活用品就可以入场看戏。江安百姓原本就非常同情流亡学生们，听说可以“凭物看戏”便纷纷赶来捧场。有的送来热腾腾的馒头，有的送来瓜果蔬菜，有的送来草鞋，有的送来自己都舍不得吃的鸡鸭，甚至合伙宰只羊，杀头猪，其价值远远超过了票价。这样，每次演出过后，学生们都可以打一次“牙祭”。时隔多年以后，第三届学生刘厚生回想当年的生活仍然动情：“与其说这是他们对看戏有兴趣，不如说这更是对我们这些青年娃儿的健康关心，我们实实在在是在江安父老的哺育下成长的。”
江安人的宽厚善良给每一个剧校师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六届学生胡浩就对一位杂货铺的“李哥子”终生不忘。
离剧专不远的西街是一处热闹的场所，每逢赶集的日子，这里总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胡浩在西街上认识了一户李姓商贩。他们一家三口，经营着一家小杂货铺。老板“李哥子”非常喜欢剧专学生演的话剧，只要剧专有演出，他们一家总是早早地买票，成了前排的座上客。
由于通货膨胀，剧专的演出经费非常困难，每次演出的服装与道具，绝大多数都得到处去借，演出结束后也不付任何“折旧费”，往往是说上几句客气话便归还了人家。只要学生们找到“李哥子”商借服装道具时，他总是爽快答应，若是自家没有，还常常四处奔跑，将所需物品借到后，亲自送到后台，甚至义务担任道具管理员。
一次，学生们准备演出沈蔚德老师编写的《民族女杰》，剧中有一个场景是一家小杂货铺，当学生们向“李哥子”提出借道具时，他二话没说就将自己小铺里的全部家当悉数搬到剧场。演出搞了三天，他的杂货铺也就停业了三天。
四十多年后，当胡浩再一次回到江安，特地到西街去寻访这位故友时已然物是人非，“李哥子”一家早已迁往永川。无限怅惘的胡浩只能站在杂货铺门前久久凝望，不忍离去。
小城大戏
江安百姓的欣赏水平有限，但国立剧校的师生们却从不糊弄这些关爱他们的观众。他们十分认真地排演每一场戏，每一个细节都做到精益求精，给江安百姓奉献了当时国内最精彩的话剧演出。
1941年，学校决定排演莎士比亚的代表作《哈姆雷特》作为第五届学生的毕业公演。这部戏在中国还从未上演过，其难度之大不言而喻。为了确保演出成功，学校领导安排焦菊隐担任导演，还特别安排曹禺负责剖析剧本主题、情节和人物性格。
经过反复修改创作方案和一个学期的精心排练，1942年6月，《哈姆雷特》终于正式上演。演出海报贴出后，江安观众争相买票，连续数场场场爆满。首场演出结束以后，焦菊隐颇有感触地对参加演出的学生们说道：“在贫穷的中国，在落后、闭塞的江安，能演出莎翁四大悲剧之一的《哈姆雷特》，并得到观众的承认与喜爱，难道不是一件大事吗!”
不仅是《哈姆雷特》，国立剧专在江安的六年时间里。同样规格的对外公演一共进行了80多次，上演中外戏剧152出。此外，为了宣传抗日，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学生们还组成演出队，上山下乡为农民演出。
除了话剧演出，国立剧专还在江安不定期地举行音乐会和舞蹈表演，同样受到了江安人的热烈欢迎。
话剧很快就成了江安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与国立剧专一墙之隔的江安女子中学的师生们也成了话剧艺术的追随者。一次，女子中学要演出话剧《回春之曲》，请国立剧专师生们前去指导，英俊潇洒的剧专学生谢晋结识了女子中学“校花”徐大雯。几经波折后，谢晋与徐大雯喜结良缘，从此也成了“江安女婿”。
六年频繁的话剧演出不仅锻炼了剧专师生的表演才能，而且大大提高了江安观众的欣赏水平。剧专第六届学生赵锵对江安观众的印象极为深刻：“江安观众是我们经历中最难得的观众，……欣赏能力是许多大城市所不及，他们能欣赏中外古今的名剧，即使莎±比亚、柴科夫的作品都会看得津津有味，安静、准确地反映剧中应有的效果”，而且“从不中途退场”。
无法复制的“黄金时代”
为了把国立剧专办成中国最高水平的戏剧学校，校长余上沅付出了巨大的屯血。学校在江安刚刚安顿下来，他就忙着和教务主任曹禺一起想方设法搜罗人才。
1939年秋，曹禺得知自己的清华同学张骏祥从美国学成归来，便专程赶到重庆迎接，力邀其到国立剧校任教。在返回江安途中，两人在江船的通铺上彻夜长谈。在余上沅和曹禺的努力下，洪深、焦菊隐、马彦祥、陈治策、杨村彬、黄佐临、金韵之等一大批知名艺术家陆续到来，大大提升了国立剧专的办学水平。从1939年到1945年，国立剧专在江安度过了相对平稳的六年，也正是在这段时期，迎来了她的“黄金时代”。
在江安国立剧专，曹禺完成了《蜕变》和《北京人》两部话剧的创作，并接受老友巴金的委托构思改编其代表作《家》；吴祖光完成了《孩子军》和《正气歌》的创作；焦菊隐成功导演了莎士比亚的代表作《哈姆雷特》；金韵之则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运用到教学中，使其成为中国话剧的基本表演体系……最重要的是，在六年的办学过程中，国立剧专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戏剧人才。那是一大串响亮的名字：谢晋、刘厚生、温锡莹、耿震、冀淑平、王永梭……每一个名字都成了中国戏剧或电影艺术的一块丰碑。
虽然国立剧专在江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这并不能证明这里就适合国立剧专的发展。恰恰相反，作为当时国内最高水准的戏剧学校，远离大都市的江安小城对她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限制。相对封闭落后的社会和艰苦的生活环境迫使一些有名望的教师陆续离开。1939年夏，身怀六甲的金韵之为了生育的安全与丈夫黄佐临告别江安前往上海。同年9月9日，在上海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为了纪念在四川流亡的岁月，他们给女儿取名黄蜀芹。1940年冬，苦于无法施展抱负的张骏祥离开江安前往重庆担任中央青年剧社社长。张骏祥的离开在国立剧专师生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1942年，受到特务盘查的曹禺也选择了离开。
客观说来，没有日本的全面入侵，就不会有高校的集体内迁；没有日本对重庆的持续空袭，也不会把国立剧专逼往小城江安。因此，随着战局的变化，国立剧专留在江安的条件也在不断变化。事实上，从1941初春开始，国立剧专就已经出现迂回重庆办学的呼声。直到1945年初，欧战基本结束，日本败局已定，教育部同意国立剧专迁往重庆北碚。
1945年7月，江安百姓怀着无限惋惜的心情送走了剧专师生们。从此，江安国立剧专成为历史。四年后，国立剧专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华北大学文艺学院合并成为中央戏剧学院。
1939年4月，历经两度西迁的国立剧校再度搬迁，从陪都重庆迁往更西的江安。对于这一次西迁，师生们是不满意的。在他们眼里，那个全国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县城根本就是一个文化的沙漠，那些连川剧都未必能看懂的乡野村夫，怎么可能看得懂从西方传来的话剧艺术呢?
然而，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四川小城，不但慷慨接纳了国立剧校，而且以博大的胸怀全力支持其发展，最终使这块“文化荒漠”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现代戏剧艺术的摇篮”。
从南京到江安
长江自四川宜宾到湖北宜昌所经之处绝大部分属于四川(包括后来拆分为直辖市的重庆市)，往来其间的也多为四川人，因而习惯上被称之为川江。江安距重庆150多公里，位于川江南岸，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小县城。城廓位于长江南岸的高台上，临江而建，只有东南西北四条大街，人口不过一万。虽然城不算大，但江安还算是个比较富庶的地方。
尽管如此，如果没有特殊的时代背景，这个小小的县城也不可能云集全国最优秀的戏剧太师，更遑论成为中国现代戏剧的摇篮了。在此之前，建校不过四年的国立剧校已经历了两次颠沛流离的西迁之旅。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南京告急，国立剧校不得不西迁到长沙。然而，不到半年南京陷落，长沙成为日军空袭的目标，国立剧校只能再度西迁来到了陪都重庆。一年多时间里，在校长余上沅和教务主任曹禺的艰苦努力下，国立剧校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地处市中心的国立剧校在日本的疯狂轰炸中完全丧失了正常办学的可能，第三次搬迁已在所难免。
1939年春节刚过，余上沅就不得不派人沿江而上寻找更加安全的办学地点。然而，此时的四川一下子涌进了七、八百万外来人口，稍微大一点的城镇都已经人满为患，余上沅又到哪里去寻找一个适当的办学地点呢?
正当余上沅一筹莫展的时候，国民党元老张群的秘书冯若飞前来拜访他。冯的老家在四川江安，和余上沅还有一点亲戚关系。在得知余上沅有迁校的打算后，冯若飞马上想到了自己的家乡江安。通过他的牵线搭桥，国立戏剧学校很快就和江安取得了联系。
当时的江安，除了冯家以外，还有张、黄等几个大家族。其中最有威望的就是曾经做过朱德和杨森部下的县参议院议长张乃赓。
得知消息后，张乃赓便四处寻找校址。小小的江安城其实也没有几处规模较大的建筑，只有城西南的文庙不仅面积大，而且是空置的。江安文庙修建于清朝，里面供奉着孔子、孟子、朱熹，以及孔子七十二门生等儒家圣贤，是旧知识分子心中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尽管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了三十多年，但江安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几乎都曾接受过传统的儒家教育。要将其借给国立戏剧学校办学，当地的士绅，尤其是读书人能答应吗?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张乃赓连夜拜访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宿儒黄荃斋。黄是江安有名的才子，做过省议员，精诗词、工书法、晓音律。虽为旧时人物，但对教育却敢于开风气之先，膝下三个女儿均受过良好的教育。毫无疑问，黄荃斋就是江安县的文坛领袖。
两人的谈话一直持续到深夜，正当张乃赓忐忑不安的时候，黄荃斋却突然说了这样一番话：“孔子‘制礼、作乐、舞韶’，是提倡戏剧艺术的。值此国难当头，宣传团结抗日的剧校迁来，孔子如生在今日，也会‘毁家纾难’让出他的住宅的。”
这句话彻底打消了张乃赛的顾虑。他立即代表江安社会各界向国立剧校发出邀请，欢迎他们到江安来。
1939年4月8日，国立戏剧学校师生乘船抵达江安。这一天，江安各界人士在文庙举办了一个茶话会。简短的欢迎仪式后，由江安业余剧协精心排练的《原野》拉开了帷幕。
刚开始，剧校师生观看这次演出更多是出于礼节。然而，没过一会儿，他们都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当大幕一拉开，眼前出现了原始森林的布景。那森林是用新鲜的树枝装饰起来的，富有生气，使人眼前一亮。而演员一出场，一念台词，也让人耳目一新，他们竟然把《原野》的台词都改为四川方言了。虽然演员的演技不够老练圆熟，但是，那富有节奏感的方言和朴素的动作，令人感到分外亲切。
那一刻，最受感动的人无疑是《原野》的作者曹禺。他怎么也想不到，居然能在这个偏远小城里能找到自己的知音。
风雨同舟
从大都市里来的剧专师生首先对江安之小印象深刻。他们形象地说：“到城中心的十字路口，几乎是一望可以看到四座城门。”甚至有同学夸张地说：“站在十字路口的谯楼上，可以把一块烧饼向任意方向扔到城外。”
江安虽小，但她提供给国立剧校办学的文庙相对于长沙和重庆的校址，无疑是最宽敞的。第六届学生赵锵回忆说：“校园占地面积不大，但样样齐备、方便。在抗日战争极严酷的当时，江安人民提供了这么一个简便、优美的学习环境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1940年6月，国立戏剧学校升格为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学制由三年改为五年。学校升级后规模迅速扩大，文庙已经无法满足剧专的办学需要。于是，学校决定租用学校附近的民房以扩大校舍和安排师生住宿。
事实上，学校迁人江安伊始，热情好客的当地士绅就主动腾出自己富余的房屋给剧校的教师们居住。久仰曹禺大名的张乃赓，特意把大门楼上的一间阳光充足，又很清静的房间腾出来。给曹禺居住。而校长余上沅则住在江安中学旁边一座当地大户的宅院里。
学校安顿下来，师生们终于可以安心教学了。但是，一个新的难题却摆在了余上沅的面前。
初到江安时，国内物价还比较稳定。然而，一年后，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沦陷，物资极度匮乏，物价随之暴涨，学校师生的基本生活都陷入了困境。
洪深给学生导演曹禺新作《北京人》时，有一次学生们久候不至，去家中探望，方知是洪家已是无米下锅，不得不将留学美国时的一套西服送进了当铺。学校曾传诵一副对联，正是洪深等人真实生活的写照：
年年借债，月月借债，借债还债债还债；
天天进当，时时进当，进当取当当取当。
教师的生活尚且如此，学生的日子就更加艰苦了。剧校学生大多数来自沦陷区，虽然有教育部发给每月6元(后涨到10元)的贷学金，却也抵挡不住物价飞涨的冲击，其生活状况每况愈下。学生们吃的是最劣质的大米煮成的“八宝饭”，里面有不少沙子、稗子、碎石子，甚至还有老鼠屎。平常只吃盐水煮黄豆或蚕豆，或者是一小撮绿豆芽。第五届学生温锡莹回忆说，他曾认真地数过，一份豆芽菜总共不过14根。
剧校到江安后不久也曾搞过一些演出，但除了县城的乡绅，很少人有余钱来买票看戏。为了改善师生们窘迫的生活，余上沅创造性地提出了“凭物看戏”的主 张。学校师生利用星期天在文庙剧场演出，观众拿食品、蔬菜或其他生活用品就可以入场看戏。江安百姓原本就非常同情流亡学生们，听说可以“凭物看戏”便纷纷赶来捧场。有的送来热腾腾的馒头，有的送来瓜果蔬菜，有的送来草鞋，有的送来自己都舍不得吃的鸡鸭，甚至合伙宰只羊，杀头猪，其价值远远超过了票价。这样，每次演出过后，学生们都可以打一次“牙祭”。时隔多年以后，第三届学生刘厚生回想当年的生活仍然动情：“与其说这是他们对看戏有兴趣，不如说这更是对我们这些青年娃儿的健康关心，我们实实在在是在江安父老的哺育下成长的。”
江安人的宽厚善良给每一个剧校师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六届学生胡浩就对一位杂货铺的“李哥子”终生不忘。
离剧专不远的西街是一处热闹的场所，每逢赶集的日子，这里总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胡浩在西街上认识了一户李姓商贩。他们一家三口，经营着一家小杂货铺。老板“李哥子”非常喜欢剧专学生演的话剧，只要剧专有演出，他们一家总是早早地买票，成了前排的座上客。
由于通货膨胀，剧专的演出经费非常困难，每次演出的服装与道具，绝大多数都得到处去借，演出结束后也不付任何“折旧费”，往往是说上几句客气话便归还了人家。只要学生们找到“李哥子”商借服装道具时，他总是爽快答应，若是自家没有，还常常四处奔跑，将所需物品借到后，亲自送到后台，甚至义务担任道具管理员。
一次，学生们准备演出沈蔚德老师编写的《民族女杰》，剧中有一个场景是一家小杂货铺，当学生们向“李哥子”提出借道具时，他二话没说就将自己小铺里的全部家当悉数搬到剧场。演出搞了三天，他的杂货铺也就停业了三天。
四十多年后，当胡浩再一次回到江安，特地到西街去寻访这位故友时已然物是人非，“李哥子”一家早已迁往永川。无限怅惘的胡浩只能站在杂货铺门前久久凝望，不忍离去。
小城大戏
江安百姓的欣赏水平有限，但国立剧校的师生们却从不糊弄这些关爱他们的观众。他们十分认真地排演每一场戏，每一个细节都做到精益求精，给江安百姓奉献了当时国内最精彩的话剧演出。
1941年，学校决定排演莎士比亚的代表作《哈姆雷特》作为第五届学生的毕业公演。这部戏在中国还从未上演过，其难度之大不言而喻。为了确保演出成功，学校领导安排焦菊隐担任导演，还特别安排曹禺负责剖析剧本主题、情节和人物性格。
经过反复修改创作方案和一个学期的精心排练，1942年6月，《哈姆雷特》终于正式上演。演出海报贴出后，江安观众争相买票，连续数场场场爆满。首场演出结束以后，焦菊隐颇有感触地对参加演出的学生们说道：“在贫穷的中国，在落后、闭塞的江安，能演出莎翁四大悲剧之一的《哈姆雷特》，并得到观众的承认与喜爱，难道不是一件大事吗!”
不仅是《哈姆雷特》，国立剧专在江安的六年时间里。同样规格的对外公演一共进行了80多次，上演中外戏剧152出。此外，为了宣传抗日，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学生们还组成演出队，上山下乡为农民演出。
除了话剧演出，国立剧专还在江安不定期地举行音乐会和舞蹈表演，同样受到了江安人的热烈欢迎。
话剧很快就成了江安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与国立剧专一墙之隔的江安女子中学的师生们也成了话剧艺术的追随者。一次，女子中学要演出话剧《回春之曲》，请国立剧专师生们前去指导，英俊潇洒的剧专学生谢晋结识了女子中学“校花”徐大雯。几经波折后，谢晋与徐大雯喜结良缘，从此也成了“江安女婿”。
六年频繁的话剧演出不仅锻炼了剧专师生的表演才能，而且大大提高了江安观众的欣赏水平。剧专第六届学生赵锵对江安观众的印象极为深刻：“江安观众是我们经历中最难得的观众，……欣赏能力是许多大城市所不及，他们能欣赏中外古今的名剧，即使莎±比亚、柴科夫的作品都会看得津津有味，安静、准确地反映剧中应有的效果”，而且“从不中途退场”。
无法复制的“黄金时代”
为了把国立剧专办成中国最高水平的戏剧学校，校长余上沅付出了巨大的屯血。学校在江安刚刚安顿下来，他就忙着和教务主任曹禺一起想方设法搜罗人才。
1939年秋，曹禺得知自己的清华同学张骏祥从美国学成归来，便专程赶到重庆迎接，力邀其到国立剧校任教。在返回江安途中，两人在江船的通铺上彻夜长谈。在余上沅和曹禺的努力下，洪深、焦菊隐、马彦祥、陈治策、杨村彬、黄佐临、金韵之等一大批知名艺术家陆续到来，大大提升了国立剧专的办学水平。从1939年到1945年，国立剧专在江安度过了相对平稳的六年，也正是在这段时期，迎来了她的“黄金时代”。
在江安国立剧专，曹禺完成了《蜕变》和《北京人》两部话剧的创作，并接受老友巴金的委托构思改编其代表作《家》；吴祖光完成了《孩子军》和《正气歌》的创作；焦菊隐成功导演了莎士比亚的代表作《哈姆雷特》；金韵之则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运用到教学中，使其成为中国话剧的基本表演体系……最重要的是，在六年的办学过程中，国立剧专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戏剧人才。那是一大串响亮的名字：谢晋、刘厚生、温锡莹、耿震、冀淑平、王永梭……每一个名字都成了中国戏剧或电影艺术的一块丰碑。
虽然国立剧专在江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这并不能证明这里就适合国立剧专的发展。恰恰相反，作为当时国内最高水准的戏剧学校，远离大都市的江安小城对她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限制。相对封闭落后的社会和艰苦的生活环境迫使一些有名望的教师陆续离开。1939年夏，身怀六甲的金韵之为了生育的安全与丈夫黄佐临告别江安前往上海。同年9月9日，在上海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为了纪念在四川流亡的岁月，他们给女儿取名黄蜀芹。1940年冬，苦于无法施展抱负的张骏祥离开江安前往重庆担任中央青年剧社社长。张骏祥的离开在国立剧专师生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1942年，受到特务盘查的曹禺也选择了离开。
客观说来，没有日本的全面入侵，就不会有高校的集体内迁；没有日本对重庆的持续空袭，也不会把国立剧专逼往小城江安。因此，随着战局的变化，国立剧专留在江安的条件也在不断变化。事实上，从1941初春开始，国立剧专就已经出现迂回重庆办学的呼声。直到1945年初，欧战基本结束，日本败局已定，教育部同意国立剧专迁往重庆北碚。
1945年7月，江安百姓怀着无限惋惜的心情送走了剧专师生们。从此，江安国立剧专成为历史。四年后，国立剧专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华北大学文艺学院合并成为中央戏剧学院。